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談易經:易經陰陽與術數

80後的我們幾乎都是看著金庸大俠的武俠小說或拍成的電視劇長大的,今天金庸大俠離開了我們,從此天堂多了一位大俠,人間少了一片江湖。

金庸先生談易經:易經陰陽與術數

其實金庸先生在易學方面的造詣也很深厚,我們在他的小說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易經》裡面的東西,比如降龍十八掌的招式名字都是取自易經中的爻辭,還有武功秘籍的命名等等。金庸先生專門研究易經的文章我們見到的很少,在《神鵰俠侶》中,金庸有一篇附錄,名為《易經陰陽與術數》,文中對易經中的數做了很獨到的解讀,尤其對九六表示陰陽的解釋我個人認為很有學術研究價值。另外從歷史角度解讀《易傳》的成書過程及其歷史作用和他個人學習心得,引經據典,很多觀點也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從易經預測的方面說,他這篇文章對我們沒什麼用,從學術角度看,還是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下面講原文摘錄如下,文章有點長,請耐心看完。

金庸先生談易經:易經陰陽與術數

《易經》中有八卦,以一表示陽,以一一表示陰,古代書寫與印刷術不如今日,八卦重疊有時寫或印時容易不清楚,用數字來表示就不易誤會,而且以後談到時易於引用。每一卦都由兩卦重疊而成,每一畫叫做一爻,從下向上數上去。例如“泰卦”,是乾下坤上,用數字來表示,陽以九代,陰以六代,第一畫叫“初”,第二畫叫“二”,最後第六畫叫“上”,這泰卦寫出來便是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同人卦”是離下乾上,用文字寫便是初九、六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以數字代表符號是到了戰國後期的《易傳》才見之於書,所以拿九的數字代表陽,拿六代表陰,據我個人猜想,當時紙張筆墨尚未發明,戰國人著書,用刀在竹簡、木簡上刻畫八卦,兩種符號很易混淆,用九六兩字代表就易得多,寫在文字中不易誤會。有人以為,陽必須九,其他數字不可,陰必須六,其他數字不可,這是混淆了兩種不同觀念,等於說陽電以十表示,陰電以一表示,所以計算陰電陽電的數據時只能加(十)減(一),不能乘(×)除(÷),因×÷不代表陰陽電也。其實傳統的中國人並不這樣拘泥,新年祝賀時常說“三陽開泰”,並不說“九陽開泰”,中醫認為頭部是手三陽、足三陽經絡的六陽之會,所以稱頭為“六陽會首”或“六陽魁首”,並不稱之為“九陽魁首”。“六陽正氣丸”是一種流行極廣的中藥,並不需改為“九陽正氣丸”。

以戰國後期之人的意見,硬要去約束殷周或西周時代的《易經》,未免是以後拘前了。《紅樓夢》中林黛玉生肺結核,至近代才有肺結核特效藥,論者指摘曰:何不使用特效藥 Ri—fampicin、Isoniazid 去治林妹妹的病?薛寶釵送她燕窩,有什麼用?尤二姐覺大限吞生金,痛苦不堪而死,現代讀者指摘曰:尤二姐缺乏常識,何不服安眠藥,痛苦就少得多了?

道家哲學一直認為陰陽並重,太極圖中雙魚對稱,陰盛則陽消,陽盛則陰消,陰陽完全相等,物極必反。陰漸盛,自少陰發展至老陰,陰盛極就開始衰,出現少陽、陽明而至老陽,有一個循環轉變的過程。強調陽剛而貶低陰柔,是儒家中某一派(有人認為可能是子張之徒)的觀點。董仲舒更將陰陽之說用之於人事,尊陽貶陰,用以尊君貶臣、重男輕女。董仲舒《繁露.基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儒家強調人倫之中,以三倫為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儒家為了維持宗法社會中禮教的架構,將陰陽作了便利的解釋。董仲舒之學在西漢大盛,《易傳》中九陽六陰的代號更為人用作表示重陽輕陰,其實《易傳》本身,也未必認為九比六更重要。

在世界各民族中,數字大致上並無特殊意義,西方人說七字吉利,十三不祥,六六六是魔鬼,都是後世的迷信。中國人、日本人不喜“四”,因與“死”同音,也非古俗。當代廣東人喜“八”,因音近“發”,最近上海人認為“四”字吉利,因在簡譜中為Do、Re、Mi、Fa之Fa,即“發”,表示發達、發財。

