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9月15—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的主题，为化解人类各种危机，走出时代困境探寻新出路。本平台将陆续发布参会嘉宾的论文，以飨读者。
文化自信与国学的复兴开新
——中国文化的超越性特质
李海峰
李海峰教授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作者简介：李海峰，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师从楼宇烈先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兼任北京市哲学会秘书长。曾受邀在台湾辅仁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访学。
摘要：中国文化需要重新建立文化自信，发挥故有的人文精神的同时，展现其超越性的特质。中国文化的超越性特质主要展现在整体都有对于语言的超越追求。儒家思想体现的对于生命个体意识层面的超越性；道家修炼思想侧重对于肉体生命的超越性；禅宗思想体现出在世间求解脱的对于红尘的超越性。中国文化从整体上的超越能够提升人的生命境界，把个体生命带入更广大的宇宙秩序中，找寻到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化；超越性；人文；生命
文化不仅是人们应付环境的产物，而且也包含着人们摆脱肉体和自然限制的超越价值。文化将至真、至善、至美作为最高追求。中国文化在秉持人文精神的同时，展现出超越性的力量。
一、中国文化的自信与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延续几千年而没有断绝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根。儒家思想从汉代就一统天下，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不断与产生于本土的儒道文化交锋、融合，适应儒家文化中的注重人文的特性，在本土化过程中演变出八大宗派，使得隋唐佛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此，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内儒道释三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辅之以释老思想的局面。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侧重在公共生活中的政治、生活领域起作用，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力图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现实功业。而道家提倡自然无为，破除功名利禄的束缚，彻底实现天地与个人的同一，大鹏展翅般地实现个人精神自由。在艺术创作方面有很强的创造性和浪漫性，而且注重身体修炼，有导引、坐忘、心斋、内丹等修身养性的具体实践方法，客观上有健身延年的效果。佛家作为外来文化，以深奥精微的思辨体系，探讨心意识精细层面的转变，侧重分析人的精神心理领域的种种活动。故前哲云：“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修心。”
跨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展开了艰难的求索。在被动地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过程中，“首先学习西方现代化中的那些结果性和表面性的东西，然后才一步步向前溯源，逐渐剥离出西方现代化中的那些原因性和根本性的东西。这种时序倒置特点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上表现为三部曲：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以实现器物层面的变革（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宪政体制以实现制度层面的变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以实现精神层面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根源，被冠之以落后、腐朽的标签，遭到人们的一致批判，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是重新树立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我们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批判，把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贬得一无是处，却没有思考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如同接力赛跑一样，前人都跑得很好，最后一棒失败了，把原因简单归因于文化，这是不公平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宋代文化都曾经是世界文明的领先水平，不能简单地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于传统文化，而要从闭关锁国的政策、文字狱的兴起、思想的禁锢等多方面去寻找原因。当今，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强势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对其学习、包容、融合之外，更关键的是要坚持民族的自信力和文化本位意识。
中国文化中蕴藏有人类同宇宙和谐共处的独特智慧，这种独特性是中国文化独具的特色和生命力。当今世界的竞争逐步由过去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科技创新等硬实力竞争而转变为由文化号召力、价值观感染力、道德影响力等所构成的软实力竞争。因此，每个国家的本位文化建设就关系到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问题。许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文化战略，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价值观，通过推动全球民主化和促进人权来维护和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而中国是这一轮文化竞争中的受害者，中国的年轻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及西方文化，但对于《论语》《道德经》《黄帝内经》等中国本有的文化却一无所知。这显示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缺失。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预言：“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都是一神教性质，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确实存在可能不会和平共处的情况。而中国文明是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在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和谐共处，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宗教为名的战争，具有维持世界文明和谐相处的自信与潜能。
