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队的衰落，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挨个倒下。先是八旗兵，在康熙年间便基本废掉了，接着是绿营兵，然后是湘军、淮军、北洋新军，直到清朝的灭亡。然而在19世纪末期，满清政府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一位人物，硬是将衰败的满蒙八旗撑了起来，在对外对内战争中都表现不俗，直到他并不光彩的战死，清朝最为信任的满蒙八旗军才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的军史，才彻底成了湘军、淮军的一统天下。
这个人，就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每一个历史人物，在其一生中，都是有几件事情来奠定他的地位。僧格林沁一生戎马生涯，先后与太平军、英法联军、捻军作战，大小战斗数百次，有输有赢。而最能体现他一生事业的，是三件事：消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大沽口击败英法联军舰队，还有重创山东直隶一代的捻军。
如按教科书的说法，僧格林沁抗击外来侵略是有功，镇压农民起义是有过，他的一生可以是功过三七开。不过，纯粹的历史和中国的教科书总是差距惊人，了解一些历史的人，都会对教科书嗤之以鼻，因此，教科书的评价，算不得数。这个一生与打仗有不解之缘的蒙古亲王身上，仍有很多值得后人琢磨玩味的东西。
从破落贵族到“最被恩眷”
按《清史稿》的记载，僧格林沁为博尔济吉特家族成员，这个家族也可称为勃尔只斤家族，是蒙古人的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在清朝，也是蒙古贵族中最为显赫得一支，他们与满清皇族爱新觉罗家族世代联姻，皇后妃子层出不穷，著名的孝庄太后就是这个家族女人的佼佼者。按《蒙古世系》的记载推算，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之弟哈萨尔第二十六世孙。但他的少年时代，却并不显赫，俗话说，宰相家里也有几门穷亲戚，博尔济吉特家族非常庞大，随着时间推移，便会有分支衰落下去。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僧格林沁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苏木，即乡）百兴图嘎查（嘎查，即村）一个四等台吉家庭。家种虽是贵族，但早已败落，只比赤贫稍好一点。幼年的僧格林沁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但毕竟是贵族，还可以接受教育，12岁时，他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一个人如要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本身的素质与勤勉之外，还要有很好的运气，僧格林沁出身虽好，但毕竟家道中落，能够承袭一个卑微 的爵位，聊以渡过一生，原本是他的命运。然而，由于他的生父早逝，而家族族长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虽然娶了嘉庆皇帝的女儿，但却是生不下一男半女，便将他过继过来作为养子。如果仅仅是这样，也不过是比以前的命运稍好一些，作为养子的身份，只能延续郡王家的香火，却是断然不能承袭郡王王位的。可命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他，由于郡王无后，便要从家族的第二代中选出继承人，这个工作，郡王自己是不能来做的，而要由大清皇帝来指认。道光皇帝在看过所有的候选人之后，独独看中了僧格林沁。《清史稿》上说，选中是因为他“仪表非常”，可能是道光皇帝自己长的尖嘴猴腮，仪表不雅，所以非常看重长相魁梧雄壮的人。僧格林沁于是就这么成了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从被人歧视的穷小子和寄人篱下的养子，一下子就成了统驭科尔沁的郡王，僧格林沁怎么不会感激涕零？他日后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都全心全意地为皇上效劳，根子，就要从这里来找了。
在当上郡王的同年，僧格林沁开始了官运亨通的仕途。十二月，奉命御行前走，赏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朱缰。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九月，命管火器营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九月，为后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七月，命总理行营。十二月，为阅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
这样的宠幸，在蒙古亲王当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从14岁到39岁，僧格林沁就一直在不停的加官进爵，皇帝对他的信任也是与日俱增，史载“出入禁闱，最被恩眷”。骄傲与蛮横，在这个顺风顺水的年轻郡王心中，也逐渐的滋生起来，除了皇上，他是谁也不放在眼里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僧格林沁受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这是他第一次真刀真枪的指挥战斗，他表现得很好，很快便平定了匪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并准予穿用。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理所当然的成为顾命大臣之一。
新继位的咸丰皇帝，对于僧格林沁也是宠信有加，咸丰元年（1851年），任命他为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咸丰二年（1852年），主持道光皇帝帝梓宫迁葬，因为恭谨从事，赏加三级。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
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林凤翔、李开芳两员骁将率领两万精锐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九月，设防紫荆关。
僧格林沁的第一个大挑战来临了。
全歼太平天国北伐军
农民起义，对于中国的朝代更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说，农民起义就代表着进步和先进，却绝对是大谬不然。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多比王朝统治着更凶残、愚昧，更具破坏力。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太平天国的刚刚起事时，自然是为了反抗清政府的压迫，而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和上层的所作所为，却是更为荒唐、落后、腐败，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的破坏更为严重。林凤翔、李开芳两人虽都是血性汉子，但因为他们主子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对于他们的镇压也就很难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自然，僧格林沁不会想到这些，他只知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们这些邪教竟敢犯上作乱，本王便饶你们不得！咸丰三年十月底，太平军北伐军突然东克静海、独流，前锋抵达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清政府大为震动，乱成一团，京城的达官显贵纷纷外逃，大清江山似乎有着摇摇欲坠的征兆。僧格林沁的身上的担子委实不轻。
