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李叔同的護法、馬一浮的知己、豐子愷的老師
他收殮了秋瑾的遺體
執行完成文瀾閣《四庫全書》癸亥補鈔
這樣一個杭州文化名人，為什麼幾乎找不到資料？
第一次聽到“堵申甫”這個冷僻又奇怪的名字，是和弘一法師的《斷食日誌》有關。
不久前的8月23日，“紀念李叔同弘一法師出家一百週年活動”在虎跑寺舉行。杭州虎跑，乃弘一法師當年斷食之地，也難怪建於此地的李叔同紀念館要把《斷食日誌》作為“鎮館之寶”了。11年前，杭州市園文局還為此向全社會發起尋找李叔同《斷食日誌》真跡的線索。最後，一個叫朱德天的老人把父親曾購得私藏的《斷食日誌》捐贈給了李叔同紀念館。
弘一法師把《斷食日誌》贈與堵申甫
特別的日子紀念特別的人，往事又被重提。
熟悉弘一法師生平的應該都知道這個橋段。1918年農曆七月十三，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在他出家前夕，他把自己房間裡屬於俗世的一切物件，全部贈與友人、學生和相關單位，其中把斷食17天所記下的《斷食日誌》贈與堵申甫……
等等！這個堵申甫，何許人也？
民國美術教育家姜丹書曾在《追憶大師》中回憶李叔同：“民國五年在虎跑試驗斷食，是引起出家之最大動機。”足見這個《斷食日誌》在李叔同生平文獻中的地位之高。如此珍貴又關鍵的日誌，李叔同居然願意交給堵申甫？
遍搜網絡，堵申甫資料極少
疑問湧上心頭。
然而遍搜網絡，堵申甫其人，就如同他的罕見姓氏“堵”一樣，資料極其稀缺。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彷彿把這個人給遺忘了。
關於他如謎一般的生平，在留下的只麟片爪中，寥寥提到的幾乎都是，他是李叔同生前的同事兼摯友，同時也是弘一法師早期出家時的一個“大護法”。何謂護法？當然不需要傳說中的金剛護體，但在法師閉關念佛期間，得為他提供生活和經濟上的資助，細碎繁瑣。可見，李叔同和堵申甫兩人的情誼之深。
直至讀到杭州師範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陳星教授在《弘一大師考論》（2002年出版）中寫到過的一篇“堵申甫”研究。
在位於杭師大倉前校區的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陳星教授回憶，他研究“堵申甫”的緣起，其實始於一次“命題作文”：“臺灣有個泰斗級的弘一大師研究學者陳慧劍，從1995年開始，他在臺北組織過一個‘海峽兩岸弘一大師德學會議’。1997年、1999年、2001年我都去了。當時陳慧劍提出，非常希望大陸的學者能對那些世人還未關注的弘學領域，有更多開拓。某日，他給了我任務，研究弘一大師和堵申甫的交遊。原因很簡單，我是杭州人。”
然而在堵申甫這條線上，陳星分明摸到了燙手山芋，“涉及堵申甫的註釋都是三言兩語，甚至連他的生卒年月都無法確認”。光是簡單的一個生平介紹，陳星就跑了數十趟各大檔案館和資料館。
“你越瞭解堵申甫，你越會發現，這是浙江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他不僅僅是一個弘一大師護法那麼簡單。浙江文化史上一大盛舉文瀾閣《四庫全書》癸亥補鈔，我們都知道由張宗祥主持，但是實際執行者和完成者卻是這位堵申甫。但是人們好像都把他淡忘了。最讓人遺憾的是，他生前寫下的《東南紀勝》《民國春秋》等等書籍，根本找不到蹤跡。