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於什麼是“虛開”，目前尚欠缺非常精確的定義（筆者正在寫作的第二版《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的判定與預防》中將詳細介紹），這個是規範層面的問題；而在事實層面，有時“虛開”與“非虛開”認定的事實邊界也非常模糊。筆者簡單舉例：A公司銷售貨物給李四，而發票開具給B公司，則系典型的“票貨分離”的虛開；然而，如果A公司直接銷售給B公司，而發票開具給B公司，B公司再銷售給李四而沒有開具發票且沒有報稅，則系逃稅行為。所謂規範層面，就是需要什麼樣的事實才是“虛開”；所謂事實層面，就是認定“虛開”所需要的要件事實如何證明。
實際上，“虛開”與“非虛開”在很多情況下界限非常微妙，可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一個細微的差別就可能是無罪和無期徒刑的差別，律師的及時介入則可以避免一些冤案、錯案。
在筆者辦理過的案件中，律師介入的時間不同，案件的處理結果也有分別。
案例一：筆者曾辦理過西南某地區一涉嫌“虛開”的案件，在剛介入案件還未簽約的時候，緊急讓客戶按照要求依法採取合法措施，將案件在移送公安機關立案之前予以“攔截”。可這僅僅是第一步，後續的工作還遭遇了很多困難。在克服重重困難之後，案件本身獲得了預想的結果，公安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書》，並且行政機關撤銷了《稅務處理決定書》。剛剛接洽那個案件的時候，首先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客戶根本不可能做到“在要求的時間內足額繳納稅款”，也不可能做到“在要求的時間內提供擔保並得到確認”。然而一旦《稅務處理決定書》錯過了救濟時機被坐實，客戶基本上難逃牢獄之災。所幸的是，最終獲得了複議的權利，並且撤銷了《稅務處理決定書》。
案例二：有一個案件是在稅務機關作出《稅務處理決定書》之後介入，儘管案件最終獲得勝利，但是企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幸好人員沒有被採取強制措施。
案例三：另一個案件，筆者在偵查階段介入，本案涉案金額特別巨大。目前人被羈押在看守所，案件進入一審階段。
案例四：還有一個案件在一審階段介入，筆者已在一審階段提供律師意見，目前案件已經進入二審階段。
案例五：有一個案件筆者是在二審階段介入，儘管法官認可律師的意見（被告人認罪，律師作罪輕辯護）。不過當地高院出臺了新的意見，二審維持原判。非常惋惜，痛心疾首，一次次地想，如果在一審階段就介入，結果可能就不一樣了。
這五個案例非常直觀地體現出，對於涉嫌“虛開”的案子，律師介入得越早，律師工作的難度就越小，也更容易獲得好的效果，當事人的利益也更容易得到保全。
下面更詳盡地分析一下律師介入的訴訟階段對律師辦案難度的影響：
一、稅務調查階段
這個階段中，當事人只要尊重事實本身作筆錄，而不對定性問題亂回答、亂陳述，通常能夠避免一些錯案。稅務機關又不是和誰有仇，非得和客戶過不去，通常不會刻意地要將企業認定為“虛開”，一般都會尊重事實的。
一個人在內心形成既定判斷之前，通常會耐心聽取他人的意見以綜合考慮風險，而且也不存在面子上過不去的問題。
而一個人一旦內心形成了既定判斷，尤其是這種既定判斷已經告知多人，再想改變他的觀點就會很難。人的本性就是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先入為主後往往難以聽進他人的意見。
不過納稅人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問題是，總是寄希望於所謂的“關係”，容易錯失良機，甚至導致嚴重的後果。任何“關係”都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礎之上，否則，誰願意為了你去承擔違法甚至犯罪的風險呢？“關係”的存在只是有利於溝通，絕不要奢望別人為了你去違法，因為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
二、稅企爭議階段
1.如果稅務稽查部門已經作出了《稅務處理決定書》，納稅人需要現行繳納稅款，或短期內提供擔保並得到確認，否則通常難以進入複議程序。實際上，發生稅企納稅爭議的時候，能夠及時足額繳納稅款或短期內提供擔保並得到確認的（後者更加難）往往很少。即使獲得了進入複議的權利，如果納稅人輕信“只要配合就沒事”而做出對自己非常不利的筆錄（一般這種情況下，稅務稽查部門是內心先預判了納稅人虛開而為了把證據坐實），往往案件的失敗風險會明顯增加。
2.如果只是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這時納稅人還有充分的時間進入救濟渠道，但是調查筆錄本身可能讓訴訟面臨巨大的風險。
