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真定为中心的滹沱河流域，上下2000年，发生了不知凡几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和事都能得到正面评价。有的建立了奇功伟业的人，在今天，却颇有争议。有些看似轰轰烈烈的大事，在史册也只是寥寥数笔而过。在滹沱河流域，功成名就的历史人物，在今天引起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史天泽了。
史天泽（1202年—1275年） ，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大蒙古国及元朝初年名将。史天泽年幼时，河北尚在金朝统辖。当时金朝政治腐败，国家衰乱，民不聊生，各地地主武装多据地自保。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史天泽的人生之路也就是在乱世中起步的。
1213年，史天泽十一岁时，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南下攻金，进至河北一带，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审时度势，率其三子史天倪、史天安、史天泽并乡里数千人，投奔于蒙古军太师木华黎军门。此时，蒙古军队初入汉地，正需汉人帮助治理。木华黎本要任用史秉直为官，但被史秉直推辞。木华黎即以其长子史天倪为万户从军（蒙古官名，世袭军职）。史秉直归附蒙古以后，由于他仗义疏财，办事周全，以致远近前往归附的竟达十万余家。第二年，史秉直从木华黎攻金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因功授行尚书六部事，主管粮饷，保证了军需供给。
也是在这一年，史天泽的兄长史天倪面见成吉思汗。良好的家庭背景，造就了史天倪不是庸碌之辈，他所奏奇谋大计，让据有一统中华大地宏图大略的成吉思汗眼前一亮，遂摈弃族属界限，将史天倪引为股肱。成吉思汗赐给史天倪金符，授予马步军都统，管领24万户。第二年又授予右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金朝真定经略使武仙以真定（今河北正定）投降蒙古，木华黎命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守卫真定，武仙为副帅。史天泽任帐前军总领，举家迁居获鹿岳村（现石家庄市区）。
1225年，一件意外的事变发生，使史天泽代替长兄史天倪，走上政治前台。史天倪被叛将武仙所杀，失真定。叛乱发生时，史天泽不在真定，他正在护送母亲去北京的路上。在途中闻讯长兄被害，史天泽不顾府僚逼迫他到燕地避祸，毅然南还。沿途一路收集逃散的部众，至满城，已聚集甚多。一面紧急向孛鲁（木华黎之子）报告，请发援兵。孛鲁派蒙古兵三千人支援，并承制命史天泽袭其兄长军职，为都元帅。此时，二哥史天安也率兵赶来，另一位汉将军易州定兴人张柔亦派兵支援。史天泽在诸路军的支援下，进兵卢奴（今定州市）。武仙部将葛铁枪率万人来战。史天泽身先士卒，生擒武仙骁将葛铁枪，攻克卢奴，略无极，拔赵州（今赵县），进军野兴，一举收复真定，武仙落荒而逃。
不久，南宋大名总管彭义斌联合武仙意图夺回真定。史天泽等扼守赞皇，武仙不能进军。彭义斌势单力薄，焚山自守。史天泽选拔精锐士卒五十人为先锋，自率铁骑继后，攻杀彭义斌。史天泽勇名大振。 彭义斌亡，南宋从此尽失河朔之地。其后，武仙令奸细在真定城中纠结同党，里应外合，又夺取真定。史天泽只率部众数人向蒿城守将董俊求援，董俊把数百精兵交付史天泽。史天泽率军连夜赶赴真定，与笑乃歹合兵，武仙不能敌，退保西山抱犊寨。重新夺回真定后，史无泽一方面招集流散，抚恤穷困，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修缮城壁，加强城防，使真定成为难以侵犯的坚固城垣。但城外的抱犊寨等地是武仙的巢穴，不立即进攻，终遗后患，于是史天泽率兵攻打，武仙逃跑。接着又攻下蚁尖、马武等寨，在这样的形势下，相州、卫州也投降归附。真定的局势得以稳定。
此后，在灭金的战争中，史天泽率兵征战，屡立战功。蒙古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正月，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亡。史天泽率兵还真定。据《元史》记载，史天泽在四十岁的时候，开始认真读书，尤其是熟读《资治通鉴》。忽必烈即位后，首先召见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上书说：“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需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王应，内外休息。”奏章里所提出要点，均有汉化特点，忽必烈如获至宝，即照执行。第二年5月，史天泽被拜为中书右丞相，正式进入蒙古最高统治层，开始逐步推行他的治国安民之术。