你想，這樣一位董理過補鈔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殘缺工作，為浙江藏書事業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人物，他的著作居然在浙江圖書館內沒有收藏，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陳星說，自從他開始做李叔同和堵申甫的交遊研究，近20年來，除了平湖王維軍對兩人的往來書信有所補充考釋外，似乎很少有人對堵申甫感興趣，“四年前，杭州圖書館館刊《文瀾》上，有發過一個叫陳諒聞的教授寫的《造福詵詵，屹山仰之——懷念堵申甫（福詵）先生》回憶文章，大概是目前能讀到的與堵申甫有過親密接觸的人寫的唯一史料了。此資料現已由桐鄉葉瑜蓀整理、尋繹和論述，發表在去年的弘一大師研究國際學術會議。”
當過浙大秘書，在杭州生活了58年
在滾滾奔騰向前的歷史長河中，被塵封的故事總是多過有記載的文字。
巧合的是，幾個月前，一位居住在成都的76歲老人吳家蘭，來杭州找到陳星教授，她拿出一本《堵氏家譜》。吳家蘭正是堵申甫獨生女兒堵桐碧之女。陳星建議，如果這本《堵氏家譜》能公開出版的話，也許能進一步推動堵申甫史料的研究。吳家蘭和家人商量後，決定將堵申甫唯一留給堵氏後人的這本《堵氏家譜》出版，順利的話，今年年底就能出爐。
“我母親是外公唯一的女兒，她生了我們四兄妹，我是老三。大哥堵祖蔭隨母姓，從小管外公喊‘爺爺’。我外公為人低調，到晚年經歷家變，又加上‘文革’，到我們這代手上幾乎沒有外公任何像樣的遺物，甚至連隻言片語的墨寶也沒有。唯一剩下的就是這本《堵氏家譜》。”吳家蘭說，“我們孫輩幾個學的都是理工，對文史不感興趣。一直以來，知道有關外公的研究資料都特別少，這本家譜在我們手裡也不知道怎麼辦。也許，出版是最好的傳承。”
跟隨堵氏後人的記憶以及已挖掘的史料，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章太炎、湯國梨、馬一浮、李叔同、蔣夢麟、夏丏尊、魯迅等大量近現代名人，堵申甫都在他們的人生舞臺上扮演著或重或輕的角色。他不僅是李叔同的護法，還是馬一浮的知己、豐子愷的老師……在老家紹興，和秋瑾是鄰居，甚至收殮了秋瑾就義後的遺體。他當過兩任餘姚縣長，親政愛民，離任回杭時，當地百姓萬人送別。他還在母校浙江大學擔任秘書，為浙大的前期建設出謀劃策，比如浙大教學樓陽明館、梨洲館、舜水館，這些都以餘姚先賢命名，實際上正是堵申甫提議的。
算起來，堵申甫在杭州整整生活了58年，但是這樣一個杭州文化名人，留下的史料卻是屈指可數。正如陳星所說：“一個完全不應該被遺忘的杭州歷史人物。他是浙江近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教育家、文化人，尤其對浙江的圖書文化建設作出過獨特的貢獻。可如今除了少數學者對他有關注外，圖書收藏、文化研究方面很難找到這個人的蹤跡。希望《堵氏家譜》出來後，有更多的人去記住他。”
與李叔同是同事兼好友 弘一法師出家後盡心盡力當護法
堵申甫並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堵福詵，字申甫。
世人對堵申甫提到最多的就是弘一法師護法。
堵申甫和李叔同的友誼開始於他們一起在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1913年改名為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現為杭州高級中學）當老師，即1912年。堵申甫比李叔同小四歲。
當時，李叔同教音樂、美術，而堵申甫教書法，同時兼任學監和舍監。除了李叔同，那時候，堵申甫和夏丏尊、錢家治、馬敘倫，姜丹書，單不廠等等，都是同事，而校長正是歷史上那個眾多學生甘願犧牲性命都要挽留他的傳奇教育家經亨頤。學生中有陳建功、豐子愷、潘天壽、劉質平、吳夢非、宣中華和郭靜唐等。豐子愷曾在其《緣緣堂隨筆集》中稱之為“杭州的堵申甫先生”。