中国文化关注于人的完整意义和价值，人与人的关系思考是其关注的重点。中国文化独具的人文精神极其可贵。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向上反对拜神教，向下反对拜物教。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创世神话中，人的主体精神都在其中发挥作用。盘古开天的故事中，“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盘古变化成了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女娲造人的传说也是同样的，女娲不断按照自己的模样捏造泥人并使其活起来，后来通过甩泥点来造人。可见，在中国祖先的深层意识中，世界和人类的起源都是类似于人的创世神创立的。在中华民族的起源神话中，就是来源于人的转化与创造。二是中国的神仙传统中，神仙不是神仙父母生的，而是为民族做出卓越贡献或有高尚品格的人在后世的祭祀中不断地变成神。比如，由于后稷对农业的巨大贡献，后人便尊崇他为农业之神，享受人间的祭祀。《史记·封禅书》载：“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在中国道教系统中，太上老君是根据先秦时代老子的形象演变而成的，老子本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最后被称为道教的太清道德天尊，道教最高尊神“三清”之一。而民间信仰中的药神张思邈，文财神范蠡、武财神关羽，也都是由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因具有非凡的道德品格而进入神仙谱系的。中国的神仙谱系的完善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以人为本的思维角度。三是中国儒家思想自古就提倡能够超越于物质追求之外的独立人格。比如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都彰显了儒家思想中藐视富贵、财富的彰显挺立的独立人格。
中国文化中，“人文”是跟“天文”相对，《易·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通过对天文的考察，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通过人文，就可以教化天下，让这个社会发生变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文明以止，人文也。”做人一定要懂得“止”，知道止于何处。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不同的身份了解自己应尽的义务，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人文强调以人为本，即强调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人不能成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人要自觉自律，彰显人本身的道德主体性。
“文化”跟“物化”相对，文化是用文的方式去变化，物化是用物的方式去改变。文明就是相对于野蛮、原始质朴而言，用文来明。人需要坚持人作为主体的精神，不能成为科技与物质的奴隶，反而认识不到自身。人如果听命于科技，听命于机器和数据，依靠财富而不是道德品质来评价人，就失去了人文精神。中国文化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关系、人和宇宙关系中而体现出的以人为本的独特智慧，对于对治当今金钱至上、人类中心主义、恐怖威胁等都是优秀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基因中蕴藏着的是文化的外交、和平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念如果去影响世界，就会促进人类的长远发展和世界和平，体现出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魅力。
二、中国文化的超越性特质
（一）中国文化的超越性特质表现在对于语言的超越上
第一，中国文化中对于超越语言局限性的多次强调。
《道德经》开篇就谈到语言与实相间的不统一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言说出来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的本体，因为语言具有局限性。“老子承认语言是传达信息的中介，他认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个中介去领会哲理，而一旦掌握了哲理，就应该遗忘原来的语言。因为天地之理不可以言而尽之，重要的是掌握实质。这就是中国哲人所说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到岸舍筏。”庄子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把“道”看作衍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是天地万物的本质，超越于具体的万物之上，是抽象的存在。“道”一旦用语言来表述就会失真。对于体道而言，语言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语言的运用是个人的行为，表达个人的体验，而人由于受时空、成心的限制不可能获得对事物的真知，势必造成对道的遮蔽。对于达意而言，语言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庄子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他用“轮扁斫轮”的寓言作了具体论述。《庄子》中多次提到“无言”的理论，启发人们重视沉默的作用。他认为语言表达主体应在遵循自然之道的前提下言而知足，该虚则虚，该实则实，亦言亦默，道物之极。
