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小说家Richard Brautigan（1935.1.30-1984.9.14）
理查德·布劳提根，被遗忘的诗人，却也是曾经风靡“爱之夏”的文化偶像，他作品中独特的静谧与诗意使得肯·克西称他为“美国的松尾芭蕉”。1984年9月的某个周日，布劳提根用一粒点四四马格南子弹击穿头部，结束了他的绝望。他在诗中写道：“这世界还没完蛋，就像这本书，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1960年，布劳提根26岁，原本从事诗歌写作的他想在诗歌之外试着写一写文章，于是开始着手创作短篇小说。这一年9月，他写成了一个短篇，题目就叫做《在美国钓鳟鱼》，这便是这本小说的发端。
今年我们出版了《在美国钓鳟鱼》中文译本，今天的书摘节选自此书。
“酷爱”饮料成瘾者
（注：酷爱Kool-Aid，美国传统混合饮料品牌。）
小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得了疝气，最后喝“酷爱”上了瘾。他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很穷，却有一大家子人。夏天，家里稍微年长一些的孩子都得下地摘豆子，然后以每磅两美分半的价格卖出去，来维持生计。大家都要劳动，除了我的这个朋友，因为他得了疝气。但是家里没钱给他动手术，甚至买不起疝气带。所以他只能待在家里，最后喝“酷爱”上了瘾。
八月的一个上午，我去了他家。他还没起床。他从一张用破布条缝成的毯子下面探出头，看着我。他从没用过一床像样的被单。
“你说你会带五美分来的，带了吗？”他问。
“带了，”我说，“在我口袋里。”
“好。”
他跳下床，衣服已经穿在了身上。他曾经跟我说过，他睡觉从不脱衣服。
“为什么要脱？”他曾经这样说，“反正要起床的。不脱衣服就是为了给起床做准备。脱衣服睡觉不过是自欺欺人。”
他走进厨房，绕过家里最小的那群孩子，他们身上的尿布又脏又乱。他给自己做了早餐：一片自己家做的面包，涂上卡露牌糖浆和花生酱。
“我们走吧。”他说。
我们走出家门，他还咬着三明治。杂货店离这儿三个街区，在田地的另一头。地里长满了浓密的黄色的草，还有很多野鸡。夏天里，野鸡肥了不少，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它们差点没能飞走。
“你好。”杂货店的老板说。他是一个秃头，头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看上去就像头顶上停着一辆老爷车。他问都没问，就拿了一盒葡萄味的“酷爱”，放在柜台上。
“五美分。”
“他付。”我朋友说。
我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枚五美分的硬币给老板。他点了点头，头上那辆红色的车前后晃了晃，好像司机突然发了癫痫。
我们离开了杂货店。
我们穿过田地，朋友走在前面。有一只野鸡飞都懒得飞，跑在我们前面，像一只长了羽毛的
猪。
回到他家以后，典礼拉开帷幕。对于他来说，调制“酷爱”饮料是一件浪漫的事，是一场重大的仪式。动作须毫无差错，极富尊严。
首先，他拿了一只一加仑大小的罐子。我们走到屋子的一头，水龙头从地上喷出水来，好像圣人的手指。周围全是泥坑。
他打开“酷爱”，倒进罐子。然后将罐子放在水龙头下面，把水龙头打开。水从龙头里喷出来，水花四溅，水流冲进罐子里。
他小心翼翼，不让罐子里的水满出来，以防其中珍贵的“酷爱”也洒到地上。等罐子接满水，他迅速地关上了水龙头。动作精准，仿佛一位著名的脑外科医生切除想象力中错乱的部分。
接着，他把罐子的盖子拧紧，好好摇了一摇。
仪式的第一部分结束了。
他就像一个异域宗教的祭司，饱含激情，完成了第一部分的精彩表演。
这时候他妈妈过来了，声音好像带着满嗓子的沙子和细绳，说：“你什么时候洗碗？……嗯？”
“马上。”他说。
“最好给我快点。”她说。
她一走，就仿佛没来过似的。仪式的第二部分开始了，他非常小心地捧着罐子，来到屋后一间废弃的鸡舍。“洗碗不急。”他对我说。伯特兰·罗素说得都没这么好。
他打开鸡舍的门，我们走进去。地上散落着翻得破破烂烂的漫画书，像是树下摔得稀烂的果子。角落里有一张旧床垫，旁边是四个一夸脱大小的瓶子。他捧着罐子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四个瓶子灌满，不敢洒出一丁点儿。然后他把四个瓶盖都拧紧，准备开始一整天的享受。
一盒“酷爱”本来只能兑成两夸脱来喝，但他总是兑成一加仑，所以他喝的“酷爱”，味道总是很薄。一盒“酷爱”本来要加一杯糖，但他从来不放糖，因为他没有糖可以放。
他创造了自己的“酷爱”，他用“酷爱”将自己点亮。
《在美国钓鳟鱼》
[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陈汐 肖水 译
先锋作家朱岳专文导读：“布劳提根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这样的双重身份，让我们可以把他与博尔赫斯做一简单比较。他们都具有狂暴的想象力，文体风格皆极为鲜明。……布劳提根有一种怪异的幽默，这也是博尔赫斯所不具备的。……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在爱伦·坡、卡夫卡、芥川龙之介、博尔赫斯之外，我又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声音，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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