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有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就是奧斯卡的演員獎永遠不會頒給喜劇演員。
這一方面體現了學院對於當今喜劇表演方式的不認可，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當今時代的喜劇已經再難見到像卓別林、雅克·塔蒂等這些能導善演，又兼具社會思考的大師了。
喜劇越發低俗化的問題，在當今中國也依舊盛行。而黃渤導演的處女作——《一出好戲》，或許為華語喜劇新的可能做了一個表率。把諷刺喜劇和社會寓言相結合，是華語電影新世紀以來，都未曾有人拍過的電影講述方式。
觀看完《一出好戲》，便可以觀察到。管虎對於黃渤在創作這樣一出作品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黃渤第一座影帝，第46屆臺灣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便是出演管虎的荒誕現實題材影片——《鬥牛》，而二人之後再次合作的《殺生》，更是一出反思中國文明體系的寓言影片。
高級的喜劇是需要社會反思的，其本質該是對現實的質疑，而不是對弱者的嘲笑。顯然黃渤在這段經歷中，獲得了對生活全新的觀看角度。而巧合的是，他也深諳喜劇之道。
因此在這架空的世界中，因為人心慾望，而引起的那些荒誕而醜陋的權力爭奪過程，實則正是一段伴隨人類文明發展而更迭的社會制度簡史。
小王、張總和小興分別代表著勞力、資本和精神的三種不同階段的統治模式。
不像是前兩者，單純通過武力和資源對肉體的鎮壓。共產和諧的社會形態，實則是從肉體統治到思想統治的進化。而恰恰諷刺的是，維繫這種終極意識形態的方式卻是欺騙。
當遊船出現，末世的預言被擊碎時。“掌權者”通過精神灌輸，讓所有人都相信這是謊言。而也是在此時，身處於這座荒島之上，人類的本能不再是生存，而是慾望。
導演相信，慾望才是人類真正的“獸性”。所以當改變命運的機會來臨時，“統治者”甘願通過犧牲所有人的性命，來實現這個可能。
而想要解讀《一出好戲》的核心命題，那艘多異性的倒置船艙成為關鍵的符號象徵。
首先，把島上的經歷歸類為“烏托邦”其實並不準確。當影片中倒置的船艙出現，所謂的“烏托邦”社會才真正開始形成。
在這裡，他們統一穿上了“病號服”，過上了類共產的生活。自此人們不再思考離開，他們開始考慮新的生活。影片中非常明顯的兩處空間翻轉鏡頭，更像是鏈接現實與虛幻的一條通道。
於是，船艙的第二層象徵得以出現。它猶如《2001太空漫遊》中的那塊宇宙黑石，通過資本積累和“光”，為人類帶來了兩次民智覺醒的時刻。同時他又是馬進所有生命的外化。
在最終，它通過點燃自己來拯救所有人。墜入大海的馬進儼然已經成為了新世界受難的耶穌。但當生機來臨時，他卻成為了被遺棄在孤島的那個。
這是一場“烏托邦”的消亡，也是一種信仰的毀滅。
在“生機”來臨時，人們快速的回湧向那虛假的現實。而後把這次經歷包裝成一次“人性之光”的絕處逢生。只有馬進和姍姍找到了在所有權力爭鬥和信仰缺失後的最終命題——愛。
《第七封印》中，伯格曼對於戰後宗教信仰的質疑，提出了愛才是維繫生活和信仰的方式。似乎，愛已經成為了，當信仰開始動搖或缺失時，得到拯救的永恆答案。
但是事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人類作為動物具有慾望的獸性，但愛也是天性之一。他們猶如正反兩面，構建著整個世界的美好與陰暗。
《一出好戲》作為一部寓言電影，最大的不足，可能還是對於人性厚度的不足。雖然他嘗試揭露生活的真相，但是還是太過於仁慈，太過於“童話”。
許多人說，在這部片子中看到了《蠅王》的影子。但是其與後者的差距也恰恰體現在這寫實的殘酷性上。
（根據諾獎得主威廉·戈爾丁長篇小說改編的電影《蠅王》同樣講述了一個荒島生存的故事）
可能出於對影片類型定位的考慮，情節上始終無法展現出一種更為極端式的生存狀態，更不會有《蠅王》中的極端反智。
它猶如一場攻心的權力之戰，卻不見用於統治與對抗時的陰暗手段。那麼，對於殘酷現實的解讀性，是要大大降低的。同時對於末世的設定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或許黃渤相信人類心中是具有善根的，即使在極端環境下，也依舊會守住作為人最根本的底線。至少在他的這部電影裡，已經用愛，嘗試並顛覆了“世界”。
文 | 土嗨八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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