第二，中国艺术中对于超越语言的艺术境界的描述。
中国的诗歌、绘画、园林、书法的艺术境界都讲究意境，是不同于单个元素简单相加表达的综合的超越感。诗歌、文章等讲究言外之意，得意以忘言。绘画、山水园林、文艺作品等都讲究意境，“所谓意境，就是“意”与“境”之接合。“意”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思和美学理想，即诗意。“境”是指作者所描绘的客观景象。诗情画意的有机统一，完美结合便形成意境。意境是有实境和虚境两个部分构成，实境即诗歌或者绘画作品中描绘的那具体的、有限的境，是意境产生的基础。由实境而引发出来的境界则是虚境，虚境是无限的，充满想象空间的，读者可以感受得到，但用语言表达不出的那种境界就是虚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特别强调意境，他区分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并作了简略说明。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刘勰认为的“言不尽意”有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于圣人的思想，圣人之道是“言不尽意”的，“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而下的“器”是容易表达的，甚至可以通过“夸饰”的方法来充分表现其特征；而作为形而上的“道”，尤其是“神道”是“言不尽意”的。其二，人的思想是十分微妙的，确有许多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东西，“言不尽意”正是反映了语言和思想的不等同性。其三，在文学创作中，故意利用语言在思想表达情感方面就呈现出的非同一性，造成“言不尽意”，有含蓄的艺术效果。在艺术中，往往“言不尽言意”比“言尽意”更有艺术魅力。
（二）中国文化中对于生命的超越
第一，儒家思想体现的对于生命个体意识层面的超越性。
儒家思想中被人们广为传诵的是张载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显出儒家在天地之间，胸怀天下的文化担当。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但天地生生不息，生化万物，即天地的心意。天地人三才中，人对天地生生之德亲切理会，天地生化万物的心显立了，这种仁爱成为儒家社会伦理建立的根基。为生民立命：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生民。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却能潜移默化，加上伦常政教的设施，使生民的生活有了依循，而得以护持生命，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了。为往圣继绝学：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而魏晋，而南北朝，而隋唐，千百年间，一直未能善续先秦儒家的学脉。唐代儒者感慨“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直到理学家出来，才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天道性命重新光显于世。为万世开太平：儒家思想的情怀不只是当下社会国家的安定与平和，而是要为历史做出独到贡献，以“内圣为本质，外王表功能”开出太平盛世不只是一时，而是为千年万世开太平。
儒家思想侧重于社会中的人伦秩序的安定，其次第主要通过《大学》中的三纲八目的方式。三纲为其核心要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是将儒家认为每人都内在具有的光明德行发挥出来，不仅要自己的明德彰显，修以自利之后要广泛利他，即推广到天下民众都能将自己的光明德行显发出来，这就是新民，最终要达到止于至善之境地。儒家思想的意识层面不只是思维中的心意识，而是包含着先天本性中的光明德行。《大学》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种应然的心的状态是具有超越性的，超越了普通人后天情绪的干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都是情绪状态的表现。这四方面都是心在发用，人一旦有这思想中情绪而不能觉察，则欲望与情绪相继发生，就失掉心本有的中正矣。
《大学》中讲“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这段文字更是显示了修身中克服偏执情感作用的重要性。因为感情的亲密、厌恶、敬畏、怜悯、傲惰而在判断事物的时候出现偏差，未能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来处理，这五个方面都是人们平常心态自然呈现的。而修身者就要超越常人之情，避免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
《大学》之中提到儒者修身要将先天光明的德性发扬出来，超越常人平常状态的情绪与杂念纷飞的心灵状态，能够摆脱愤怒、恐惧、喜好、忧患等情绪的干扰，也能够拜托因为亲爱、厌恶、敬畏、怜悯、傲慢等导致的偏见，达到真正的清明而灵觉。儒家经典中不仅《大学》有超越性，《中庸》中也有超越意识偏执的许多论述。
《中庸》提倡平常心，“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孔子提倡的修身是在日用平常中起用的，他反对探究奇异、行为怪诞博取名声的行为，而是坚持“君子依乎中庸，遯（通“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能够做到不偏、不改变的把握好自身光明的德行，依乎中庸而行事，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种平常心中见功夫的修持功夫，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是倡导中庸之行。能够有中庸之道的君子可以超越外在环境对于自己的影响，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患难还是漂泊，总是能够安然自在，从不怨天尤人。《中庸》还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儒家君子的意识的超越性在于不会受情绪干扰，超越一切外在环境的改变，总是能安然乐处。
