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華爾街上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盤事件。
道瓊斯指數一天之內的跌幅達22.6%，在6.5小時的交易時間內，紐約股指損失5000億美元，其價值相當於美國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8。
是為美股歷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而其隨後如多米諾骨牌般引發的全球性股災，共造成世界主要股市損失達17920億美元，相當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3380億美元的5.3倍，這都讓1987年成為美股乃至全球股市歷史上永遠無法抹去的一頁。
時至31年之後的今日，當美股“終於”從近十年長牛中遭遇當頭棒喝，再次在2018年的金秋十月中上旬暴跌不止時，來自全世界的觀察者都不禁倒吸一口涼氣：當前市場是在重演1987年的股災歲月？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歷史的韻腳總是有跡可循，要想揭開美股1987暴跌之謎，不妨先從回顧1985年《廣場協議》的具體內容開始。
貶值！通脹！
1985年9月，在紐約廣場酒店的會議室裡，美、德、法、英、日五國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達成了《廣場協議》，對匯率進行干預性貶值，以應對強勢美元對美國出口造成的不振。
日本和歐洲各國在協議簽署後開始拋售美元，美元兌日元匯率在一年的時間裡下降了約40%，美國對日本曾高達50%的貿易逆差也迅速被糾正，日本也因此進入了“失去的十年”。
在《廣場協議》簽署的十年後，里根政府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回憶起這件事時並不高興，還指責了里根第一任期時的白宮辦公廳主任詹姆斯·貝克，稱“廣場協議除了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之外什麼都不是，貝克乾的都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在匯率干預下，美元的大幅貶值讓各國產生了新的擔憂，距離《廣場協議》簽署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代表們聚在巴黎的盧浮宮，並召開了七國集團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為了把美元匯率穩定在現有水平，各方締結了《盧浮宮協議》，日本銀行開始進行買入美元的干預。
但這份協議的壽命遠不如《廣場協議》那般長久，本應相互協調的各國政策出現了分歧，導致了美元再次被加速拋售。有人稱《盧浮宮協議》的簽訂順序混亂，“這樣的談判是很艱難的，他們卻靠靈機一動說做就做”。
在短命協議的火上澆油之下，1985 年2月至1987 年10月間，美元兌英鎊貶值38%，日元貶值47%。
美元的貶值推高了進口商品的價格，除此之外，油價在暴跌後的反彈也迫使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1987 年7 月，WTI達到每桶22 美元的高點，與去年同期價格上升近一倍；CPI年由1987年1 月的1.4%上升至1987 年9月的4.3%。
通貨膨脹為接下來所要發生的一切埋好了伏筆。
投資未來不如消費現在
通貨膨脹最終被沃爾克所控制，但其使用的武器是高利率，這一方式則導致了投資邊際效益下降，美國製造業再度陷入低迷。
債券收益率下降成為行情飆漲的起點，十年期美債收益率從1982年的14%一直下降到1987年初的7.5%，持有股票資產開始具備吸引力。製造業的低迷與低利率環境發生了化合反應，讓投資未來不如消費當下的觀念開始盛行，公司層面成全了股票牛市。
實際利率下降和公司利潤增速提高，以及股票的低估值，使得收購上市公司而不是新投資公司成為有利可圖的生意。於是，槓桿收購成為了行情縱深發展的最大動力。
1984 年以來，高收益債券的興起為槓桿併購資金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絕佳的工具，藉助這一工具，中小企業玩家開始將併購的矛頭指向那些以往敢也不敢想的大型企業，“小魚吃大魚”的案例時有發生。因此，當回顧這一段併購浪潮時，有人為其冠之以“敵意收購”的時代。
