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魏碑故里”
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开幕
平城魏碑高峰论坛举行
步入中国·大同潘家园内的书展展厅，百余幅魏碑书法力作和名品原拓，在2000平方米的展厅内营造出一种宏大的艺术气息和厚重的历史气韵，向观者展示北魏平城的辉煌历史文脉。昨日上午，“天下大同·魏碑故里”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开幕。展览不仅弘扬了大同灿烂辉煌的北魏文化，而且突出了平城魏碑源头的地位，以北魏文化为载体，荟萃国内魏碑书法名家的经典佳作，展现魏碑故里天下大同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为金秋时节的古都大同带来弥漫墨香和流芳雅韵。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亚龙，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吴占良，省文联书记处书记靳忠，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黄岑丽，副市长郭蕾，市政协副主席武保洲、许进娥、郭俊岗、杨硕平、王德成出席开幕式。
展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西省文联、大同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主办，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省书法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市政协办公厅、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市文联、市文化局、市文物局、云冈石窟研究院、市书法家协会、中国大同·潘家园承办。共征集100位中国书法名家的150幅书法作品，其中魏碑作品131幅，魏碑名品原拓27件。邀请展上，当代中国书法大家云集，有“北碑巨擘”孙伯翔先生的扛鼎力作，有五位中书协副主席作品，有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诸多作品，有11届国展获奖作者的作品，诸位书法名家同时奉上平城魏碑名品临摹作品和平城魏碑笔意创作作品，以墨迹展示当代魏碑书法的书写高度，以碑拓还原魏碑原作的古朴本真面貌，其临摹作品参透原碑、古意盎然，创作作品师古不泥、率意清新。
当日下午，举办了平城魏碑高峰论坛，荟萃魏碑学术专家，从专业角度给予魏碑尤其是平城魏碑高度评价和学术认可。
大同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大古都之一，北魏王朝在平城建都近百年，创造了辉煌的北魏文化，而平城魏碑则是北魏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是中华民族书法史、美术史、艺术史、政治、经济发展和研究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大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北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此次展览是继今年“中国大同北魏文化论坛”之后，大同又一弘扬北魏文化之盛事。
大同日报记者 史涌涛 陈旭东 周芳
平城魏碑高峰论坛发言摘登
“平城体”与魏碑源流
魏碑学术专家 姜寿田
通过对平城晚期魏碑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平城魏碑不仅标志着魏碑的早期发展，而且是从初始到成熟的整合发展过程，是“龙门体”的前身，与“龙门体”几乎同时臻于高度成熟。换言之，平城晚期魏碑标志着魏碑进入完全成熟阶段，而不是与“龙门体”，分属早晚期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龙门体”即是“平城体”的不同地域表现，这是通过对平城晚期魏碑研究得出的客观合理的史学结论，而这个史学结论足可以有效改写魏碑历史。
平城魏碑无疑是魏碑的始源，标志着魏碑的早期发展嬗变。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此外，通过平城出土魏碑题记，还进一步表明和使人认识到，平城魏碑尚还代表了魏碑的晚期发展，是魏碑的典范并且与“龙门体”同体。
因而，从史学上应提出“平城体”的概念。随着魏碑经历东西魏、及北齐、北周的深化发展，由碑刻题记转向大字深刻的摩崖石经，使其无论在笔法书体、还是审美风格方面，都获得超越性发展，从而压到超迈南派楷书，直启隋唐楷书源流，这使魏碑在书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与价值。而“平城体”作为魏碑典范则无疑构成魏碑的书史奠基。
魏碑书艺形成阶段的里程碑
魏碑学术专家 宫大中