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以保证政务畅通，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元朝初建，中书省官员少则五六员，多至八员，列坐一堂，凡有政事商议实行之际，往往各持己见，待国相达成一致后才定决。史天泽每于此时，便审其无害，则行之不疑；若有失当，则心平气和，详细分析，以期合于事理。故在中书十余年间，或奉行上意，或更张事宜，多方周旋。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的“通译”角色。史载其为政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甚至以为元代“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1266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史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次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任中书左丞相。他提议建立三卫和寓兵于农之策，二三年间，国家面貌和军队实力，已蔚然可观。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大元。进史天泽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此时，史天泽已年近七旬，要求告老还乡，忽必烈下旨挽留：“省、院、台，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烦卿”。四年后，史天泽病逝，终年七十四岁。忽必烈因其功勋卓越，赠太尉，谧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为之立庙祭祀。史天泽死后葬于后太保庄（今石家庄市区）。现今市区岳村史姓家族就是史天泽的后裔。
史天泽在元朝的评价极高，有评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其）比于郭子仪、曹彬。”在元朝史书和历代名人中，史天泽的评价无疑是极高的，但是在民间却有许多人将史天泽归为“汉奸”一类。这也是围绕在史天泽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争议。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针对此事都议论不休，分站两方，唇枪舌战不休。
元史之中，以史天泽、张弘范为首的汉人“带路党”，向来是难以回避的历史课题，一方面，他们在蒙古灭亡宋朝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单以民族感情论之，他们无疑是“民族罪人”；然而史天泽这个“汉奸”，却并不应该遭人诟病。古话有言，各为其主。在第二次从武仙手里夺回真定时，蒙古军首领笑乃歹怪怨真定民众从武仙，盛怒之下，把真定万余人驱赶在一起，要杀戮出气。史天泽急在心里，下决心制止无端的杀戮。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对蒙古军兵来说，攻城略地杀人劫掠，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谁人节制？他作为一个汉官，出面制止，要冒着触犯蒙古将领的风险。但是，他还是毅然出面，劝阻道：“他们都是被胁迫而为，没有该杀之罪。”笑乃歹不听，史天泽据理力争许久，硬是从蒙古军的刀口下，全活了这万余民众。在伐金中，他的部队招降老幼十万余口，他都加以保护，让他们自便处所，或使归乡里，没有为难一个人。
这样的事，在其长兄史天倪身上也发生过。那是1220年后，史天倪跟随蒙古太师木华黎平定河北西路，史天倪任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使，史天倪也是斗胆进谏木华黎：“目前，中原大致平定。但是，我军仍然纵兵劫掠，这不是王者抚人民、伐罪孽的本意。”木华黎遂下令禁止剽掠，俘获的官吏百姓，一律遣归家园故里。于是，军纪严明，各地官吏民众大悦。大军从真定一路南下，克郉州（邢台），破滏阳（今磁县），下相州（河南安阳），占林州（河南林县），木华黎一路留下了“仁厚不杀”的名声，金国归降者众。忽必烈在稳定了中原的统治后，又继续攻南宋。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伯额和史天泽总领大军20万自襄阳水陆并进，至鄂州，史天泽因病北还，逝世前上奏世祖：“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
他们在出将入相过程中，在减少蒙古野蛮杀戮、保存汉人文化、促进蒙汉融合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又历来为史家所广泛称道。尤其是史天泽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
平心而论，史天泽虽生而为汉人，但其实却自祖上即生于异族金朝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忠诚不二。而当乱世之中，他们虽知道自己身为中原遗民（当时还没有汉族之概念），但长期生活于异族统治之下，民族感情自然淡薄，而他们当三国（蒙、金、宋）交兵之时，首先从保全生存和建功立业原则出发，选择了更加强大的蒙古民族一方，以今观之，实不能单纯以民族感情而是非之。诚如文天祥所云：“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史天泽虽为汉人，但却从无“乐宋之乐”、“食宋之食”，则徒要求其忠于宋政，可谓苛责于前人。另外，自古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史自受蒙古诸帝之恩，即为蒙古谋政划策，始终如一，而且其行事忠正有道，上有功于朝，下有利于民，亦不失为一忠正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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