3.如果主管稅務機關收到《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儘量選擇爭取在“上游”撤掉該《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否則，“上游”一旦坐實，“下游”可能在劫難逃（實務中定善意取得許可的極少，更多的是“不善不惡”的補稅補滯，也有一部分直接移送公安機關）。這種案件理論上應該容易，而實際上真的打起官司來，可能未必那麼容易，但是堅持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還是有希望打破堅冰的。
三、偵查階段
涉嫌“虛開”案件一旦進入偵查階段，案件的難度就會呈指數級別上升。但是案件進入偵查階段到“批捕”之前，仍然是救援的黃金階段。不過這個階段本身也有一個問題，即：
這麼短的時間內，如果是案情簡單的小案件還好，如果是案情特別複雜的案件，律師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將案情完全掌握，而且該階段律師無法閱卷，實質上通常難以提出有效的辯護意見。我正在辦理的某個涉嫌“虛開”的案件，涉案金額特別巨大，僅銀行流水單就裝了滿滿一箱，為了掀翻“資金迴流”，筆者花了近一年的時間細心梳理每一筆相關資金的來龍去脈；為了核對貨物的來龍去脈，筆者將貨單與底單詳細比對，僅僅梳理的數據就達到幾本書的厚度。
偵查開始到“批捕”之前，對於那種涉案稅額超過250萬元，事實清楚而定性本身有爭議的情況，律師可以在定性上提出法律意見；或者雖然事實不清楚，但是律師能夠準確地掌握案件事實，從而在事實方面提出法律意見。這類虛開案件在該階段可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涉案金額特別巨大、事實爭議也比較大、案情錯綜複雜的涉嫌“虛開”案件，一旦進入偵查階段，辯護難度明顯增加。
律師在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告知犯罪嫌疑人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一定要尊重事實，就事實方面如實陳述、細緻閱讀筆錄，就定性方面儘量不要作答（畢竟那是專業性的問題）。
四、審查起訴階段、一審階段、二審階段
1.審查起訴階段
案件一旦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律師可以查閱卷宗，詳細地瞭解案件事實本身。此時律師可以提出系統的法律意見，供檢察院參考。不過“虛開”案件本身具有極強的專業性，檢察官也未必能在短時間內熟悉相關的法律意見，即使法律意見寫得非常通俗易懂。
一個案件一旦對犯罪嫌疑人批捕，除非律師提出非常過硬的理由或證據足以否決“虛開”的指控，否則進入法院審判程序在所難免。一個案件要不起訴，通常是經過補充偵查後依舊認為不符合起訴標準，當然審查的檢察官自己決定不了“不起訴”，而是需要報檢委會討論，也就是說，律師的意見不僅僅要說服檢察官，而且得通過檢察官的轉述表達去說服檢委會。
2.一審階段
庭審實質化下，交叉詢問環節通常能夠清晰地再現案件事實，而“口供”依舊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於“法檢”固有的關係，一審法院難以作出無罪判決。有些法官，看辯護詞的目的更多地是考慮如何在判決中駁斥這些辯護觀點，而一旦法官內心先入為主地認為被告人有罪，除非有足夠的理由引起法官的高度重視，否則實質上很難做到中立審查。並非是法官一定要給某人入罪，而是“先入為主”的思維讓法官不自覺地站在了控方的一邊，而當法官站在控方一邊的時候，恐怕當事人的命運只有靠“上帝”去拯救了。
3.二審階段
一般來說，二審在省高院進行審理的案件相對二審在中院審理的案件要好得多，因為高院的超然性更強一些。但是即便如此，高院也不會輕易改判下級法院的案件。除非案件有重大“硬傷”，那麼高院會好好斟酌斟酌。實務中也不排除這種情況，一審法院將存疑的案件判無罪，而把“皮球”踢給二審法院。隨著十八大以來司法改革的深入推進，筆者相信司法公正會越來越有制度保障的。
涉嫌“虛開”案件的處理，通常是介入得越早，律師工作難度越小，效果越好；然而，在案件開始階段，當事人往往因為感覺不到重要性而錯失良機。當“君有疾在腠理”的時候，往往是最佳時機，而當“病入膏肓”的時候，迴天之難，難以想象！當然，正所謂“大醫治未病”，平時對虛開的防範更加重要，那些平時預防、防範虛開的稅務師、律師是為真正的“大醫”。
我的理想是，希望能夠在稅企爭議階段就介入，希望更多的涉嫌“虛開”案件能夠在稅務階段被攔截，讓當事人免予被刑事追訴，這應比獲得宣告無罪的刑事判決更有價值。來源：德和止爭
閱讀更多 財金稅月TAX1000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