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广（笑着歌笑点）
1974年，也就是初中毕业的最后几天,考完试了，我在家里等着领取毕业证和升入高中的通知书。
这天早晨,学校突然来电话,让我和高中毕业，也正在等着领取毕业证的三哥到学校去一趟。连想都没想,我们哥俩就连跑带颠地来到六七里远的学校。
出事了。原来,三哥写的一封信，被送信的师傅不慎丢在了路上(这要是在现在,非得追纠其渎职责任不可)，被当时公社的一位干部捡去了，扔在桌子上好几天。这天，因为找不到抽烟纸，这位干部便顺手把信给撕了（这更是违法行为，只不过是那个年代的人还没法律意识）。正待把信纸撕成卷烟纸时，他发现信的内容有“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三哥写给二哥的信，他在信上发了几句牢骚，比如家里人口多，又都是上学的，没有劳动力，年底生产队不给分粮食或有意分给质量不好的粮食或者少分粮食等。事实也真是这样，分粮食时，生产队“头头”对我们包括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冷嘲热讽，说什么：“不干活，干吃饭”、“平时干活看不见，分粮食时来了一大帮，就应该饿着你们……”等等。
三哥已经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了，我也十五六岁了，哪受得了那个？父亲早逝，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哥哥去当兵，我们在家的兄妹都在上学，没有人参加生产劳动。在农村，只有劳动才有公分，一般情况下，年底是按公分的多少分粮食。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属于照顾对象，只能分最低标准的。即使这样，别人也看你不顺眼，觉得你是不劳而获。可是，我们又不能不上学。每年去分粮食时，心里总有过意不去的感觉。本来已经这样了，别人再说什么，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三哥在写给二哥的信上说：“你还保卫国家呢，家里人连饭都快吃不上了。”牵涉上我的，是信上的最后一句“弟弟都不想上学了”的话。他们认为，这两句话有“问题”。
那是什么年代呀！信，很快被转到学校。我记得非常清楚，一到学校，教导处高高个子、深深眼窝、满脸黑皮一样葫子的姓阎的主任，把我和三哥各放在一间屋子里，恶狠狠地轮流训斥我们。他上纲上线，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污蔑新中国”等，“大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他说，“要不是看在你们是学生的份上，打上个反革命都不过份。”反革命分子，那是要被游街批斗的，要“永不得翻身的”，要“天天劳动改造”的。真的不知道三哥当时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吓得够呛。
我被吓哭了。当时，学校连毕业证都不想给我们了。我呢？心里下决心不念书了，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恶魔一般的阎主任了（我当时心里就是这样形容他的），参加劳动，帮家里挣公分。
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都是班长，初中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无论是学习还是品行上，老师和同学们的评价都是最高和最好的。信的事件发生后，班主任张老师悄悄对我说：“别听阎主任咋呼，这叫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你的表现和能力，大家有目共睹。说你们哥俩是坏学生，打死我也不相信。”他翻来覆去地做我的思想工作，生怕我不念高中了。他动员我说：“无论如何要上高中，国家发展这么快，没有文化怎么行？你基础这么好，不要自己把前程断送了。”他还说：“男子汉，要经受得住挫折！”等等。张老师的话，让我已近死了的心又燃起了希望。
因为那件事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所以风波很快就过去了（说心里话，我非常恨当时的阎主任，他是文革中的一个跳梁小丑，是一个极端的造反派。不过，时间长了，自己也想通了，其实他也是受害者，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全公社5所中学共有300多名学生，中心中学只招收两个班，共计108名。在张老师的反复争取下，我如期升入了高中，并担任了高（1）班班长兼团支部书记。
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到部队，很快提干、入党，后来调到部队报社任编辑记者，一直在部队工作28年。
想到那段历史，我就会想起张老师，要不是他的一再“说服、动员和苦劝”，我真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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