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崩樂壞，瓦釜雷鳴。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痛我生民，遍地哀鴻。念我大同，恍若大夢，天命何歸，四海飄蓬。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東周末年，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群雄割據，烽煙四起，道德淪喪，人們陷入了惶恐和瘋狂。在見識到了人性的醜陋和時代的瘋狂之後，知識分子開始了對時代對人性的反思，諸子百家一時間如黑夜的星星一般紛紛閃現，照亮漆黑長夜，而其中最明亮的一顆，就是孔子。
孔子一直認為，這個世界變成如此瘋狂，人們變得如此邪惡，時代如此混亂，都是因為“禮樂”這鎮國法器崩壞了。禮樂文明是華夏文明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上其他擁有青銅文明的地域，如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他們的青銅文明以製造兵器和工具為主，而中國的青銅文明，卻是以禮器和樂器為主。
禮本是向神明祭祀的古老宗教儀式，樂則是在祭祀中用歌舞和音樂向神明表達自己心意的行為。周朝建立之初，民智未開，貪婪而野蠻，人們不懂得互相尊重，不懂得敬畏，不懂得禮儀廉恥。於是，周公結合商朝的典章制度，將“禮”這一宗教制度轉換成社會典章制度，構建一個等級森嚴尊卑有序的社會，讓人們在明白了倫理綱常仁義廉恥之後開始相敬。而“樂”則用於緩解因為“禮”造成的等級化、秩序化而引起的對立感和心理矛盾，讓人們在廟堂族長間父母兄長鄉里間相愛，把人們本來對鬼神的崇拜和敬畏轉移到了倫理綱常之上，取得巨大成效，禮樂文化一直支撐周朝791年，由鼎盛到衰落，由衰落到腐朽。
後來國運不濟，暴君昏君頻頻出現，犬戎來犯，雖合諸侯之力，殲滅強敵，但元氣大傷，而後來西周滅亡，東周混亂不堪，諸侯問鼎天下，逐鹿中原，烽煙四起，戰火紛紛。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禮記・樂記》
只要能讓世界重新迴歸禮樂就好了，孔子懷著這樣的理想，帶著弟子，潦倒窮困，一生遊說四方，雖然他的理想有生之年都沒有實現，但他創造的儒家思想，卻照亮了幾千前後華人的靈魂歷程。他的追捧者朱熹說過：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可是真的只要迴歸禮樂，呼籲人們相敬相愛，遵紀守法，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嗎？周朝的滅亡，禮崩樂壞只是其表現和結果，而不是其根本原因。周朝滅亡的原因除了出現周幽王、周厲王這樣的昏君暴君之外，其本質原因還是：
領土大幅縮減，武力急劇下降，對諸侯失去了控制力。
經濟重心轉移 人口急劇增長，經濟重心就從黃河上中游下移到了中下游。
和諸侯的聯姻在經過了漫長時間以後，親情漸疏，已經失去了約束力。
這才進一步導致，井田制、宗法制、禮樂制度的崩壞，不但失了大勢，還失了人心。天下已經亂了，社會已經病了，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空談禮樂，自然是紙上談兵。
孔子創造的儒家思想本意是很好的，像烏托邦一樣。可惜，事實證明，人類歷史上創造烏托邦的嘗試，往往都很可疑，魯迅有句話叫“扯虎皮，做大旗。” 孔子的思想在漢代被重視，董仲舒發現，利用儒家孝道的道德綁架，使其忠心耿耿，這一招特別好用，於是獻計給漢武帝，從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此鞏固了中國曆時2千年前的中央集權制，雖改朝換代，或蒙受外族入侵，但這套制度框架一直沒有變化。
胡適說過一番耐人尋味的話：“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迴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
自古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值得我們去反思。不是說禮樂沒用，但是禮樂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禮樂必須建立在健全的法制，強勢的軍事，發達的經濟之上，才能重現漢唐之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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