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去世后，我总想起读到的一个段子。话说，2014年上海书展，请来的最大牌的作家就是奈保尔。可惜的是，要么是年事已高，要么是旅途劳顿，从下飞机开始，奈保尔都是坐在轮椅上，由他年轻的妻子陪同之下，推着轮椅参加了《大河湾》的中文首发式、接受一连串的采访，还跟很多中国作家做了对谈。据说，上海书展结束后，按照原计划，邀请方打算送他们去机场回国，奈保尔突然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他想借此机会游历一下上海。邀请方听罢此言，赶紧安排了专车，来了一个上海一日游。
之所以想起这个细节，是因为奈保尔一生中，对游记的写作兴趣，似乎还大于对虚构作品的兴趣。看已经翻译成了中文版的作品中，游记占了大多数。我早年阅读奈保尔，从他的小说入手，说实话，会心不远，总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味同嚼蜡，乏味得很。奈保尔看不上海明威，他觉得海明威的那种简洁风格，开始让人觉得新鲜，读多了就没意思了，所以他要在简洁的风格上，多玩点花样儿，比如开始要简洁，中间为了再次吸引人注意，可以写得冗杂一些，而且为了给这种白开水般的叙事增加密度，时不时要玩个倒叙，然后倒叙里面再倒叙。这是他自己的概括，说起来就够无聊的。但是，对他的小说也不能一概而论，他的成名作《米格尔街》写得不错，自传性的写作，写自己熟悉的那些人物，都有很多温暖的情绪融化在其中。这两天读他的《大河湾》，语感很好，在他找到属于自己成熟的声音之后，他的小说那种无聊就消失了。
相对他的小说，我很喜欢他的游记。大概刻薄的人都眼毒。奈保尔的眼毒在于，对他观察到的人和事物基本没有怜悯之心，下笔书写都带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刻薄劲儿。奈保尔一生游历了很多地方，足迹踏遍了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亚洲等地，每到一处都会有留下很多著作。像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早已是了解印度文明的必读书目。奈保尔的写作饱受争议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是来自殖民地的作家，但是他的写作中，一直都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殖民者的高度来审视和分析问题。
比如他写印度，“印度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是日渐增大的财富、技术和知识上的差距，而是更为惊人的感知力和智慧上的差距。西方充满警觉、特征众多、千变万化，面对复杂的现象，他们的作家和哲学家通过不断的改变和扩展感知力来加以应对，在西方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和态度。印度拥有的只是未经审视的往昔以及可悲的灵性。释经是印度哲学家的专长，圣人期望发现的，只是已经被发现过的事物。1967的文学界和1962一样，他们像学校老师一样，争论的不是写作，而是翻译古印度典籍时应该遵循的种种规范。印度一直是简单的印度，而西方却越来越睿智”。这种分析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印度裔作家对自身文明的透视和反省，一直将其放置在与西方的对立之上进行批判，难怪读起来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还有写他的家乡特立尼达，“在特立尼达这样的地方，无论是对黑人还是对其他人而言，种族救赎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聚焦于这个问题只会让真正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这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是一个只有“消费者”的社会，人们缺乏技术训练，也没有足够的理解力来理解这个社会自身的缺陷。这里永远只有消极的政治、殖民地的抗议政治”。
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城市也会被他用殖民与被殖民的眼光审视，“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这样一座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都市，要理解它是一座几乎完全舶来的新城市，要理解它的大都市生活只是幻觉，是殖民地的模仿，要理解它寄生于其他国家、自身非常贫乏，都需要花一点时间”。
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奈保尔的写作中，他同时是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即使他分别调动了双方去批判对方，但他从未认真想过，对被殖民者来说，除了殖民者意外他们不想成为任何人。
这就是梦想成为殖民者的作家奈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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