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高42.5厘米，宽20.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全景式扫描古蜀文化的时代变迁
中国艺术报记者 陈思静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关于古蜀文化，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感叹古代蜀国茫然不可知，也就是说早在唐代，关于古蜀文化的记忆已经非常朦胧了。古蜀文化是怎么样的？7月19日至9月1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通过210件古蜀遗珍，首次清晰勾勒和全景式地复原了古蜀国的历史，进而证实了古蜀文明的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共同举办。据四川省文化厅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李蓓介绍，展览是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持续推进四川文化走出去的重大举措，是实施古蜀文化全球巡展推广计划的积极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巡展的首站，之后还将去广东等中国其它地方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展出。
四川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9家四川省内的文博单位，以210件（套）展品（其中132件一级品） ，分为“自然造物”“伴月三星：三星堆文化时期”“金沙光芒：十二桥文化时期”“马家风尚：青羊宫文化时期”“水润天府” 5个部分，勾勒出古蜀文明发展过程中华美的篇章。“展览联合了四川省内9家文博单位，是优质文物资源整合的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是四川省以往所有文物展览中规模最大、文物级别最高、参展单位最多的一次古蜀文明文物精品展。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说。
全面囊括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
人像、头像、神坛、神树等造型奇异的青铜器，面具、权杖、动物形饰等多种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太阳神鸟金箔片、金面具、金冠带、青铜立人、石虎、石人等重要文物，三星堆和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遗址的重要发现，迄今已多次巡展，为海内外观众所熟知。这两个遗址是古蜀文明发展三个主要阶段的前两次代表。第三个阶段即青羊宫文化时期，又可称晚期蜀文化，一直以来不被观众熟知。而本次展览不限于考古遗址的个案陈列，而是将古蜀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再到战国时期蜀墓的诸多考古发现进行一次综观展示。
“总体上空间是既定的，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时间上则是贯穿整个古蜀文明的始终。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一说，他尤其希望观众能够关注青羊宫文化时期的考古珍品，“这是古蜀文明展中，青羊宫文化时期蜀王大墓的考古珍品第一次被作为重点展示出来。其实这个墓的发现要早于1986年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它是1980年发现的大墓” 。
这个1980年发现于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规模宏大，虽多次被盗，但置于椁室底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腰坑内出土铜器近200件，多5件成组，少数2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来看，足可彰显古蜀文明末期恢弘磅礴的王者之气，墓主应是一代蜀王。本次展览重点呈现的这组王之遗物，也是目前考古发现规格最高的古蜀遗珍。
“恰恰由于它出土比较早，而且早期的文化面貌不是很清晰，它的器物类型和其上巴蜀图语的解读一直存在很大的纷争，所以在展陈上给观众作介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次在这个部分，我们在展陈的视觉效果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来体现蜀王的风尚。 ”黄一说。谢志成介绍，此前这批文物一直在四川博物院作为基本陈列，偶尔也到国外零星展出，但像这样成体量地整体展出是第一次。
你所不知道的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目前尚未现有确信的文字材料，只有只言片语的古老传说，为什么有的青铜人像为平头顶，有的则发际线较高或带有发饰？石像的动作有什么特殊含义？诸多问题只能通过考古专家的考古发掘来推论。“事实上在这些古蜀文明的展品里，能够和文献有对应的大体来说有两处：第一是纵目青铜面像，其纵目的形象可以和文献里记载蚕丛的纵目相对应；其次，关于开明王朝的很多王的描述都和‘5’这个数字有关，而马家大墓里出土的文物多是5件成组，这也是和文献有呼应的一个考古现象。大部分发现我们是靠坑里的文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来推理的。 ”黄一说。