堵申甫擅長行楷和行書，喜歡畫畫和金石雕刻。恰好和李叔同情趣相投，兩人自然來往密切。後來，李叔同擔任“樂石社”社長，堵申甫是主要成員之一。
李叔同虎跑出家，世人皆為震驚。堵申甫同樣極為驚愕，但是身為好友，他尊重李叔同的選擇。在李叔同向他提出，以出家後的“護法”工作相托，他毫不猶豫答應了。
事實證明，這個朋友值得託付。在李叔同出家後的歲月中，堵申甫不僅盡力保證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充裕，甚至還幫助他出版一些佛書。看到李叔同身體虛弱，堵申甫特別找了個衢州籍的農家孩子給弘一做徒弟，來服侍弘一。後來師徒關係很好，弘一給他取名“寬願”。
弘一法師唸佛時是不見客的。豐子愷就在他的《法味》文中提到，有一回他和夏丏尊去杭州招賢寺看望弘一，結果去得太早，吃了個閉門羹，法師讓他們下午5點再來。兩人只好等到點了再進去。但堵申甫卻是例外，弘一對這位“護法”破例可以“不拘日時”，也就是能隨時出入，來去自如。
兩人不見面的時候，還會寫信往來。從弘一法師寫給堵申甫的書信中，可以看出，堵申甫的護法工作極為靠譜。有一年，弘一法師想去溫州，5月20日寫信給堵申甫問他能否贈予三十金盤纏。結果6月1日，弘一法師就寫了封回信，表示已收到三十金並表示感謝。
在其孫堵祖蔭的回憶中：“爺爺教書期間，就常常拿自己的工資去補助貧困學生的學費和餐費，得到很多學子的感激和敬重。”
家境富裕，交友圈極廣 為父賑災募捐平反
做護法，是需要經濟實力的。
中青年時期的堵申甫，家境富裕。
清光緒十年，也就是1884年，他出生在紹興和暢堂，為明末進士出身的抗清名將東閣大學士文忠公堵允錫之十三世孫。《堵氏家譜》中，他給自己的自傳是：“自幼聰慧有大志，性誠憨而孝友。”從年幼時起，他就展現出了卓越的交友能力。
當時，堵家已經是個“幕賓世家”。父親堵煥辰參加鄉試時，中了舉人，從此和湯壽潛、蔡元培結下了金蘭之誼。而這兩位聲名顯赫的“世伯”，後來也成了堵申甫人生路上的忘年交。
堵申甫13歲入學紹興中西學堂，後又進入紹興府學堂，正是在那裡，他認識了少年神童馬福田（就是後來的國學大師馬一浮），從此馬一浮成了他一生的摯友和知己。一起考秀才的同學中，他和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兄弟，竺可楨之兄竺可材等也都交往頗密。
1901年，17歲的堵申甫到杭州求學，進入杭州求是書院（1903年改名為浙江高等學堂，浙大前身）。1907年，堵申甫從浙江高等學堂師範科畢業後，得貢生出身訓導職，地理教師中有舉人張宗祥，預科同學中有陳布雷、鄭曉滄等，他們和堵申甫一樣都是“求是精英”。就這樣，堵申甫社會交際圈大開。
第二年，堵申甫被晚清管學大臣張之洞錄取入學京師優級師範學堂（北師大前身）。但他並沒有順利畢業。
原因是那時候正好他父親堵煥辰在安東（今江蘇漣水）當縣令，遇到淮河氾濫，安東受災嚴重，不得不向省裡求救。結果賑災使者來晚了，凍死餓死了好多人，堵煥辰一急，就責備了使者。使者當然不樂意了，回到省裡就開始誹謗，於是堵煥辰遭遇革職。
賑災事急，那時堵煥辰已經動用了公款3萬餘元緊急救災，被革職後，這些錢他要全部自掏腰包衝抵，結果還差一萬多元。焦灼之下，堵申甫挺身而出，毅然休學3個月，到安徽、江蘇、上海、浙江各地奔走，為父親借錢還債。由於他的人脈廣，後來在親友的資助下，公款終於還清了。兩江總督端方聞知此事，對堵申甫大為讚賞，不僅發了嘉獎，還親自為堵煥辰上奏昭雪，幫他官復原職。
那一年，堵申甫僅23歲。
曾是光復會成員 為鄰居阿姐秋瑾收屍
堵申甫在紹興度過的清末少年舊事裡，與秋瑾的交情頗具歷史傳奇色彩。
當時，身為熱血青年的他，看到清廷腐敗，民生凋敝，便參加了光復會，和革命志士陶成章、徐錫麟、秋瑾走得很近。當然，與比他大了9歲的姐姐秋瑾是最近的，因為兩家不僅是世交，還是鄰居。