卜佔本來以龜甲、牛骨為工具,但甲骨卜佔不易,後來改採簡易的方法用筮草。筮草常一五一十地來數,五與十這兩個數字在術數家的說法中有了特殊意義。《易傳!繫辭》雲:“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乾鑿度雲:“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也。孔子曰:陽三陰四,住之正也。”鄭康成注云:“五象天之數,奇也;十象地之數,偶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到宋朝,劉牧有所謂“河圖”,朱熹有所謂“洛書”,都是一大堆數字。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說:“所謂象數之學,初視之似為一大堆迷信,然其用意,亦在於對於宇宙及其中各方面之事物,作一有系統的解釋。”到後來曆法、方位、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宮商角徵羽、政治吉凶、行軍打仗、生辰八字、婚姻風水,無一而不與術數有關。

古人說到數字,遠不如今人之精確。《呂氏春秋……有始篇》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地有九州,那是事實,天有九野,是哪九種野?就不詳說了,這已接近於陰陽五行家的說法。吾友臺灣葉洪生兄有《論劍》一書之作,根據《易傳》的說法而堅認《九陰真經》之名不通,蓋《易傳》認為陽為九而陰為六,所以應改稱“六陰真經”,他說:“道家既無‘九陰’怪談(佛家亦無)。”其實宋人黃裳撰寫《九陰真經》,本為子虛烏有之事,而且他只研讀道書,根本不理儒家所尊崇的《易經》,《易傳》中之大部分當非孔子所作(郭沂先生主張《易傳》中的一部分可能經孔子整理),可能是戰國後期的儒門弟子(或非儒門弟子)所撰,雖內容甚佳,但黃裳先生自可以“我道不同”,置之度外。他硬要寫《九陰真經》,別人恐亦無可奈何。(你打得過他嗎?)吾友楊興安兄在談論拙作《月雲》一文文末有注云:“臺灣葉洪生在專著《論劍》中說‘陽爻以九為老(至陽),陰爻以六為老(至陰)’,認為無‘九陰’。”友人嚴曉星查得道教類書中有《帝君九陰經》。“九陰”一詞,最早見於《山海經、大荒北經》。三國葛玄《道德經!序》有“禍滅九陰,福生十方”之言。

金庸先生談易經:易經陰陽與術數

《易傳》是儒家及陰陽家之學,認為陽重於陰,因此陽九陰六,至西漢儒家為了尊君、尊父、尊夫,更大大地重陽輕陰,出於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需要,並無適當的哲學內容。《九陰真經》是道家武學,主張柔能克剛,陰勝於陽,因此稱為“九陰”。“降龍十八掌”特重乾卦,因此為陽剛武學,與“九陰真經”截然不同。葉洪生兄研究近代武俠小說,功力深厚,唯將拙作小說中的胡思亂想,一本正經地考據一番(《九陰真經》講的是武學,與陰陽八卦、老陰老陽的術數完全無關),未免近於“覺遠大師風度”了,做學問如此認真,令人佩服,只不過我的即興空想並非學問。楊興安、嚴曉星二兄辛勤為此小問題查閱道藏,極感。其實儒家、陰陽家在先秦均為諸子,《易傳》混和儒、道、陰陽家諸說,陰陽家盛於齊東,喜浮誇虛妄,先秦學者稱之為“齊東野語”,未必能為一切學問之權威根據。但陰陽家的術數理論,對後世儒家影響很大。漢代經學主流是以陰陽家學說說經,王莽好符命,漢光武信緯讖,都有政治和宣傳目的,宣傳的宗旨是“主公應做皇帝”。後來古文家經學興起,反對緯讖及陰陽家之言,但直到大學者揚雄,仍脫不了陰陽術數之說。揚雄撰《太玄經》,總原理為“一玄”,分而為三,共為“三方”,又各分為三,共為“九州”,又各分為三,共“二十七部”,又各分為三,共“八十一家”,結論說:“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贊上群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鹹貞。”《太玄經》的象數是“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這些數字遊戲,說來神秘得很,與方士神仙之道相通,到底有甚道理,誰也說不清楚,似乎對之不必太認真,正如馮友蘭先生所云,是“一大堆迷信”。

其實,我們把《易經》以及其中的《易傳》當作是一種人生哲學以及宇宙觀來閱讀,可以見到很多深刻而有益的思想。《易傳》由於吸收了大量老莊以及田齊稷下的道家思想,表達了富於哲理的對人生、人事、事物發展的思想,很值得作為我們思考的依據。

例如,《易經》強調陰陽兩種矛盾力量的互相沖突,就像辯證法中所說那樣,陰陽兩種相反力量不斷地在發展、矛盾、激化、消長、轉換。辯證法認為一種力量壓倒了另一種,出現了“否定”的結果,又可以“否定的否定”。《易經》則認為陰盛陽消或陽盛陰消只是部分的消長,一種力量增強了,另一種相反的力量相應減弱,而不必完全消滅,中間有一個發展過程。《易經》中有時一個卦陽多陰少,陽極多時陰完全沒有了。到陽發展到頂點時又可一變而出現陰。所謂“亢龍有悔”、“履霜堅冰至”,都強調“物極必反”,“相反力量在不知不覺中來臨”,有“自量變而質變”的含義。《易經》與《易傳》強調“變動不居”,《易經》之“易”,其中一義指的是“變易”,“豐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損卦”:“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卦”:“復,亨,剛,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覆其道,七日來複’,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心乎?”《易經》把“有往必有復,往復循環”當作是天地的主要規律,人事也是如此。《易傳》中也發揮一些老子“柔弱勝剛強”、“弱之勝強,柔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的道理。但基本上是崇陽剛而貶陰柔。