面對這波敵意併購浪潮，許多上市公司大舉進軍股市回購本公司股票，以維持控制權。譬如1985年菲利普石油公司動用81 億美元回購8100 萬股該公司股票；1989 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動用150 億美元回購該公司股票；IBM公司斥資56.6億美元回購4700 萬股股票……
併購與回購成為了股價大漲的超強催化劑，刺激著投資者不斷湧入尋找新的低估品種。此外，併購中目標企業的反併購戰術也有了空前的發展。毒丸計劃、焦土政策、雙層資本化、綠色郵件等已成為許多公司的管理者在併購防禦中慣用的措施。
刺破泡沫的高利率
兩年前在《廣場協議》中試圖進行干預性貶值的匯率，如今又有了新的歷史使命。
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回升及對美元疲軟的擔憂，使得以美元計價的資產變得不那麼吸引人，再加上美聯儲實施的緊縮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從5.75%升至7.25%，美國國債10 年期收益率也從1987年初的7.2%上漲到10 月中旬的10%。
利率的上漲為危機的發生安排好了劇本，接任保羅·沃爾克擔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格林斯潘則成了拉開序幕的人。
1987年6月2日上任那天，格林斯潘在白宮新聞發佈室的話筒後面，與即將離任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並肩站在一起，說道：“在保羅的領導下，通脹以及被有效的遏制住了。現在則需要後來人確保這個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不要得而復失”。
上任伊始，格林斯潘就向通貨膨脹揮了一記悶棍。9月4日，其將聯邦優惠利率從5.5%提高到了6%。對於剛剛從大通脹走出來的美國人來說，對通脹的恐懼讓剛剛上任的格林斯潘主席不敢怠慢。
在加息週期中，不論是借貸還是槓桿收購，都逃不過成本的上升。再加上美聯儲開始調查併購熱潮中的內幕交易和價格操縱行為，美股市場終於走到了崩盤的前夜。
1987年9月末，美股連續反彈了9個交易日，並於10月2日和3日連續收了兩個十字星，這個圖形在技術派嚴重是一個典型的危險信號。
期間，日本債市發生了一次小型崩盤，索羅斯也是在此時做出了錯誤判斷，其認為日本股市會先於美國崩盤，因此他做空了日本股票。而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情使索羅斯蒙受了雙重打擊。
也是在這段時間，未來將因做空美股而一戰成名的保羅·都鐸·瓊斯提醒索羅斯美股可能見頂，他已從1986年夏天就在等待著這個見頂的技術信號了。
“黑色星期一”
保羅·都鐸·瓊斯將1929年和1987年時期的股市圖表放在一起，他看到了一個類似1929年的大崩潰即將來臨。
1987年10月6日，離“黑色星期一”還有13天。在技術分析師Prechter發出空頭信號後市場大跌，但隔日的報紙的重點報道依然只是債券大跌。紐約時報甚至還在一篇文章中討論如何找到便宜的股票。
這一天，是多頭離場的最後時機，對於空頭而言，則是進入了做空最關鍵的時期。
在接下來的8個交易日裡，美股僅有兩個交易日為反彈行情，但市場仍是一片樂觀。媒體在用經濟數據的不樂觀，來解釋股市疲弱的表現；股民們則在議論著如果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會不會影響美股。
10月16日，這是讓被稱為“傳奇投資人”的德魯肯米勒終生難忘的一天。從6月開始，德魯肯米勒就已嗅到危機並開始做空美股，但市場卻在持續上漲。然而，在“黑色星期一”前一個交易日臨近收盤時，他將之前的淨空頭全部轉為1.3倍的槓桿做多美股。
德魯肯米勒稱，很多技術指標顯示，當時的市場處於超賣區間，並認為道指在2200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撐，這個支撐位在1987年經受過兩次檢驗。但在收盤之後，索羅斯給其看了保羅·都鐸·瓊斯所做的一篇研究報告後，德魯肯米勒意識到他把一切都搞砸了，市場即將崩盤。
儘管這位“傳奇投資人”在5年後一手策劃做空英鎊，為索羅斯基金單日贏取了10億美元利潤，但其1987年10月19日險些遭受了滅頂之災。