堵申甫的父親堵煥辰每次在大門口看到秋瑾騎馬過來，就忍不住嚷嚷：“哎呀，婦道人家，扎紅辮、騎白馬，出啥風頭！多惹禍水！”秋瑾便回：“老伯，我沒有轎子坐。”堵煥辰一揮手：“來坐我的轎。”
沒想到，很快，堵申甫父親隨口說說的“禍水”真的來了。光緒三十三年，徐錫麟在安慶槍殺恩銘事發，杭州新軍迅速過江，緊接著秋瑾就在紹興大通師範學堂被抓走了。
得知消息的堵申甫，第一反應就是往秋瑾家的書房跑，把她放在抽屜裡的光復會成員名單收起來，並迅速回到自己家中，把名冊浸到水缸裡搗糊掉。正是因為他的“快人一步”，所以後來新軍到秋家去抄家時，沒有發現那本名冊。
第二天，堵申甫去探監，秋瑾隔著鐵窗向這位鄰居阿弟請求：“現在唯一辦法，就是請外國教堂神父或牧師來保釋。”但是堵申甫一連跑了好幾家教堂，得來的結果都是“拒保”。他哭喪著把這個消息告訴秋瑾時，獄中的她哭了。
秋瑾被殺的那天清晨，堵申甫趕到軒亭口時，天才矇矇亮，圍觀的人已不少。穿著黑色囚衣的秋瑾，屍首分離，一大攤血，慘不忍睹。痛哭一場後，還沒來得及調整情緒的堵申甫趕緊幫助收殮秋瑾，並用電報告訴秋瑾丈夫王廷鈞。沒過幾天，他得到消息說逮捕將大規模發起，堵申甫只好連夜離開紹興，逃往上海。
外孫女吳家蘭常常聽堵申甫講起童年玩伴秋瑾，她曾問過外公：當年外國傳教士為什麼不願意幫助出面保釋？“外公私下對我們透露說，外國傳教士不願意幫忙是因為秋瑾從來不理睬他們。”
歷時兩年 他是文瀾閣“癸亥補鈔” 實際負責人
提到文瀾閣《四庫全書》，正是那次著名的“癸亥補鈔”，完成了文瀾閣所有庫書的補抄，使之得以恢復全貌。而且所有抄書經費全部都是浙江人自己募集到的，沒有用公家的一紙一筆，純屬民間行為，堪為佳話。
我們都知道，“癸亥補鈔”發起人和主持者是當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張宗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實際負責補抄具體事務的正是這個堵申甫。
堵申甫為什麼會做這個事呢？一來，堵申甫喜歡藏書；二來，在杭州浙江高等學堂（現在的浙江大學）求學期間，張宗祥是堵申甫的老師，教《本國地理》。兩人始終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順理成章，張宗祥當時把這個重任交給了自己信任的學生。
1923年2月，堵申甫以浙江省教育廳秘書名義，領命在杭州組織人力，前往北京督理“癸亥補鈔”。當時北京正鬧災害，願謀微利度活者多，而字體秀麗者也多，很快就招到了眾多鈔寫者。整個補鈔工作前後歷時兩年，到1924年12月完成。張宗祥後來在《文瀾閣四庫闕簡紀錄》裡寫道：“抄寫之力，堵生申甫最著，不間寒暑，日夕督寫生二百餘人，乃能成此。”
後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大加褒獎：“張閬聲和堵申甫為浙江省文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特地寫信給堵申甫，稱讚他督鈔“四庫”的功勞。
“癸亥補鈔”完成之後，直到1949年前，在孤山上的文瀾閣陳列廳，都一直掛著張宗祥和堵申甫的畫像，以供參觀者瞻仰。
他曾住在吳山腳下 屋前的葡萄樹是王國維送的
杭州吳山腳下，有條短短的舊藩署路，南起河坊街，北至惠民路。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記得，這條鬧市中的巷子曾經叫東公廨了。
