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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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以下为杨守敬、日下东作、罗振玉、内藤虎跋文——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并跋),每页29.3×14.2厘米。日本私人藏。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达八百多本,传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共有两本。一为唐代传入日本的墨迹本,一为保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的北宋董薛嗣昌石刻本。此卷早在唐代已随归化之僧、遣唐之使流传到东邻日本,对日本书道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其余在中国本土者,南宋之后,俱成劫灰。只有保存于西安碑林的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薛嗣昌石刻本。虽说“颇极精工,无复遗恨”,可称善本,但和墨迹相比较,锋芒、使转含混多了。相比之下,石刻本轻重变化小,用笔中锋侧锋不明,含混而不见锋芒。可见米芾“石刻不可学”是有道理的。

《真草千字文》,北宋时宣和内府仅存七卷,南宋至今唯有一卷。流传下来的《真草千字文》墨迹只断烂了开首两行,其他都尚称完好;至于缺的部分,也已根据关中本补全。所谓“关中本”,是宋朝大观三年时薛嗣昌根据长安崔氏所藏真迹,於大观已丑(公元1109年)摹刻上石,又称为“陜西本”,原刻石今日尚存西安碑林,据说“颇极精工,无复遗恨”,可说是善本,但感觉和墨迹相比稍差一些。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复出后,很多学者不敢肯定为真迹。为了保险,说成是“唐摹本”。启功先生曾于1989年4月在京都小川家获观原本,在其《千字文说》中补记有“(纸色)盖敦煌一种薄质硬黄纸经装裱见水时即呈此色。其字每逢下笔墨痕浓重处时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犹有内亮之色,更可知绝非钩描之迹矣”。先生以初唐人临本证明:这就是800本之一。并有诗云:“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儿童相见不相识,少小离家老大回。”

1912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影印行世,内藤虎考订认为,这即是所谓“拓王羲之书”“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那一卷。天平胜宝八年(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 ,日本圣武天皇死后,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把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遗物中的《献物帐》即包含此卷,现在已改装成册。每页高29.3厘米,宽14.2厘米。光绪辛巳(1881年)杨守敬即在跋语中指为智永书。

千字文,即由一千字组成的韵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韵、不对仗的文字,被称为“笔”,而非“文”)。南朝梁武帝时期(502 —549 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此篇《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继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后,还相继出现了《续千字文》、《叙古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

智永,生卒年不详,陈、隋间僧人,名法极,姓王,会稽人,善书法,尤工草书。为王羲之七世孙,王羲之第五子徽之之后。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人称“永禅师”。常居永兴寺阁,临池学书。闭门习书三十年。初从萧子云学书法,后以先祖王羲之为宗,在永欣寺阁上潜心研习了30年。智永妙传家法,精力过人,隋唐间工书者鲜不临学。年百岁乃终。智果、辨才、虞世南均智永书法高足。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他所写的《千字文》清何绍基说:“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我们细读他的墨迹《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智永对乃祖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极为钦佩,决心使乃祖的书法万古流芳。智永练习书法极为刻苦。他在永欣寺时,就曾盖一座小楼专供练字,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就在这座冷冷清清的小楼里,他如痴如醉地练字,毛笔用了一支又一支,他常把用坏了的毛笔扔进大瓮,天长日久,就积了好几瓮。智永后来把这些毛笔集中埋在一个地方,自撰铭词以葬之,时称“退笔冢”。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智永的书法果然大有进步。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求其真迹者很多,智永穷于应付,以至于“缣素□纸,堆案盈几,先后积压,尘为之生”。登门求教的也极多,以至他户外之屦常满,连门限也踩坏了,智永又只好用铁皮来加固门槛,时人称之为“铁门槛”。这“退笔冢”与“铁门槛”便成为书坛佳话,与汉张芝(张颠)洗笔洗硕的“池水尽墨”交相辉映,同为千古美谈。

对于智永的书法,历代书法家与书法著作多有评价。乐安薛氏云:“智永妙传家法,为隋唐间学书者宗匠”;都穆《寓意编》云:“智永真草千文真迹,气韵飞动,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解缙云“智永瑶台雪鹤,高标出群”:韦续《九品书人论》云“智永正草,品上之下”;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智永“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唐)张怀瓘《书断》云:“智永师远祖逸少(逸少,王羲之字),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有道,书法家)之风,半得右军(右军,指王羲之)之肉。兼能诸体,於草最优。气调下於欧(欧阳询)、虞(虞世南),精熟过于羊(羊欣)、薄(薄绍之)。”张怀瓘将古今善书法者分成三品:神品、妙品、能品。智永的行书入能品,隶书、章草、草书皆入妙品。可见智永书法成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也有学者认为,智永书法全守王氏家法,缺乏创新精神。如李嗣真的《书后品》就认为“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对此,苏轼《东坡题跋》另有一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陶渊明)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苏轼又说:“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於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仿者,又在此论下矣。”

苏轼此说也确有一些道理。智永之志,确实不是独树一帜,而是要使乃祖书法流传于后世。智永居永欣寺期间曾临写王羲之《千字文》(王羲之生前并无千字文,此为萧梁殷铁石于宫中所藏王羲之墨迹中拓了千字互不重复之字,再经周兴嗣编次成韵文)800帖,分赠浙东诸寺,目的就是要借佛门之力,流布乃祖书法。

智永历代集评——

隋炀帝尝谓:“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

张怀瓘《书断》云:“智永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退辔,大海安流。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

米芾云:“僧智永书,虽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

苏轼《东坡题跋》云:“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永师仿钟元常《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智永真书千字文两种(53张)回向,沉着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过纸背者,唐以后此法渐澌尽矣。”

明解缙《春雨杂述》谓:“自义、献而下,世无善书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书学中兴,至唐而盛。”

清代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曾说:“智永《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喻之。”

清代冯班《钝吟书要》则说:“今日刻本《黄庭》(王羲之小楷《黄庭经》)多不是,但惜不见原本,字画俯仰处甚遒,翻之多失,与永师《千文》看方得。”

都穆《寓意篇》评其字谓:“《智永真草千字文》真,气韵飞坮,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

延伸阅读

唐代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敦煌石室残卷

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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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藏墨迹本并跋

唐代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敦煌石室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这篇《真草千字文》临本为敦煌石室所出,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图片分为三段,第一段20厘米,第二段42.5厘米,第三段38厘米-39厘米,颜色均匀呈暗赭色,全卷尺寸约为25厘米×101 厘米,存三十四行,书写内容形式,与传世的《智永千字文》刻本极为相似,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最成功的临本。

此本《智永千字文》楷书冲和俊秀,草书连带自如、圆劲流畅而又不失规范,深得智永三味。此临作题记为“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此题为楷书,参合已意,从其结体严谨处看,正是唐经生所临。文献记载,智永写《千字文》八百本,分施浙东诸寺,一时间流布甚广,成为寺院法师和民间经生临习的范本。敦煌蒋善进临智永《千字文》的发现,可见智永《千字文》的影响已是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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