《中庸》描述了超越心意识的情绪偏执后，达到的最高理想生命境界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儒家的君子和圣人是依着天道而行的，诚是天道，而人道就是去契合天道，达到诚的境界，超越自我的偏执与情绪。真正的诚者境界是圣人的境界，不需要努力就自然做成事情，不需要思考而能达到希望的结果。不过人在修炼的过程中必须选择善，并且能够坚固的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当个人超越了主观的情绪执著与偏见，能够通透公正，领悟到自己的本性之中具足智慧之后，这就可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自己能够见到本性，摆脱情绪的烦恼与各种思想的偏执之后，还要去帮助别人，还要使得万物都能充分发挥其潜能，这就是《中庸》讲的“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这种在佛家里称为“自觉觉他”，这还不是圆满，真正全方位做好以后就是“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样的人才是立于天地之间，为天地立心的人，真正实现了天地人三才的奥妙。
儒家的生命境界不是个体的，而是对于社会整体仁爱，具有经世济民的思想。如同《中庸》所讲“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诚者要有仁有智，将性德显发出来，做到这样的人，无论是对内修己，还是对外待人接物都可以做到适宜的程度。
《中庸》中对于君子外王的境界也有所描述。“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君子所行之道，要以修正自己的身心为根本和起点。如果自己没有真正的实行，那就不可能得到民众真心的认同。《大学》里讲“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通“悌”）”与此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故君子之道，本诸身”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上有一个体现。“征诸庶民”指处理好自己与老百姓的关系，只有自己做到了才能影响到其他人；“考诸三王而不缪”考证自己与以前的历史的关系；“建诸天地而不悖”考证跟天地万物空间的关系；“质诸鬼神而无疑”解决的是无形与有形的关系，不管存在不存在，也要能处理好。“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君子之道如果真的能够做好了，在未来是有传承的意义。关键在于自己能够“因诚尽性，正己化人”，远方之人能够闻名慕德，近处之人也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内在的德行修养到达生命圆融的境界，超越了自我的局限性之后转化一方的生命状态。
第二，中国文化中道家修炼思想中对于肉体生命的超越性。
中国道家养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中国道家的内丹养生之道；其理论基础为中国传统的生命科学理论；其主旨是让人们的生活方式道法自然，让生命的律动符合自然的节奏，合道的生活就是合乎规律的生活，进而通晓自然规律达到“乐天知命，掌握人类自身生命密码，同时掌握宇宙天地人大自然万物生命变化的规律。”最终让全人类达到健康长寿、平生事业获得成功。“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概括了中国道家养生学及其核心。中国道家养生学核心——中国道家内丹养生之道的科学机制为“天人合一”，通过修练中国道家内丹养生之道达到“返朴归婴”。这也是《道德经》所崇尚的修养境界是婴儿状态，“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55章）其二是玄同境界：“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56章）这种“玄同”的境界是消除自我的遮蔽，超越世俗人伦关系的束缚，以开朗、宽豁的态度对待一切的人和事，是与万物同化、浑然为一是得道之人的境界。
中国道家养生修炼方法修炼生命本源——精、气、神。确保修学者能常保自身生命本源精气神圆满，道家思想认为此三者是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本源，同时是人类健康长寿、开智回春、天人合一的根本保障和法宝。具体来说：一是对于肉体生命的超越。关注生理层面，以人的新陈代谢、自然的延续为思考焦点，这是丹道命功系统的基本内容。丹道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根本焦点——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无常有限的叹息。二是对于精神生命的超越。关注生命境界层面，落脚点在人的心灵，注重心灵对生命的体悟和了证，使心灵超越有限性的制约，终止世俗精神生命，粉碎心灵对外境的执持，以达纯粹光明之境界。
这种修炼以超越有限个体生命为主旨，在体证天地造化的前提下，对宇宙大化及天地人三才生存系统进行了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将个体生命置于宇宙生命的大化之流中。由其中找到了人类战胜死亡、迈向永恒之路的根基，这就是开启了整个宇宙这一大生存系统的始基——真一之炁。它是一切生命的存在之根，是天地人三才生存系统的渊薮。人只要凭借特殊的修炼程序便可执持己身的先天真之炁，与天地所禀先天之炁相互感应，进而以此先天之炁纯化、锻炼己身的阴邪之气，使先天与后天打成一片，最终成就圣胎，返归于纯阳之境。这就是内丹道开拓的迈向真实生命的永恒之道。它以先天元气为基点，返归于真实、永恒、光明之母，通过将个体生命融入终极实体之流而得以超越。当然，这样便也实现人类肉身长生不死的愿望。
《道德经》强调“以德养生”以及内在超越的方法。生命的完善是通过内在的方式，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操作技术，涵养元气，升华境界。道德是这一切修炼的前提条件，只有良好的道德行为与道德意识才能保证内在超越方法的成功。
“从终极的道体的角度来看，人之生命的意义并不单纯局限于其类的范围之内，亦即只对人自身呈现意义，同时也是道体显现其自身实现自我觉醒的一个媒介，因而具有整全的终极意义。道通过人的生存而达到自我醒悟，其外在表现形式便是人的证道、体道行为。对此，原始道家的生道合一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有助于人类摆脱其自我中心的局限，以体证大道为中心，以规范现实生命意义的核心观念。因而，任何一种现实的生命都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人的肉体不仅像传统哲学认为的那样是其精神的载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据以生成、发展其精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人还以肉身为根基切入其周围的生活世界，以达致对世界的领悟与认知。由此可见，脱离肉身而单提精神的生命，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生命。道家的生道合一思想扣紧肉体与精神统一的主题，其论现实的生命不仅重视其精神层面，而且也贯穿于作为生命的晕圈及视域场景的肉体层次。这实在是一种整全的生命观。正是在这一方面，道教继承、发扬原始道家的基本精神，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肉身，希图通过对构成肉身生命因素的精、气之修炼来契证道体。”
