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蘇東坡與王安石，因為在朝輔政意識形態及文學風格的迥然不同，導致個人是非恩怨不斷，所謂文人相輕，蘇王猶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緣於最終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觀看待對方的長處，由此而能包容對方的不足，進而認識自身、明心見性。二人的生平經歷、思維起伏展現了封建社會典型的古代士子階層的悲壯風情。
憶昔蘇東坡剛參加制舉時，鋒芒畢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眾考官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將其列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卻認為蘇東坡的許多觀點，與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萬言書意見相左，因而斥責蘇東坡之文為“全類戰國文章”，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鋒，也即新舊黨爭的延伸。
▲ 蘇軾《黃州寒食詩帖》局部
紙本，34.5×199.5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而蘇東坡任監官誥院時，主管官吏憑證文書的頒發，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行為非常不滿，在對劉敞的祭文中予以隱約譏刺，後來更是竭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惱怒，把蘇東坡視為強敵，必欲與他逐出朝廷而後快，蘇東坡因此備受變法派的打擊排擠。
▲ 蘇軾《邂逅帖》
又稱《江上帖》，行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熙寧二年（1069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欣賞其主張，當天接見後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而王安石則竭力阻攔，併力薦呂惠卿擔當此任。 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王安石還多次勸神宗貶黜東坡，神宗未聽，王安石就說對待東坡必須像調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撲，使其服貼乃可用”。
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亡之事為問，王安石更是大為不悅。
▲ 蘇軾《書杜工部榿木詩卷帖》
澄心堂紙本行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蘭千山館寄藏）
二人時常見面，相互挖苦、貶低成風。比如有一次，兩人來到一片碑林，見一處石碑有點傾斜，王安石便說：“此碑東坡想歪！”蘇東坡當即反唇相譏道：“當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讓，由此可見全盤。
▲ 蘇軾 《羅池廟碑》局部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慮到以前蘇東坡曾寫過《進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請他協助自己主張政見，王懷抱一線希望親自拜訪蘇東坡。當時，蘇在書房與幾名青年學者討論王的《字說》一書，王安石高興地說：“這是老夫為補救許許慎《說文解字》的不足而寫，如‘坡’、‘篤’兩字，明明是會意，許公竟解作形聲。吾以為認為‘坡’者，土之皮也；‘篤’者，以竹鞭馬也……”。
蘇東坡反問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誰聽過水有精骨呢？還有‘笑’字，豈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嗎？”王安石聽後心中不快，只能勉強解釋道：“‘鯢’字從魚從兒，合為魚子。四馬為駟，天蟲為蠶。古人制字，並非沒有意義的。”‘
▲ 蘇軾《跋王晉卿藏挑耳圖帖》
書於1091年（元佑六年）行書
蘇東坡則說：“鳩字九鳥，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為真，欣然請教。蘇東坡得意道：“《詩經》上說：‘鳴鳩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問：“分明七隻鳥，怎能說是‘九鳥’呢？”蘇東坡不緊不慢地回答：“七隻小鳥加上它們的父母，不就是‘九鳥’嗎？”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尷尬，因蘇輕薄自己而拂袖離去。
從政見上的相互排斥發展到賣弄學問調侃對方，這是二個大文士的習慣。
▲ 《天際烏雲帖》又稱《嵩陽帖》局部
蘇軾詩文一章，行書
真跡曾由明代項元汴收藏清歸翁方綱
共三十六行，計三百零七個字。藏處不詳
又一次，蘇東坡去拜訪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覺，蘇東坡見書桌上有兩句王安石的《詠菊》詩：“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東坡認為菊花最終枯焦而不落瓣，便依韻續詩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後蘇東坡被貶黃州時，看到秋風中吹落的滿地菊花才明白是自己未實證而想當然。
▲ 蘇東坡《禱雨帖》又稱《穎州祈雨詩帖》局部
蘇東坡自署書於元祐六年(公元1091)
紙本29× 120cm，詩文二則，行書
今不知藏所
又有一次，蘇東坡被貶海南時，王安石為其餞行，王賦詩曰：“明月當空叫，五狗臥花心”，蘇東坡卻信手改成：“明月當空照，五狗臥花陰”。後來蘇東坡在海南儋州時方知當地有一種叫“明月”的鳥，和一種叫“五狗臥”的花，他才恍然大悟。
蘇東坡和王安石雖相互排斥、相互貶低，但畢竟以其文鬥為主。隨著時光的流逝，二人最終在政壇失意，清醒之後都認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爭鬥的主因。名利到頭隨煙而去，明心見性後雙方都有了懺悔當初而賞識對方才華之心。
▲ 蘇軾《尊丈帖》
約書於1093年（元祐八年）
在政見方面，王安石認為蘇東坡是蓋世英才，一代忠臣。當蘇東坡遭遇烏臺詩案被定罪候斬，性命危在旦夕，當時滿朝異姓官員無一為蘇東坡求情，王安石聽說後從江寧上書神宗道：“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文章、學問及超人見解、辦事果斷等，非常佩服，曾稱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對蘇東坡《表忠觀碑》一文大為讚賞，興致勃勃地次韻蘇東坡在密州所寫的“尖叉韻”雪詩。
而蘇東坡於元豐三年（1084年）途經江寧，深為《字說》一事當面譏笑王安石而感到內疚，專程拜訪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閡。已經下野閒居的王安石，聽說東坡到了江寧後，也是馬上披蓑衣戴斗笠，騎一頭瘦驢，風塵僕僕地趕到渡口去會蘇東坡。
▲ 王安石《過從帖》
紙本行書 26×32.1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交談中，蘇東坡對朝廷接連用兵和屢興大獄的措施表示不滿，認為“大兵大獄”是漢、唐滅亡的前兆，並勸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先說那是呂惠卿主政的結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預。
東坡接著說：“‘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這只是事君的常禮，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禮，你豈能以常禮來報答皇上？”王安石頓時激動地說：“我一定要面見皇上陳述！”並叮囑東坡不可洩漏此話，原來他對呂惠卿的傾軋心有餘悸。
隨後，兩人又談論詩文，蘇東坡手書近作相贈，王安石意猶未足，也自誦其詩，請蘇東坡書寫後留給自己作紀念。蘇東坡稱讚王安石的“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二句有《楚辭》句法，王安石欣然認可。
▲ 王安石《行書楞嚴經旨要》卷
紙本 29.9×119cm
上海博物館藏
蘇東坡在江寧數日，兩人多次作詩唱和，蘇東坡遊蔣山的詩中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為讚賞並感嘆曰：“老夫平生作詩，無及此之二句！”
王安石送走蘇東坡後對人說：“不知更年幾百，方有如此人物！”，此精典之述，實是二大文才風起雲擁之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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