僧格林沁骨子里的勇悍之气显露了出来，率领自己的蒙古马队会同钦差大臣胜保设防于天津外围，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面对着百战百胜得太平军，僧格林沁亲自带队冲锋，使得士气大振。孤军深入的太平军后援不济，南方战士又难以适应北方的严寒，经过三个月交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咸丰帝赐僧格林沁“湍多罗巴图鲁”称号。
咸丰四年（1854年），僧格林沁乘北伐军无援南撤之机，由防御转任反攻，率兵尾随追击至河北东光县连镇，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墙挖壕，并引运河水灌入镇中，围攻达十一个月之久。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咸丰帝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三月，僧格林沁攻陷连镇，北伐军主将林凤祥被俘就义。四月，咸丰皇帝下诏僧格林沁德亲王爵位世袭罔替，俸银加倍。随即他又移师围攻山东高唐州另一支北伐军。北伐军将领李开芳率八百余骑退守茬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督万余人围攻，又用老办法引陡骇河水灌屯。五月，冯官屯失陷，李开芳突围被俘，被僧格林沁解送北京杀害。
历时二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北伐战事至此全部结束，太平天国北伐军全军覆没。僧格林沁也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殊荣，他镇压太平军虽难以对错论之，可他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残忍，也委实难以让人接受，在这段历史上，他与“曾剃头”曾国藩被合称为“南曾北僧”。
勇悍与愚昧——抗击英法联军
太平天国的北伐刚刚平定，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此次战争的爆发，起因有四，即亚罗号事件、马神父事件、外人入城问题、续修条约问题。亚罗号事件完全是英国人无理取闹，中国无有责任。马神父事件是一笔糊涂账，这位马赖神甫到底有什么犯法之事，至今也没有记载发现，如果按《黄埔条约》所定的条款，马赖在规定地点以外传教，是违反了条例，但绝对罪不致死，连杀死他的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承认，可见中国实在理亏。
引发这次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后两条：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而广州官民一再阻挠，这就完全是中国当时的愚昧所致，时人有载“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一再拖延，致使矛盾激化。
在当时来说，中国对于英法两国，是绝对的弱国，再加上国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筹办夷务始末》卷27），就更没有力量装横，应当暂时委曲求全，实行“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等自己实力壮大了，再做计较不迟。可妄自尊大的咸丰皇帝却是一再的激怒列强。终于，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进行彻底抗战。被打怕的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为了防止英法联军的进一步行动，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构筑营垒，增设水师，整顿民团，筹饷制械，使天津防务加强，兵势大振。为了守住要塞，又将原大沽口一千六百余名陆兵增至三千名，并抽调马队五千名增援，同时还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台三座，做好作战各项准备。
咸丰九年（1859年）6月，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这原本只是例行外交规程，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咸丰皇帝可能认为防备已经齐备，又犯起混来，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袭击洋人。僧格林沁自然会忠实执行这个自己也深以为然的命令。
当时在僧格林沁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
6月16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5千米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并不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本是第一次大沽之战的战胜国的英法两国，自然不会按照战败国的要求，表现的极为无理。25日早晨，英法两国公使又接到了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可这个时候，僧格林沁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根据僧格林沁所呈的奏折称：“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戗前往，而引其端于该夷船尾，另以一船轮回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戗共十余架。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余船皆竖白旗，起定下驶，仍复绕至破船后，向炮台轰击，直至日夕，未能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余只，满河游驶。其向后十余只，径行拢泊南炮台河岸，该夷步队一并上岸排列濠墙以外。当即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上申国威，下抒民望”，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而战果，也确实辉煌，打沉敌舰5只，打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法军死伤14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至今，中国何尝有过这样的胜利？僧格林沁也确实尽到了一个前线指挥官所应该尽的责任，指挥相当有方。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清廷说：“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咸丰皇帝对于僧格林沁和镇守大沽口的官兵们都大加封赏，一片皆大欢喜。
然而，咸丰皇帝或许忘了，他命令僧格林沁“悄悄击之”并取得大获全胜的，并不是真正的作战部队，而仅仅是护送俩过公使的武装人员而已。虽有英法公使的傲慢无理为理由，但中国方面却是先故意刁难两国公使的进京路线，后又进行攻击。如果是越南、朝鲜之类的藩国、弱国，自然不敢把天朝怎么样，但英国和法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并都让中国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痛快一时，则引来了后悔一世的大祸。
翌年，也就是1860年7月初，真正的远征军来了。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由联军总司令格兰特、孟班托率领始达上海。至7月中下旬，联军分别占领烟台、大连，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初，英法各种舰队船只173艘，陆续齐向天津大沽口逼近。
也许，僧格林沁这个时候，正兴奋的摩拳擦掌，这回是真格的了！
惨败，大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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