以往的蜀文化展览，着重从审美角度展示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头像、青铜人像、金面具等造型奇异的器物。这种重审美而轻史论的陈述思路与以往因遗物特征奇异而导致学术纷争的背景有关。从1986年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发现至今逾30年，古蜀文明的考古成果十分丰硕，宏观的结构逐渐显现，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一些曾经悬置和争议的学术焦点逐渐得到专家们的共识，而本次展览从陈述角度大胆地吸纳了一些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
“对于古蜀文化前两个时期的文物展示，以往更多地是从视觉现象、审美角度进行描述，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角度，从它的细节信息放大到一个历史背景。”黄一举例，比如从发型、发饰角度解析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人头像、金面具等，力图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解读这些展品的深层历史信息；比如爬龙柱形青铜器，我们这次大胆吸收了一些新的学术观念，来解读它可能是三星堆王权之器。这样的解读在以往的展览里是没有的。“那个龙是一个羊角龙。中国的龙形象很多，角的不同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地域特征。这种羊角龙目前在三星堆只有这一件，一般认为是羌族龙形象的反映。又如石像，以往一般从石雕的角度来解读，但这次我们从石像群的角度来解读其在礼仪行为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重点是礼仪特征，尽量弱化它的审美意义。”
同时，展览对在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两个时期的整体陈述上采取对称的方式进行表述，意图从族群、权力、信仰、礼仪等方面，引导观众以平行视角观察古蜀文明的时代变迁。
戴簪笄发青铜人头像
高51.6厘米，宽25.3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人首鸟身青铜像
高12.1厘米，身长4.5厘米，残宽3.9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件人首鸟身残像平头顶，似带有面具，双眼外凸，与纵目面像的造型十分相似。二号坑一件残损的小型神树上立有相同造型的人首鸟身像，可知这尊残像原应是小型神树枝端的圣物。除见于小型神树外，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上层正中也有这样人首鸟身双翼伸展的形象，可见其沟通天地的神圣象征意义。
青铜牌饰
长13.9厘米，宽5.9厘米，厚0.87厘米
商
1987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在夏代流行于中原地区。除二里头遗址外，甘肃天水、新疆哈密都发现有形态相似的青铜牌饰，三星堆遗址地处上述三地的南部，说明蜀陇交通线路至少在夏商时期已经开通。
跽坐青铜人像
高14.7厘米，宽7.5厘米，厚8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件铜人像头发由前向后梳，再向前卷，挽成高髻，怒目呲牙，跽坐，形象与三星堆两坑发现的其他人像、面像的容貌、装饰、仪态差异较大，可能反映的是异族的礼仪情态。
爬龙柱形青铜器
高41厘米，宽18.8厘米，最大径9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件柱形青铜器上有一只趴于顶端的龙，龙首有盘卷的大犄角，龙口大张，颏下有须，龙身、尾垂于柱侧方，两后爪攀附在柱侧。残器的龙与柱身构思巧妙，颇有生态。这只盘角长须的龙，在同时期的青铜文明中十分罕见，应是古蜀文明独有的艺术创建，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由于三星堆两坑中的器物埋藏前均已损毁，且残器堆放无规律，这件爬龙柱形器的性质一直存疑。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它与另一件足径为7.8厘米、残高10.8厘米的虎形柱座应分别为权杖的首、尾，是铸造精致、修饰华美的权力之器。
纵目面青铜像
高66厘米，宽138厘米，厚8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像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像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像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面像，应当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璋形金箔饰
长9.8厘米，宽1.8厘米，厚0.04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鸟首
高40.3厘米，横径19.6厘米，纵径38.8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高3.6厘米，宽4.9厘米，厚0.03厘米
晚商至西周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这件黄金面具体量微小，大体上与金沙发现的青铜小立人、青铜头像可以匹配。十二桥文化时期，尽管古蜀人铸制的青铜人像或头像体量大不如前，但以金箔覆面的传统有很深的文化传承。与三星堆金面具菱形眼廓不同，这件面具的眼廓呈椭圆形，事实上也暗示了权力中心族群的变化。
“邵之飤鼎”铭青铜鼎
高26厘米，口径22厘米，腹径25厘米
战国
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这件鼎的盖内有铸铭“邵之飤鼎”，一般认为此“邵”即楚氏之“昭”，与屈、景并称楚国三大氏。青铜鼎附耳蹄足，盖顶伏有三只卧牛，铸制精美，带有典型的楚风。铜鼎上聚焦的楚文化风格，可能正反映了开明王朝王族来源于荆楚地区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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