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年，門閥政治的日趨腐敗，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結果導致爆發了孫恩、盧循武裝舉事，在鎮壓這場武裝舉事的過程中，一些出身地主階級中下層——寒門的將軍，開始掌握了東晉王朝的兵權。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劉裕，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藉助東晉“第一王牌軍”北府兵的力量，“奮起寒微”，滅亡了東晉，登上皇帝寶座，建立起劉宋新王朝。
劉宋王朝的建立，使東晉以來門閥士族的統治地位遭到削弱，專制主義的皇權重新抬頭。宋武帝劉裕嚥氣之後，他的繼承者多為貪婪不厭足、殺人不眨眼的暴君，為了奪取和鞏固帝位，他們彼此猜忌，互相殘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骨肉相殘”醜劇。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餘波之所及，使得劉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尤其是聲望高、地位重的功臣勳將，也往往在莫須有的罪名中被無辜屠戮。遂造成了劉宋王朝內部君臣離心離德，軍力不振，無法抵禦北魏政權進攻的一系列嚴重惡果。
檀道濟就是在這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開始其人生跋涉的，而他最終的蒙冤被殺，則是這種黑暗政治之下，功臣宿將歷史命運的一個象徵。
檀道濟，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北）人，出身寒門，是劉裕的最早追隨者之一，也是劉宋王朝中最著名的將領。歷任揚武將軍、寧朔將軍、徵南大將軍、司空、江州刺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等要職。
他智勇兼備、驍勇善戰，長年擔負戍守北邊的重任，在與北魏大軍相拒中，屢建功勳。北魏軍中上下對他都是忌憚三分，惟恐避之不及。以其軍事才能和卓越貢獻而言，稱檀道濟為捍衛國家的“萬里長城”並不為過，說他維繫劉宋政權安危的中流柱石也恰如其分。
檀道濟作為一位傑出的軍事統帥，在治軍管理上也頗有建樹，往往能臨事不驚，處危不亂，善於量勢設計，穩定軍心，扭轉戰局。如著名的唱籌量沙，巧解敵圍就是突出的一例。無怪乎後世兵書《三十六計》也要和他扯上關係了，將“檀公三十六計，走為上”作為全書的立論依據及切入之點。
檀道濟雖然功勳卓著，兵權甚重，可是對於劉宋政權卻是一片忠心，並無貳志。這一點連宋武帝劉裕本人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一直沒有效法當年漢高祖劉邦的做法，將這位大功臣推上斷頭臺，並且在臨終之前淳淳囑咐他的繼承人少帝劉義符說：“檀道濟雖然軍事上頗有一套，但即政治上沒有什麼野心。”
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忠心耿耿、威震強敵的英勇將領、元戎功臣，最終還是不能為他參與擁立起來的宋文帝劉義隆所容納，慘遭滅門大禍，留下千古遺恨！
檀道濟平生唯一可算是做錯的事情只有一件，這就是他當年出於為劉宋朝廷前途考慮，參與了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所策劃的廢殺少帝、擁立文帝的活動。雖然說這件事情有干預朝政（其實也是皇帝家中私事）之嫌，文帝上臺後並不感激，對事件的主謀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大開殺戒，恩將仇報。
然而，宋文帝劉義隆終究是不會放過這位功臣元勳的。他登基後，始終對他心存“疑畏”。之所以暫時不殺檀道濟，不過是他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替自己鎮守北方，抵禦北魏大軍的進攻。這一點，是隻知道打仗，不懂得政治權術的檀道濟將軍所永遠也不會想到的。
宋文帝這一陰暗的心理，恰好為無恥小人所利用。彭城王劉義康十分嫉妒檀道濟的功名，便趁宋文帝久病不愈、心情鬱悶惡劣之際，屢進讒言，誣陷檀道濟。這正好撓著了宋文帝的癢處，牽動了他隱忍多年的凜凜殺機，於是即把檀道濟從其駐地江州召回朝廷。
當時，檀道濟的妻子已經預見到此去凶多吉少，危在旦夕：“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招，禍其至矣。”
但是，檀道濟的見識似乎還比不上一個婦人，總以為自己有大功於朝廷，對皇上忠心耿耿，大概還不至於有大的危險，依然奉詔入京。在京城建康住上一段時間後，宋文帝的病情略有好轉，恰好北魏又於此時入侵邊境，宋文帝一看檀道濟還有他的用處，就準備讓檀道濟“還鎮”，放他回江州。檀道濟剛剛踏上回歸的船頭，尚不及拔錨啟航，宋文帝舊病復發，沉痾不起，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內”，於是再度下達聖旨，把檀道濟從船上召喚下來，收付廷尉，並將其子孫、親信一網打盡。
當檀道濟面臨逮捕之時，曾憤怒得“目光如炬”，摘下帽子往地上猛地一摔，恨恨道：“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這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成語“自毀長城”的由來。
檀道濟的悲嘆感慨太有道理了，“自毀長城”的惡劣後果立即呈示了出來，宿敵北魏君臣聞知檀道濟的死訊，禁不住大喜過望，雀躍歡呼，認為劉宋朝廷方面再也沒有能同自己相抗衡的大將之材了，於是便趁機加強了對劉宋政權的軍事攻擊，劉宋北部邊境局勢驟然緊張，防禦陣線幾至頹潰。
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劉宋皇帝才想起檀道濟守邊安境的好處來，免不得浩嘆一番：要是檀道濟還在就好了，豈能容北魏“索虜”軍隊如此囂張搗亂！可惜人死不能復生，再說也等於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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