東公廨2號，就是堵申甫的家。那是一座既有青磚黛瓦、又有百葉窗設計的二層樓中西式洋房。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由堵申甫的父親堵煥辰建造。洋房有前庭後院，洋房底層除門庭外，是堵申甫的書房、臥室和餐廳，曾經浙江大學的幾任校長邵裴子、蔣夢麟、竺可楨、鄭曉滄等都是那兒的常客。別墅前庭有3棵巨大的紫葡萄樹。說起這葡萄樹，還是王國維送給堵申甫的。原來，堵申甫喜歡文物，在北京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時，節假日有時會跑去北京琉璃廠、榮寶齋逛逛，在那裡偶爾能淘到從皇宮流入民間的古玩。同樣酷愛文物的王國維和堵申甫本是舊友，他特地從“南書房”前移來一枝從英國引進的紫葡萄秧送給堵申甫。於是，這枝當時在杭州頗為稀奇的葡萄秧被帶回了杭州。每年夏天，葡萄枝下，果實累累。外孫女吳家蘭至今還記得那個場景，摘下的葡萄送給親友，那會兒是稀罕物，外面買不到的。
遺憾的是，如今不僅東公廨2號消失了，這座建於清末光緒年間的堵家別墅，也徹底沒了蹤影。
據孫輩回憶，1958年，當時政府要在附近建體育場，需要拆除大片民房，堵宅雖在規劃區外，但當時已被徵為管委會辦公用房。於是，這套“東公廨別墅”便以273元的價格被收購了。堵祖蔭用了四個字，形容那時候的爺爺，“含淚出讓”。
算起來，從1901年堵申甫到杭州求學開始（期間有加起來短暫的兩年多時間他曾去餘姚擔任縣長。1933年2月因胃疾復發，堵申甫辭去餘姚縣長職務回杭州），半個多世紀以來，堵申甫漫長的生涯都在杭州吳山腳下這座東公廨洋房中度過。
吳家蘭回憶，“很快，東公廨別墅內物件全被處理，藏品散盡，家人撤離。爺爺以每月十元的租金租了西泠印社早期社員童大年家的房屋居住。”
吳家蘭也跟著外公住進了那間屋子，“外公和母親，我和弟弟，四個人擠在一起，裡面堆滿了東西。因為租的房子面積太小，大部分東西無法搬入，只能儘量送人或者丟棄，有些則劈開當柴燒了。他所喜愛的花草等均不復存在，大部分書籍等均告散失。現在看來，這也是一個重大的文史資料損失。”
之後，堵申甫始終鬱鬱寡歡，身體日見衰弱。1960年，他病情加重，由於租住之處狹小，生活不便，被親家接到杭州下城區三角蕩巷二十八號吳宅居住。第二年，堵申甫去世，享年77歲。
《斷食日誌》之謎
堵家後人說從來沒見過《斷食日誌》
除了著名的《斷食日誌》，李叔同出家前還有一些書畫、文具等贈予知己堵申甫。
“外公晚年時，已經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事。他害怕它們得不到好的歸宿，開始對很多藏書和藏品進行處理，轉贈或者託付給值得信賴的人。”吳家蘭說，“外界有說法，當年《斷食日誌》外流，是因為外公生活困難，賣掉謀生，甚至還有人說是堵氏後人賣給了章勁宇（章太炎堂弟丁輔之內侄，朱德天父親正是從章勁宇處購得，後來又捐給了杭州李叔同紀念館）。真相肯定不是這樣的。我們孫輩幾個，說實話，根本沒有見過《斷食日誌》，也從未聽外公說起。我們只聽說有一批李叔同的信件等在外公處，但也從來沒有見過。記得在外公晚年時，到處詢問是否有合適的機構，想把它們儘快捐獻至有關單位妥善保存。後來有研究者推斷《斷食日誌》，在堵申甫去世前，早在1956年就已歸章勁宇所有，我覺得是有道理的。而且我推測，應該是外公贈送給他的，而不是賣。那時候外公已經有嚴重的胃病和老年性肺氣腫，他不會不想到弘一的書信等放在手上，確實有難於傳承的問題，他是很著急的。如果有一個像章勁宇那樣的人，對此很有興趣收藏，我想他是很願意贈送的。”吳家蘭說無辜背了很久“後人因生活苦難，變賣《斷食日誌》”的說法，她正好通過這個機會為堵氏後人正個名。
（特別感謝杭州師範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和杭州圖書館專題文獻中心為本次採寫提供的幫助）
（都市快報 記者 潘卓盈 圖由堵氏後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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