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代王朝不斷抬高孔子地位。其中一個做法就是加封孔氏子孫，從漢至宋代，孔子嫡裔的封號屢經變化，先後有奉祀君、褒成侯、奉聖亭侯、崇聖侯、褒聖侯、文宣公等。直到北宋至和二年，宋仁宗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願為“
衍聖公”。在封賜衍聖公之初，就規定了其職責：“令孔子後襲封者，專主奉祀睦族，不領他職”。
不要小看這個倚靠祖蔭的官職，雖然不太會負責實務。可是衍聖公在明清時期為正一品官階，列為文臣之首。不但享有特權，其居住的衍聖公府，是全國僅次於明清皇宮的最大府第，被稱之為”天下第一家”。由於曲阜孔氏家族受歷代帝王追封賜禮，即便千年其譜系依然整整有條，其後世歷受封爵。
要論實務，衍聖公主要負責祭祀。乾隆時期，有規定“向遇國家慶典，衍聖公及五經博士俱有來京朝賀之例”。而且這個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即便正在守孝，也要先完成皇帝的指令。乾隆就曾下達這樣的旨意：”朕於明年仲春臨雍講學，巨典攸關。衍聖公孔憲培現雖持服，但系伊繼高祖母之事，彼時早至百日，自應仍令赴京，祇候陪祀”。
孔氏後裔參加祭孔典禮，其實就是在傳達尊孔思想。清廷遣官致祭闕里孔廟時，也需要衍聖公陪祀。清帝有意突出衍聖公的陪祀地位，旨在以之為文化符號，進而達到”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目的。正如乾隆帝在賜給衍聖公孔昭煥的詩文中所說：”豈為卿家榮幸獨，崇儒雅化示寰瀛”。
同時孔聖後裔也需要作為一個尊崇孔子的象徵，他們需要恪守祖訓，傳繼家學。乾隆帝就曾對其時的衍聖公訓勉到：“爾等既為聖賢之後，即當心聖賢之心。凡學聖賢者，非徒讀其書而已，必當躬行實踐，事事求其無愧，方為不負所學。況身為聖賢子孫，尤與凡人不同，若不能實加體驗，徒騖讀書之名，實於祖德家風不能無忝。”及至晚清，清廷更加意扶持衍聖公，以期鼓舞人心，挽救時危。光緒帝曾對少年衍聖公孔令貽說：“生為聖裔，承襲世爵，允宜讀書砥行，勉承先澤”，還特命山東巡撫張曜為孔令貽延請名師，講論經史實學，以免染上世祿驕奢之習。
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廢清朝世爵，將衍聖公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為民國政府唯一的世襲有給職特任官。
衍聖公因得益於先祖孔子榮耀，成為中國歷史上經久不衰、世代騰黃、地位顯赫的特殊公爵，與朝廷互相依偎，成就孔府的天下第一家，在中國乃至世界上也是歎為觀止。
翻開史書，我們不難看到，每到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象徵著儒家文化傳統正宗、世世代代享受朝廷恩寵的天下第一家族：曲阜孔氏家族，卻總是一點氣節都沒有，立即見風使舵，背主求榮，轉向新的主人。元朝如此，清朝也是如此。不過，不管怎麼說，元朝和清朝，雖然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但那畢竟是中華民族內部的事情，是人民內部矛盾。孔氏家族的投靠新主，尚有可以理解之處。但抗日戰爭期間，孔氏家族的所作所為，就只有令人齒冷了。
1938年，曲阜淪陷，孔令煜、孔德成立即宴請日軍侵華頭目田嵨、久保添、沖田、鯰川、漆谷、奈良等人，以加強“中日友善”。
此後，孔令煜立即和汪偽政府打得火熱。他為汪偽政府站臺，在紀念孔子誕生時，居然於電臺公開發布《復興東方文化擊滅宿敵英美完成大東亞聖戰》，要隆重舉行國祭，並大肆鼓吹中日友善，文中說：“友邦日本，……既著先鞭，我國當策後效，以與共存共榮。”“適值參戰朝廷之時，定能與友邦聯為一體”。
1942年5月31日，經汪精衛日偽政府批准，恢復了禮孔典禮，大漢奸、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親到曲阜祭孔，並稱“惟先師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定六經，師表萬世。茲來闕里，瞻仰宮牆，敬薦馨香。”
1943年3月，汪偽政權成立三週年，孔令煜馬上予以電賀，稱汪精衛“遵引國父遺教，收回各租界及治外法權，國際地位從此增高，得與世界列強齊驅並駕，旋轉乾坤之功，實為從前所未有。”
可以說，孔聖人衍聖公於天崩地裂之時，不死不隱不走，居然風光無限地當上了大漢奸，實在是丟了孔夫子的臉。
如果再把視角拉開，數千年來，歷代衍聖公都是深受國恩，卻並沒有培養出一個忠臣義士，鼎革之季，非但從無抗節之舉，反而總是立即主動獻表迎降。
在他們的眼中，才不會有什麼家國情懷，打得響的，永遠只會是他們個人的小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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