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我想寫出日子的“緩”
舒晉瑜
從1999年開始閱讀李佩甫，到2012年我第一次和他面對面採訪，一個讀者的閱讀從淺層的表相認識到逐漸深入試圖體會作家的深刻表達，需要時間累積，需要文字的浸潤，需要對文學耐心的追隨，而這種追隨，與作家的思想、才華和文學表達不無相關。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頒獎時，我在場。頒獎的時刻總是莊嚴神聖的，但是李佩甫的發言讓人會心。他說:
我出身工人家庭，父親是個鞋匠，父親自12歲進城當學徒，先是給老闆打工，後成了國營鞋廠的工人，60歲退休，整整幹了48年。父親生前曾給我做過一雙皮棉鞋，22年了，這雙皮棉鞋如今還在鞋櫃裡放著，每年冬天都穿。應該說，父親是個好鞋匠。
我不知道我的作品，22年後還有沒有人看。記得一次下鄉，一個農民問我:你幹啥的?我說，作協的。他問哪個廠，我笑了。他說:哦，個體戶。是啊，我也算是手工勞動者，只是不知道，我的產品能不能超過父親。父親做了48年的鞋，我才寫了38年。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兒，已很不容易，我慶幸的是，寫作是我的選擇，寫作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生命冊》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之後，李佩甫又進入新的創作。他說，創作不能太功利，首先要把它變成精神的事情，變成產生快樂的事情，雖然創作在某一個階段是苦的。
《平原客》就是他的新長篇。
李佩甫有出去散步的習慣。每到傍晚時分，他一個人走在大街小巷裡，走著走著就走到工地上去了。他看見民工們坐在路邊的馬路牙子上捧著大碗吃飯。有時候，他會走到他們的工棚裡去……他常常想：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們就是我，我就是他們。
他的筆下也常常有“他們”，“他們”也是“我”。過去，李佩甫寫底層人物比較多，關注的多是底層老百姓的命運，而《平原客》(花城出版社)則是對這塊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種研究。在挖掘中國社會變革中人們精神軌跡的變化時，《平原客》也觸及了精神危機、情感危機。
這是一部讓人看著心痛的作品。“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如同麥子的黃，人的變化也是無聲息的。“植物”在發芽的時候，都是向著陽光的，可長起來就不一樣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長成什麼樣子?它們為什麼長成了這個樣子?
李佩甫在《平原客》中，寫的是一個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態，同時依然探討的是植物與土壤的關係。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資本”的力量。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資本”的力量正在一步步顯現。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全民性的。過去，我們只是在理論上批判“資金本主義”，可是誰也沒有經歷到“資本”在現實生活中對人們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全民式的、是無聲無息的。這不是好與壞的問題，也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只是說，“資本”時期，來到了。
這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也許人們已經注意到，現在所有的生物都在發生變化:老鼠正在一天天的“袖珍化”;蚊子也加快了飛行速度，快到你再也打不到了;嫁接出來的果子味道越來越怪，花期是可以在冷凍室裡更改的……
“小說從關注一個副省長殺妻案開始。素材雖得之偶然，可我前後準備了大約有十多年的時間。 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我儘量佔有方方面面的生活素材。”李佩甫說。
寫作方向一開始就定下來了，可是，開筆仍然是困難的。難就難在，從表面上，這是一部帶有“反腐”意味的作品，切進的生活面比較廣泛，所以李佩甫在素材的使用和剪裁方面就比較吃力，此作牽涉的事件、人物太多，枝節也多，一是怕寫散了;二是怕寫成一部純破案的小說。所以在結構方式上花了很多時間。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最害怕的是重複自己。雖仍然是寫平原，仍然是這麼一個特定的地域，如果不能找到一個新的切入點，就有可能在文字上、情緒上重複自己。好在李佩甫習慣每年都會下去走一走。“花客”這個切口就是他在“走”的過程中無意間找到的。
