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經濟學「掏空」中產階級,川普當選是36年來衆多人絕望的頂峯

里根經濟學“掏空”中產階級,特朗普當選是36年來眾多人絕望的頂峰

美國2016年的總統選舉無異於一場革命。這場選舉拋棄了許多精英,這場革命來自根深蒂固的不滿情緒。其歷史積累過程始於里根經濟學,受到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落地生根。

  • 里根經濟學:不支持包容性增長

里根執政時期是美國曆史的一個分水嶺。里根擁抱了涓滴經濟學的政策,這一經濟學也被稱為供給經濟學或簡稱“里根經濟學”。它聲稱,為富豪和超級富豪減稅會增加投資激勵,從而創造就業,隨後能以“涓滴方式”惠及大眾。除此之外,更低的稅收意味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這會提供激勵,使人們更努力工作,使企業家願意承擔更多風險,因而推動經濟增長,並促進收入增加。這些理論雖然在黑板上運行良好,但是它建立在過多毫無根據、缺乏經驗支撐的假設基礎上。

對里根經濟學有許多反駁。已經全職工作的人不太可能增加他們的工作時間。新投資只有在投資機會提供可觀回報時才會進行,並且這些機會至少要出現在美國國內。如果富人把增加的收入用於炫耀性消費,購買外國奢侈品或出國旅遊,涓滴效應將流向他國。關鍵是,從減稅到投資或總體上的經濟增長,這一邏輯鏈條並非是線性的。

正如事實所呈現的那樣,減稅的刺激性影響具有很強的粘性,任何好處都不會涓滴到中下層各階級身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羅納德·里根總統開始掏空中間階級,把增長的好處向頂層傾斜。”

而對富人來說,里根的減稅政策卻是對遊戲規則的真正改變。減稅政策給富人帶來了巨大橫財,富人策略性地用這筆錢增加其經濟權力。比如,他們曾經要付70萬美元的稅金,而現在降至35萬美元。他們打算如何使用這稅後35萬美元的飛來橫財呢?他們中的聰明人會把這筆錢的很大部分拿來支持智庫,聘請那些贊同和擴大富豪們話語權的意識形態經濟學家,以此加強他們的權勢地位。

財富和權力積累的惡性循環是減稅最為有害的方面。減稅不僅沒有帶來公平,沒有產生涓滴,沒有刺激經濟增長,恰恰相反,減稅永久性地打破了權力格局,使富豪和超級富豪獲得了巨大權力,因而破壞了權力分散化這一民主政體的基本前提。

里根經濟學“掏空”中間階級的第三個方面是,蓄意鎮壓美國空中交通管制員工會的罷工。美國每年超過1000名工人參與的罷工數量,從1979年的235起降至1999年的17起。工會是中間階級的支柱。沒有這種抗衡力量,那些沒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往往因只有高中學歷或中途輟學,只能自己照顧自己。中間階級當中的這部分人因此遭遇了毀滅性打擊。

  • 走向特朗普主義的臺階: 克林頓和全球化海嘯

美國里根總統卸任之後是老布什總統,他發起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一協定最終在克林頓執政的1994年簽字生效成為法律。克林頓承諾協定會“促進更多的增長、更多的平等”,“僅在1995年就會給這個國家創造20萬個就業崗位”。當然,他沒說有多少就業崗位將會被進口摧毀,而一項估計給出的數字是,到2002年摧毀88萬個。在美國聯邦政府的人事安排中,高盛佔有優勢。克林頓總統的經濟團隊由鮑勃·魯賓領導,他是超級投行高盛的首席執行官。來自高盛的漢克·保爾森是小布什政府成員,還有其他若干人在輔佐特朗普政府。

小布什政府延續了里根經濟學中去監管的意識形態,以及有利於最富1%人口的減稅政策,對金融危機的發酵視而不見。當2008年的崩潰來臨時,小布什政府對大銀行及其高管和股東,不附任何條件地濫行恩惠,主流大眾丟掉了工作,被驅逐出住房,不得不在零工經濟中從事低收入的工作。這就是斯蒂格利茨所言——富人的社會主義,窮人的資本主義。

在大蕭條之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中,奧巴馬上任了。競選總統時,奧巴馬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變”承諾,吸引了數量不斷上升、心懷不滿的人們。但是一旦就任總統,奧巴馬毫不掩飾地與建制派聯合起來,從實質上延續了歷屆前任總統的經濟政策。

  • 特朗普當選: 36年來眾多人絕望的頂峰

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被希拉里斥為“遭人唾棄之輩”的人們,那些飽經社會經濟地位下降所帶來的異化,因數十年工資停滯而失望,卻眼見其他人過著富裕、名人式生活的人們,那些遭受全球化海嘯連續打擊的人們,或被空心化的中間階級,那些被取消住房貸款抵押贖回權,卻目睹金融危機肇事者被寵護的人們,那些認為忽視99%人口是現代社會最嚴重的不公政策的人們,終於都起來反抗了,顛覆了有意忽視民眾疾苦、讓人忍無可忍的建制派。有太多關於“改變”的承諾沒有被遵守,他們相信只有一個強人才能改變國家的航向。希拉里代表著現在的建制派,一旦上任將會和她的五屆前任一樣維持現狀,那可不是什麼好的前景。

總而言之,從里根到奧巴馬的五屆美國政府立下了一連串吸引人的承諾。減稅、涓滴經濟學、去監管、全球化和北美自貿協定都被描繪為“重大進步”。這些舉措把絕大多數經濟上的好處都轉移給了一個社會階層——超級富豪階層,而以中間階級“被掏空”為代價。

當前艾森豪威爾的“軍事—工業”複合體演變為“軍事—富豪”複合體,這一改變說明,財閥政治鞏固了對政治制度的控制。正是在政治紊亂的高潮中,迎來了特朗普主義的興起。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2期)

(作者系慕尼黑大學榮休教授,譯者齊昊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校者許建康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