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作為潮汕人之間聯繫的紐帶，已然成為文化認同的標誌。今天將從潮汕方言角度入手，談談方言中折射的文化特徵。
傳承性
潮汕話有“古漢語活化石”之稱，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曾說過“汕頭話是現今中國方言中最古遠，最特殊的。”許多人稱讚潮汕人說話很雅，其實我認為這也和潮汕方言有關。
潮汕方言至今仍保存著古音以及古文言文的用語習慣。比如，日常生活中，我們“走”稱為“跑”，“跑”稱為“走”，“乞丐”叫做“乞食”，“夜晚”叫做“冥”……諸如此類的表述，實在數不勝數。
根據李新魁先生在《潮音證古》中的研究，在潮汕方言形成的四個階段的語音系統中，主流是漢魏時期的讀音，在潮汕方言的詞彙系統中，漢魏時期的用語保留的也最多，例如，我們將睡覺的床叫做“眠床”，而這一用法在南北朝時已可以見到，南朝《冥通紀》有言，持之南行，取己所住戶十二步，乃置於眠床按上。
而這種傳承，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潮汕方言相對於中原大地語言變化發展的“滯後”。而這種“滯後”，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潮汕文化發源於珠江流域，距離如今多數人所認同的中國文明發源地——黃河流域著實甚遠。潮汕人心中本就有著一種“山高皇帝遠”的獨立心態，加之潮汕位於丘陵地區，地形起伏較大，而古代交通技術有限，更不便於潮汕文化與中原地區文化進行交流。長期以來被稱為“蠻夷之地”，“化外之區”。也正是因為這種“相對封閉性”，才使得潮汕文化能較長久地保持地方的特色。
包容性
歷史上，潮汕地區因政治中心較遠，政治上的動盪對潮汕社會的影響相對較小，總體氛圍較為穩定。因此，在社會動盪的時期，就會有一些中原地區的人們為了躲避戰亂而來到了潮汕地區。例如歷史上“永康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就是三個典型時期——大規模的中原人民南遷到潮汕地區避難。
而這些來到潮汕地區的中原人，帶來了中原地區的語言習慣，生活習俗，與潮汕本土文化進行直接的碰撞和交流。還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促成了潮汕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融，那就是大批來到潮汕的文人志士，例如韓愈，常袞，楊萬里，周敦頤等等，他們有的是遭受貶謫而來此“蠻夷之地”，有的則是被任命為“封疆大臣”管理潮汕地區，但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他們來到潮汕地區之後，都大力傳播中原的語言，文化，對語言文化的交流以及潮汕地區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尤其是在唐代以後，中原的文化在潮汕地區廣為傳播，潮汕許多居民成了接受和掌握中原文化的學者，經由科舉而入朝做官者甚眾。這說明了唐宋以後中原的華夏文化已被潮汕文化所吸收。
在潮汕的方言中，至今也仍然保留許多唐宋時期的用法，譬如潮汕話中將“生意”稱作“生理”，而這早在蘇軾《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一詩中就有“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這便可見潮汕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
這裡還不得不提到一個特殊的群體——潮商。沿海的地理環境，便利了潮商的發展，自宋，元年間，便開始有潮汕人移居海外，而到了清朝中期，許多潮汕人便搭著“紅頭船”到東南亞等地謀生，開始了潮汕人民海外移民的第一個高潮。
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外國的語言就通過這些外出的潮汕商人傳入潮汕地區，在現今潮汕的語言體系中，就有不少的詞語來自馬來語等外語的音譯。例如，我們將“喜歡”叫做“舒噶”，“行李”叫為“甲畢”，諸如此類的還有很多。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潮汕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融。這樣一種多元聚合的文化，其包容性自然不言而喻。
海洋性
縱觀潮汕方言，其中有不少詞語或俗語與海洋密切相關。潮汕地區因為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早在唐宋時期就已有相當規模的外貿活動；而進入明代之後，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外商貿更為發達。
潮汕地區地狹人稠，人口與資源環境本就有相對劇烈的矛盾，加之潮汕地區的土壤為貧瘠的紅壤，收成難以有大規模的提升，這樣的生存環境和競爭環境下，培養了潮汕人“愛拼才會贏”的精神，同時也為潮汕人靠海而生提供了客觀的必要性。譬如潮汕話中厲害稱作“浪險”，其實正真實地反映出潮汕人的生活方式：潮汕人以海為業，一旦海上風浪大，便無法出海捕魚，生活可能因此陷入窘境，因此海浪險惡就變成最厲害的事情了。
在潮汕俗語中還可以看見潮汕先民智慧的結晶。“六月鯽魚存支刺”（形容六月的鯽魚太瘦不好吃，此時不該捕抓鯽魚），“六月薄殼假大頭”（指的是六月的薄殼肥美，大小可以和大頭相媲美），這些俗語都顯示出先民的智慧，同時也反映出潮汕地區濃郁的海洋性特徵。
潮人祖祖輩輩不論在怎麼樣的艱難險阻之下，依然如故的走出海洋、走向世界，潮人在發揚自身文化優點的同時，也較為注重吸收其他文化的長處，從而使自己的文化得到補充和昇華，形成了潮汕文化強大的兼容能力等特點。
所有的這些文化特徵，都與潮人的遷徙、奮爭，創業、融合、開放創新的歷程融成一體，並通過潮汕方言折射出來，融入到潮汕人民日常生活的點滴中去。我想這也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光輝璀璨的一個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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