在平原偏東南的一個縣份，有一個“南花北遷”、“北花南移”的中轉基地。無論“南花北遷”，還是“北花南移”都要在這裡過渡一段時間，花卉才可以成活。所以，改革開放後，這裡逐漸成了全國有名的花卉集散地。於是，在一個個花卉市場上行走的時候，李佩甫在那麼多的焦躁的人臉中選出了一張，“切口”就找到了。
“我研究的是一批‘潮頭人物’，這些人大多也是從社會生活的底部衝殺出來的，是改革開放給了他們‘機遇’，於是，他們的生活軌跡發生了變化。如:副省長、市長、縣長、局長、億萬富翁、號稱‘天下第一審’的破案高手、以及窮兇極惡的殺人犯等等。”李佩甫想說的是，寫這麼一批“精英人士”，對他來說，雖有難度，但不算太大。他已是年過花甲的人了。在一些時間裡，在他下去採訪的時候，在飯桌上、酒桌上，或是一些會議上見識過各式各樣的官員或精英……《平原客》裡所寫的，都是有生活基礎和生活原型的，只是各自表現形態不同罷了。李佩甫曾經關注過各省的十多個殺妻的案例，他們也都是常人，是一步步相互逼著走向懸崖的。他到鄉下采訪的時候，那位殺妻案副省長的原型，他家鄉的人都說他是個“好人”，說是風水的問題，是他家蓋房蓋到“坑”裡去了。在一個時期裡，風氣是可以染人的。他也曾經長期關注過一個“審案高手”。在寫《平原客》之前，李佩甫也先後採訪過十多個區縣一級反貪局的檢察官，對他們的生活、工作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比如那個用菸頭燙傷犯人的案例，就來自真實的生活。
2017，兩個河南籍作家李佩甫和劉震雲，同時引用了“吃瓜群眾”。李佩甫借用了時代的網絡語言。據他個人的理解，“吃瓜群眾”是弱小的代詞，是小私小我的概數，“吃瓜群眾”獨自是撐不起一個“天”的。所以，“吃瓜群眾”是個虛數，他相當於一個個的“人民”。就此，《平原客》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人民批判書”。
《平原客》的寫作緩慢、平和。不是因為此作有社會生活的真人真事為依託，而是李佩甫要寫出一種感覺:“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這是一種“有毒而不自知”的日子。他要寫出我們生活在一種有毒的日子裡而沒有自覺，我們正被一種毒素浸泡著，這是一種很緩慢的過程。他想寫出這種日子的“緩”。
要講好“中國故事”，作家是離不開時代生活的。李佩甫說:“身處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這個每時、每刻、每條道路都在發生著變化的時代，這個今天出門也許明天就找不到回家路的時代，是連蒼蠅、蚊子都在悄悄發生著變化的時代……這就是當前的中國。每個作家都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寫作方向。對於一個作家來說，能夠準確呈現和表達的，都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領域。”
比如美國作家福克納，一輩子都在寫那塊“郵票般大的地方”。拉美作家馬爾克斯，拿出的也是他最熟悉的拉丁美洲土地上的生活。就此來說，“平原”就是李佩甫的“寫作領地”。他是把人當“植物”來寫的。寫“土壤與植物”的關係。寫平原上的各種不同的“生命狀態”:從《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再到《平原客》(應該說，它們的寫作方向是不同的)，在李佩甫，是一次次的重新開始。是“認識、認識、再認識……”的過程。作家能有一塊屬於自己可以反覆耕耘的土地，他覺得很慶幸。
這個“平原”具體說來，也就是七八、十來個縣份，後來就是他心中的“平原”了，也可以說是虛擬的平原。“說實話，我並不為了寫哪部具體作品才走的。只是為了一次次地重新熟悉這塊生我養我的熱土。重新認知我早年所熟悉的聲、光、色、味。當然，每每在寫作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也會下來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緒，讓時光點燃自己。也順手拾一點什麼。”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李佩甫有收集縣誌的習好。每次到下邊去，能找到的縣誌，他都會找來讀一讀。從歷史上說，平原是一塊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這裡一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氣溫十六、七度，土壤肥沃，可以說插根棍子都可以發芽。同時也是儒家文化浸潤最深的一塊土地，是“羊氣”最重的一塊土地。正因為一馬平川，這裡無險可守，凡有“金戈鐵馬”打進來，於是就“得中原者得天下”了……所以這塊土壤是精華和糟粕共存的。是含有毒素的。這是一種慢毒，讓人渾然不覺。在這塊土地上，“土壤”與“植物”的關係極為密切。李佩甫一直在呼喚一個民族的神性，期望能把這種“羊氣”換成“骨氣”。點一盞燈，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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