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汉人排满情绪下降。为有效提高朝廷的运作效率和拉拢汉人，康熙逐渐重视文化功能。为增强汉人参政辅政的意愿，在科举上不提倡蒙、满参考，历科鼎甲人物几乎全为汉人。自湖广分设贡院后，湖南科甲出身者不断增多。“学而优则仕”的教导下，清廷中的湖湘实力逐渐崛起。随着嘉庆、道光年间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等人高中进士，官至督抚、侍郎的高位，湖湘政治实力群体日益成型。
历代以来靠着荫勋、贵戚、军功、捐纳得高官者不在少数，但以文治国的国策下，进士出身代表着学术文化极具才华，学问与名爵齐备使得高官颇以进士出身为傲。清代满汉之分严重的情况下，汉人更看重进士出身这一文化上的骄傲感。孙中山曾说：“官吏非由此（科举）出身，不能称为正途”。而湖南与湖北分闱考试以后，湖南文运大昌。
其一，湖广分闱前后两个时期，湖南进士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分闱前的78年，清一共开科30次，共录取7298名进士，湖南进士只有68人。分闱后到科举废除的182年间，一共开科82次，共录取进士19016人，湖南进士667人。这说明了湖广分闱对于湖南科举进步的重大影响。
其二，长沙府在分闱后进士人数大增，402名进士不仅遥遥领先全省其他各府级单位，就全国而言也不落下风。曾国藩曾在道光二十五年科考成绩公布后，写下了“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的对联，描绘了长沙府科举盛况。
其三，就鼎甲人物而言，湖南全部13名一甲进士都出现在分闱之后，其中状元有衡州府的彭浚和长沙府的萧锦忠。长沙府9名鼎甲人物虽在全国而言尚称少数，但也反映了长沙府优秀人才的崛起。以湖广分闱为界限，全省的科举优势完全集中到了长沙府，并且长沙府为全国贡献为数颇多的进士。
湖南拥有很多世出人才的文化世家，在《湖南历代文化世家》系列书中，辑录了湖南40余家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世家。在这些文化世家中，大多都频出进士，甚至父子同为进士，如长沙府益阳县的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探花，其子胡林翼为道光十六年进士。长沙府从科举和学术厚度而言，都称得上是文化重镇。 湖南进士除了家学渊源外，他们或他们父辈之间大多数有师出岳麓、城南两书院的同门之谊，在科举时代师出同门，接受相似的为人处世之道，使得在朝局中他们互相帮助。
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形象的反映出，晚清时期湖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若不是科举缔造的人才优势，湖南也许在晚清时期依旧是“荆蛮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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