19日，星期一，華爾街上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盤事件。道瓊斯指數一天之內的跌幅達22.6%，在6.5小時的交易時間內，紐約股指損失5000億美元，其價值相當於美國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8。
美股的暴跌在全世界股票市場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倫敦、法蘭克福、東京、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均受到強烈衝擊，股票跌幅多達10%以上。
《布雷迪報告》指出了股災發生的原因。10 月19 日，機構投資者在標準普爾股指期貨期貨市場上的賣盤高達34500 手、約40億美元的合約，佔整個標普指數期貨合約交易量的40%。美國證監會認為19 日採取組合保險賣出策略的套利與替換程序交易量佔了標普500 股票交易量的21.1%。
美國政府的“救市”
崩盤當天，白宮發表緊急聲明：“國家經濟運行狀態良好，就業率處於最高水平上，生產也不斷增加，貿易收支也在不斷改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最近發表講話說，沒有跡象表明通貨膨脹會進一步發生。”
“聯邦儲備體系，本著它作為這個國家中央銀行的責任，在這裡宣佈，它會作為一個流通貨幣的來源，對所有經濟和金融體系提供援助。”星期二股市開盤之前50 分鐘，美聯儲發佈了清晰的救市信號。
此前在上任發言時稱“要保護勝利果實”的格林斯潘，現在也不得不否定掉一個月前才推行的緊縮政策，轉為向市場提供充足的資金。於是，10月20日早晨，美聯儲在市場上開始大量吃進政府債券，此舉的直接效果就是增加大約120億的銀行儲備。隨之，聯邦基金利率下降了0.75個百分點。
“多米諾骨牌”再次傳導回來：商業銀行相繼宣佈降低利率、信託公司表明了會保證客戶的資金需要、上市公司也開始積極回購股票。截至10月20日收盤，道瓊斯股票指數上升了102.27點，美國政府僅用了一天的時間就完成了救市工作。
此後，美股市場在反彈-探底之間切換，但始終沒有跌破崩盤時創下的低點。人們關於1929年大蕭條重演的擔憂逐漸散去，接下來的一次衰退是在近三年後的1990年7月開始的，正因為此，人們將1987年這次崩盤視為曇花一現。
而受到牽連其它國家與地區的投資者卻並不一定看待得如此輕鬆。
1987年股災中的香港“特色”
道瓊斯工業指數在 1987年 10月19日暴挫 508點之後，遠東區股市，亦相繼出現拋風。澳洲股市翌日亦跌25%，而中國香港股市則停市四天，至10月26日復市狂挫33%，連同 10 月19日的跌幅，整個交易日急瀉44%。
在該輪襲擊全球股災中，港股市場表現最為特殊，在“黑色星期一”的第二天星期二港股就緊急休市了。10月20日早晨香港聯合交易所董事局宣佈停市4天(10月20-23日)。結果大批期貨經紀不能履約。
這期間一批“救市”政策發佈：
24日銀行公會宣佈減息。25日晚財政司宣佈以期貨市場的主要經紀商及香港期貨公司股東提供的10億港元，加上外匯基金中提取的10億共計20億港元，作為備用貸款，支持香港期貨保證有限公司，拯救期貨市場。
然而10月26日開市，還是出現了猛烈拋盤，當天恆生指數大跌1120.70點，以2395點收市，跌幅達33%。恆生指數期貨10月合約大跌1554點，創歷史跌幅最大記錄。
在這次襲擊全球的股災中，惟獨香港停市四天，可以說嚴重損害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很多投資者爆倉出場，更為嚴重的是極大打擊了海外基金對香港市場投資的信心，使股市、期貨市場長期低迷。
以至於大鱷索羅斯本人在回憶錄中也直言不諱地指責：
“一個人愚蠢而受到懲罰，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在一生的事業中，亦曾犯過一些大錯，也只得無奈地接受。香港股市停開四日，是一項錯誤的商業性決定，對股市完整性產生不良影響。”
如果說1987年股災最終留給了香港什麼，除了鉅額的損失和此後股市、期市長期的低迷之外，還有就是這一堂生動的市場經濟大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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