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建都,太公治齊

周公營建新都

武王一舉消滅商朝後,班師回到鎬京,在那裡建立了周王朝。武王心裡明白,儘管他滅亡了殷商王朝,但並未徹底摧毀商朝的力量。為了便於控制東邊的殷商殘餘勢力,避免殷商遺民反叛,武王決定在東面營建新的都城。他親自前去察看地形,最終決定將新都建在洛邑。

周公建都,太公治齊

周武王

洛邑位於伊水和洛水流經的伊洛盆地中心,氣候溫和,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是天然的糧倉。它南望龍門山,北倚邙山,群山環抱,地勢險要。它東有虎牢關,西 有函谷關,據東西交通的咽喉要道。伊、洛、湛、澗四河蜿蜒匯流於其間。從洛邑順大河而下,可達殷人故地。順洛水,可達齊、魯。南有汝、潁二水,可達徐夷、 淮夷。所以,洛邑被看做是天下的中心,確實是定都的好地方。

不幸的是,新都的營建工作還沒來得及展開,武王就身染重病,臥床不起。臨終前,他託付周公辦理此事。可是,由於國無寧日,周公也一直未能將此計劃付諸實踐。

管叔、蔡叔二人勾結武庚的謀反,為周公敲響了警鐘。他深感鎬京離東方太遠,東都的營建勢在必行。所以,當他揮師東進、平息了管步、蔡叔叛亂之後,立即著手幫助成王完成武王建立新都的心願。

周公先是命召公進一步為新都選址。召公先來到洛邑,經過占卜,把城址確定在澗水和洛水的交匯處,並進而規劃城郭、宗廟、朝、市的具體位置。然後,他重新占卜。卜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東,洛水之濱營建新都大吉。於是,他向周公做了彙報。

周公得報,又親自進行了實地勘察。然後,他向成王敬獻所繪的地形圖並彙報了占卜情況。得到成王的首肯之後,周公組織起了大量人力,親自率領他們前往目的地,展開都城的建造工作。

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新城終於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內宮殿富麗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郟山,故又稱“郟郫”。

至於建造成周的具體時間,《尚書大傳》的說法是周公主政五年,《史記》的說法則是周公主政七年。《尚書·洛誥》記載說“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按照王國維的詮釋,上句是說周公為鞏固文王與武王創下的基業,停留洛邑控制東方一帶,下旬採用的是周朝滅商的紀年,即武王滅商後第七年,也就是周公主政五 年。1963年,在陝西寶雞發掘出何尊,其上的銘文證明王國維的推斷是正確的。

建成洛邑後,由什麼人在此管理的問題提上了周朝的議事日程。周公和召公都期待成王能夠居住洛邑,處理朝政治理天下。成王考慮到民意,覺得百姓仍懷二心,必須讓周公接著居住在洛邑方能震懾東方。

關於此事,成王和周公一再斟酌,最終決定讓周公仍舊居住在洛邑,統治東土。成王七年,在洛邑舉行隆重的冬祭活動時,成王乘機公佈了這個重要決定。史官記 錄了周公與成王多次商討的談話內容和洛邑冬祭的場景,並編輯成《洛誥》,詔告四方。通過他們的談話,可以看到周公的精忠報國與成王對周公的信任依賴,談話 也反映了群臣無猜忌的和諧關係。一些諸侯聞悉《洛誥》的內容後,打消了叛逆之心。《洛誥》是維護周朝政權的重要文誥,也為“成康之治”打下了堅實基礎。

周公逼迫“殷頑民”,也就是殷人當中的上層分子遷徙至洛邑。他此舉的目的,一來是使他們脫離原來的住地,失去社會影響力,二來是為了便於看管。周公命人 對他們進行嚴密的監視,告誡他們要做周王室的順民。另外,他又安排了“成周八師”(每師二千五百人)駐紮防守。於是,洛邑成為管理東土的基地,對於周王朝 管理整個國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姜太公治齊

武王伐商後,經過與姜太公、周公旦等人商量,將全國劃分為許多地塊,然後一一分封給在伐商中戰功卓越的姬姓親族和功勳蓋世的大臣,讓他們在封地建諸侯國,以便拱衛周朝的統治核心,此即“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周公建都,太公治齊

姜太公

姜太公由於在伐商中作出了卓越貢獻,而率先被封到齊地營丘,即今天的淄博市臨淄區。太公成了齊國的開國之君,保衛著周朝的東大門。

太公領旨後,向東出發去自己的封地,由於年邁體衰,他每天不到黃昏就歇息,上午遲遲才動身,走路遲緩,每宿都逗留。

有人便對太公說:“聽人說機不易得,失去卻不難,你是一個過客,卻在途中的旅店中享受安逸,一點都沒有走馬上任的架勢。”

一席話令太公翻然醒悟,於是他日夜兼程趕往營丘。

黎明到來時,姜太公一行人終於風塵僕僕地抵達營丘,恰巧碰到萊國部隊渡水跑到營丘來。

萊國原本是商朝的方國,和營丘距離不遠。這次,萊侯想趁太公初來乍到之時,侵佔營丘。於是雙方人馬在淄河西岸進行了決戰,姜太公談笑自如,運籌帷幄,指揮兵將們奮勇殺敵,將萊軍殺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由於姜太公及時趕到,平定了叛亂,齊國的新政權得以穩固。

作為齊國的開國之君,姜太公治齊第一步就是依法治國,穩定人心。據《春秋繁露》說,姜太公曾請教表裡不一的司寇營蕩怎樣治理齊國,營蕩認為應當靠仁義治 理齊國。姜太公接著問什麼是仁義,營蕩回答仁義便是“有子不食其力,妻長而夫拜之”,姜太公聽了大怒,覺得營蕩胡說八道,蠱惑人心,當即將他斬首,以正視 聽。姜太公為何如此氣憤呢?因為營蕩並未遵守“父父子子”的“親親”原則、“妻子應當遵從丈夫”的“尊尊”原則,而是堅持“父子地位平等,丈夫應當尊敬妻 子”,這與周禮背道而馳。由此可知,姜太公具有相當強烈的宗法制理念。

《韓非子》也說,東海上有狂矞、華士兩弟兄,被世人尊為“賢 人”,這兄弟倆“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隱居鄉里,但願自力更生,不想出山為官,對新建的齊國,他們態度消極,既沒有奮起反抗,也不肯迎合,姜太公覺得他 們以利己主義為中心,心胸狹隘,不願為國家貢獻力量,是“害群之馬”,便置周公“勿殺賢者”的警告於不顧,藉口“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將他們殺掉了。 自此,齊國人再也不敢違法亂紀不遵政令,齊國呈現出安定的社會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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