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末代皇帝溥仪心里，大清的江山社稷是排在第一位的，为了“复国”，溥仪什么都愿意做，在被赶出紫禁城、祖宗陵墓被盗之后，尤为激愤。寓居天津时，哪怕是口头应承溥仪，恢复祖制的军阀头目，都能从溥仪那儿拿到价值不菲的文物财宝和现金；但往往竹篮打水。所以刚到东北时，一方面溥仪复国之心愈发强烈，另一方面觉得国人负他，反倒把希望都寄托在日本人身上了，他立下誓言：要修身养性，忍耐一切苦厄，兢兢业业，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为了促成溥仪来东北充当傀儡，日本人想尽了很多办法。他们收买了溥仪身边最信任的侍卫祁继忠及一批心腹大臣，整天给溥仪宣扬革命党人要质溥仪于死地的小道消息，与此同时，又不断渲染日本的好心。溥仪生于乱世，由于身份特殊，总是担心被人报复，身首异处，所以在“耳濡目染”中，逐渐对日本有了好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对国际局势，日本人策划还政于溥仪，扶持他在沈阳登基的把戏。而且向溥仪承诺，九一八事件只针对张学良父子的横行，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一旦溥仪到了东北，将立即拥戴溥仪为帝。听的可以在大清龙兴之地复国的消息，溥仪兴奋起来了，他不顾师傅陈宝琛、父亲醇亲王的劝阻，执意去了东北。
然而，到了东北之后，溥仪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溥仪是悄悄来到东北的，所以并没有城门十里之外跪迎的盛况，虽然把他安排在高档别墅中，却形同软禁，并经常以“保护宣统帝安全为由”，限制他出门，甚至下楼。溥仪也曾感慨，“倒不如在天津做个有钱的寓公”。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日本人还没商量好，还在讨论给溥仪什么头衔，也就是国体未定，这让溥仪相当“震怒”，毕竟主张借助日本势力复国的大臣郑孝胥已经再三保证，日本人已经万事俱备，就等溥仪前往沈阳登基了。不久之后，在日本人的指示下，恢复大清变成了建立新的国家，即伪满洲；不仅如此，郑孝胥还背着溥仪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了《日满密约》，这是个比“二十一条”还恶毒的协议，凭着它日本人获得了国防、治安、矿产、铁路等全方位的特权，溥仪只是充当门面而已。
对于《日满密约》，溥仪虽然气愤，对着郑孝胥拍桌子：究竟谁当家？但却只是愤怒郑孝胥擅权，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关于“国体未定”一事，溥仪是发自心底的抗拒。在溥仪看来，来东北就是为了当皇帝，而且是学清朝祖先，入主中原，恢复正统，如果当了“新国家”的总统，无疑是自废帝号，自毁正统。怕你溥仪觉得欺人更甚的是日本人不准溥仪自称皇帝，而是给了伪满海陆空元首一类的称号，同时还不准溥仪穿龙袍登基，只得穿伪满元首的标准礼服。
于是乎，溥仪心里越想越气，打心底不肯配合日本人了。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郑孝胥的“协调”和日本关东军的威胁下，溥仪虽然说出了二十条不能自弃祖宗、恢复正统的理由，甚至还直接派人去日本东京活动，但都是无济于事。最后，只得声明以一年为期限，当一年的最高行政官，如果到时候还不能称帝，就要辞职不干。但是，随着日本人越来越嚣张，溥仪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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