（三）中国文化中禅宗思想体现的对红尘的超越性
佛教自从汉末传入中国之后，就与儒道相结合走上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在佛教初传进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是用老庄的词汇“无”意思去解释佛教中的空。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的增多，中国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八大宗派。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焕发出生命力，却在印度逐渐衰败下来。随着历史的前进，许多佛教宗派逐渐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减弱，而注重现实生活，倡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的禅宗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世间求解脱觉悟的生活艺术受到中国人的喜爱。
慧能是整个禅宗史上具有改革创新意义的人物，他的禅学思想，虽说仍不出历代宗师的“见性成佛”之说，但是无论是在理念和方法上，都有跨越式的提升。第一，在他之前，佛家倡导离世才能修行解脱，而他倡导即世间而解脱，把日常生活作为修行的道场；第二，在他之前，佛家倡导禅坐观静、持戒行善等许多规则，而他倡导“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须坐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内心非贤；日行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第三，的平常日用动静之中，直入修行获得般若之法。他的禅法思想主要集中在《六祖坛经》中，并被当作历代传承的依据。慧能旗帜鲜明地提倡“顿悟”。在《坛经》中，表现“即得见性，直了成佛”的顿悟思想随处可见。佛家历来认为是“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二者存在有因果和时间的差异。慧能认为：“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慧定别。定慧不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所谓定慧等而无别，
也就泯灭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而与其顿悟的理念协调一致。在《六祖坛经》中，慧能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禅学思想，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的义理相一致，旨在阐明法无我，破除一切虚妄执著，认识宇宙万有的实相：“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不执著于任何的事物或名相，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系缚。因此，他对于一切成规，都用自己的眼光和思想，进行审视和评判。弘忍提出修心，神秀提出观心，而慧能却认为，心性本净，“看即是妄”，“善诸识，此法门中坐禅原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言不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心起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若修不动者，不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
禅宗四祖道信特别强调坐的意义：“努力勤坐，坐为根本”。坐禅在弘忍时代，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慧能虽说有时也劝人端坐，但基本立场却是相反：“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缚。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即有数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在六祖的眼里，目的便是一切，而不必拘于任何形式。后来五家七宗接引方式的百花齐放，就与此具同一思想根源。
《坛经》全书的主旨在于般若波罗蜜法。般若波罗蜜就是获得解脱的佛慧。慧能屡屡赞颂般若，并且还与《金刚经》联系起来。《坛经》里记载慧能答韦使君的一段关于念佛的问题：“世尊在舍卫国，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远，说近只缘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使君，东方但净心即无罪。西方心不净亦有愆，迷人愿生东方。两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地。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说明般若智慧指引，人无须去追求死后的西方极乐世界，更重要是在当下念念净心。
三、中国文化超越性价值的当代意义
中国文化提升人的生命境界，把个体生命带入更广大的宇宙秩序中。人不止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他还有一种生命意义的追求，一种最终的价值之追求；一种跟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文化的理念或文化的符号系统可以安顿人心，产生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秩序。这些都使得人可以在物质生活之外创造广袤无比的空间。
中国文化可以塑造出的坚毅的人文品格，能够对治资本的泛滥、信仰的迷失；中国文化的关于自然与人类的整体思维与关联可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对治当下的环境危机，不当的竞争等问题；中国文化的立足现实品质关注人本身的品格，能够在世间而超越世间的尘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不仅在物质文明，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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