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在《我看金庸》裡曾引言道：“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又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⑥這是比較中肯的說法，金庸的語言的確有速度感，是白話小說，很俗，而這也恰恰是金庸語言的長處。只是，王朔用金庸的優點或長處去批評金庸，孔門賣文之際未免有點貽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語言可以用“行雲流水，平中見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時常會引用一些古典詩詞，並運用的極富韻味，但其語言的主要魅力不在於此。金庸的語言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沒有難認的字，難懂的詞和艱澀的句子，語言的動作性強，極善構築戲劇性場面，具有一種令讀者忘記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
讀金庸小說時，迎面而來的是古樸、蒼勁的感覺，初看似乎語不驚人，但愈展開愈魅力無窮。金庸總是試圖在作品中不說而又說點什麼，那意境的昇華令人如飲佳釀，讀者於微醉之間已無形之中進行了一場靈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筆是靈動而又厚重的，但也誠如陳墨所言：“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如其為郭芙設計的一系列語言就不僅把她的尖酸、刻薄、嬌氣表現了出來，還把她對楊過既愛且恨的女人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
試看《神鵰俠侶》三十九回《大戰襄陽》裡對郭芙的描寫：“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麼？武氏兄弟一直拼命來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這麼說，郭芙這個人物的刻畫在金庸小說中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她的意義絕對不下於小龍女，李莫愁以及黃蓉，而大多數的讀者卻總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當成了楊過，而把郭芙當成了對頭並對之無比痛恨，殊不知此舉乃是入寶山而空回，買櫝而還珠了。金庸小說就是這樣：語言昇華成性格，性格昇華成命運，而命運反過來又影響語言，如此循循導之，步步深入。
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記憶猶新的是《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蟬嫁給了張飛……”在這裡，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金庸的語言還很幽默詼諧。從“老頑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韋小寶”，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說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們或是成為一種意義或思維的化身，或是成為小說重要情節或線索充實小說內容，或是與敘事角度和評點相結合，不但為金庸小說吸引了無數的讀者，也為這個快節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創作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卻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即使是《天龍八部》這麼一部氣勢恢宏、多頭並進的作品也得如此。這就要提及語式中的講述與描述。講述與描述的區別體現在敘事角度、人稱轉換、敘事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態度上，“講述是歷時性的敘述，提供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人物的過去以及有關信息”；而描述則“比較含蓄，多用客觀或‘中性’的語調”，是“給定了場面的戲劇性的現時性的敘述型語式”。
講述與描述的靈活運用在金庸小說中隨處可見，如《倚天屠龍記》第二章《武當山頂松柏長》的最後一段寫道：“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閒遊，仰望浮雲，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裡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這是描述性的，後面又接著道：“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遊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雲海，於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豐，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丰。”這又是講述了。在這段話裡，描述轉換成講述是不著痕跡的，細心的讀者在閱讀《袁崇煥評傳》時肯定更會有這種感覺。
金庸對語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風格是“經過了大量刻苦鍛鍊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他還說：“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王安石的詩說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說，其“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閱十載，增刪數次”的曹公雪芹來也毫不遜色。
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將《書劍恩仇錄》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駿馬驚白髮，險俠神駝飛翠翎”改成了“古道騰駒驚白髮，危巒快劍識青翎”，這使得這兩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開頭，金庸增加了張十五說書的故事。這種說書藝術將敘述者、聽者、讀者等自由結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間，以生動逼真的臨場感，滿足了讀者理清來龍去脈的願望，喚醒了讀者心目中潛藏的人物形象。而這種藝術與別的語言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鹿鼎記》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為這部20世紀與眾不同的武俠小說的增加了不少藝術價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筆衝破了小說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對語言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英國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無聲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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