《易經》與《易傳》中教導人謙遜而不自滿,不可貪心務得,所以“謙卦”、“損卦”都是好卦。喜歡釋《易》的人常說:最壞的“否卦”比最好的“泰卦”更好。因為到了最壞的谷底之後,往後發展只能漸漸變好,到了好的頂點糹往後只能走下坡,所謂“否極泰來”,“泰極否來”是也。道家有“陽九”、“陰九”之說,都是指大災難、大厄運,“陽九”指大旱災九年,“陰九”指大水災九年,平均數每八十年有一個大災年。曹植《王仲宣誄》:“會遭陽九,炎光中蒙”,弔唁其喪。錢謙益《慈光寺》詩:“嗚呼,卅年來滄桑逼陽九。”小說中用“九陽真經”、“九陰真經”是逆用其意,意謂武功本身之中,包含有重大災難,必須謹慎使用。

我國古文辭中,確有“九陰”、“九陽”的名稱,並不如葉君所云:“九陰不成立。”其實所謂“九陰不成立”,只是《易傳》中不用“九陰”這個術語而已。黃裳鑽研道藏,他的著作不必依據儒家“六經”中的《易經》,即使重視《易經》,也不一一定要重視戰國時儒門弟子所私撰的《易傳》,更加不必重視西漢董仲舒為了尊君、振三綱而強調《易傳》中尊陽貶陰的不平衡觀點。王莽、漢光武搞符命、緯讖,是一種宣傳“天命在我”的政治行動,道家的武學著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在我國古文辭中,“九陰”表示陰氣極盛,《葛仙公道德序》:“禍厭九陰,福生十方”,意謂陰氣極盛有禍,又指極北的幽冥之地;柳宗元《天對》文中雲:“爰北其首,九陰極冥。”湛若水《交南賦》:“燭九陰於赤水兮,覿馮夷之幽宮。”馮夷為水神,居極北之地。“九陽”指太陽或日出處,《後漢書!仲長統傳》:“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楚辭……遠遊》:“朝濯發於湯谷,夕晞餘身兮九陽。”稽康《琴賦》廣夕納景於虞淵兮,晞幹於九陽。在《神鵰》及《倚天》小說中,《九陰真經》的宗旨極重陰柔,是老子的道家之學;《九陽真經》的宗旨是陰陽調和及互濟,糾正道家之偏。武俠小說中的門派、人名、招式、功夫等等,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創,可以批評其名稱不雅、違反常規、不合邏輯,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來批評唐朝人的著作。什麼“辟邪劍法”、“葵花寶典”、“獨孤九劍”、“降龍十八掌”、“凌波微步”、“九陰真經”、“九陽真經”等等,全是金庸的胡思亂想,等於是令狐沖和嶽靈珊所創的“衝靈劍法”。桃谷六仙如宣佈已創制成功“桃谷六神功”,只金庸可予以制止,不令宣佈,別人大概也沒有什麼法子,不能批評其“六神功”不妥,以“七神功”較合。你如能辯得贏這六位仁兄,放棄原意而改採閣下建議,閣下已有資格列人“桃谷七仙”了。“九陰真經”、“九陽真經”之名,系撰作人黃裳先生及另一位無名高人根據道書而撰作,與儒家無關,與儒家尊為六經之一的《易經》無關,更與可能是戰國後期甚至是秦漢時始成的《易傳》無關。《易傳》方創九陽六陰之說,黃裳與無名高人全當他們是“放那種氣”。正如老子的哲學中有若干樸素的辯證法,豈能以後世黑格爾、恩格斯、馬克思之辯證法來指摘老子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此“黑”,非黑格爾也;公孫龍子曰:“白馬非馬。”此“馬”,非馬克思也。

金庸先生談易經:易經陰陽與術數

少年讀者要學習《易經》,可參讀朱伯昆、高亨、張岱年、錢穆、侯外廬、任繼愈、李鏡池、馮友蘭、李學勤、陳鼓應等諸位先生的著作。我的小說中所說的“九陰”、“一陽”之類,屬於遊戲文章,並無真正的實際意義,不必認真注意。本文見於金庸《神鵰俠侶》附錄,文章原名:易經陰陽與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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