多年来，笔者认为魏碑形成阶段应在平城时期，因鲜有考古资料证实，总感到是一个缺憾。
魏碑书体作为北魏官书，初步形成应在北魏都平城的近百年间。崔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锺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诛浩，崔、卢尽夷其族。近年出土戍主刘贤碑、冯熙墓志，似应为“崔卢之书”体系；太武帝平定北方，初造新字千余，诏曰：“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可见魏初皇家对文字、书法的重视。
《平城魏碑十二品》的面世，堪称魏碑形成阶段的里程碑。从魏碑的源头活水，即发轫、孕育的中原河洛地区，到平城魏碑书体的形成，再到孝文迁洛后官书魏碑的盛期繁荣，构成魏碑不可分割的一个链条整体，共同造就魏碑的时代辉煌。期待云冈石窟研究院和大同市考古界、书法界，继续寻找、充实魏碑形成阶段的内涵，尤其是“崔卢之书”的遗物，使其从历史记载中走出来。
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
发现与意义
魏碑学术专家 张庆捷
《南巡碑》是北魏唯一存世的记载皇帝活动的纪念碑，无论书法价值，还是历史文物价值，都是极高。碑额阳刻“皇帝南巡之颂”六个大字。九十年代，有学者寻踪觅迹来到此地，经过认真拼复，将碑上半部分拼合起来，可识碑文达到两千六百余字，其中碑阳一百七十三字，碑阴两千四百四十余字。遗憾的是，因为碑体下部遗失，没有发现撰文者、书丹者和刻碑者的信息。
《南巡碑》名曰南巡，重点在于御射，因此《水经注》径称之为《御射碑》。碑文使用较大篇幅详述文成帝御射一事，记载三次御射，表面是赞美文成帝的高超箭术，实则通过此事褒扬文成帝追循太武帝，率先垂范，继承拓跋鲜卑弯弓骑射的传统，在推行文治的同时，牢记马上得天下的历史，倡导练兵，崇尚武功，文武并用。
有关北魏诸帝出巡或御射之碑，虽然当时刊立不少，但现存两面文字的唯《南巡碑》一通。其他或早已湮没无闻，或单有后世仿制之碑，或仅存一面文字，如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只存有拓传的碑阳文字。因而这块南巡碑是关于北魏早期政治、官爵姓氏诸方面信息量贮存最多最集中的一块碑，能从多方面补史载之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书法复归到一种自然状态
魏碑学术专家 吴川淮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是北魏平城时期“体兼楷隶”的一件代表作品，与陕西耀州的《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一样，在整体的精神充满了一种朴厚蕴藉。中锋用笔，矜持之中又有很放松的意态，不求张扬也不求过于的整肃。不去有意地追求“势”，但其势自出。点画之间不是很讲究，却达到了一种特殊的蕴藉之美。《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能让我这样一个现代人感到书写是如此让人沉醉的事情，我就想到当代的书法作品，为什么很少能够打动我呢？这里也许有一种间隔的效果，有一种陌生化的魅力，有一种时间的刻度所造成的距离感。当代的作品距离感太近，当代的作品没有因为时间的沉淀而获得那种深沉的静谧感。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给我们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是，当代北魏书风的创作，从龙门二十品走出来可以，从姚伯多走出来也可以，从李璧墓志走出来也可以，从《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走出来，书写中带有现代人精神自然放松，也是一条路子。平城书法遗存开阔了我们对于书法史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将带动当代北魏书法新风格、新气象的出现，这才是北魏平城书法遗存研究借鉴的价值意义。
郑道昭书法的平城遗风
魏碑学术专家 赖非
拓跋氏代魏政权的平城时期（398-494），是魏晋之后五胡十六国中华多民族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汉字—书法史上隶、楷过渡，楷书初成的重要阶段。楷书的早期阶段，书法界称之为“魏碑书”（简称魏书）阶段。
郑道昭之名见之于《魏书》《北史》，而他在书史上的显名，则来自“云峰刻石”及清代以来对云峰刻石书法价值的品评。清人把郑道昭与云峰刻石等同起来，认为全部作品皆出之郑氏名下。事实上，云峰刻石40件北魏作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用笔、结体、书风上分析，结合刻石内容、位置、环境的考察，可知用笔细腻、结体方正、笔风端庄雄浑的《郑文公上、下碑》等19件作品，为一人书写。用笔方峻、结体侧倚、笔风紧峭庄严的《白驹谷题名》等5件作品，为一人书写。郑道昭仅是书写了《论经书诗》等11件作品，其他都是他的僚属或道士们书写的。
浏览平城时期的书坛，审视郑道昭的书法作品，可知他的书写状态、作品风格，更接近于孝文帝初期实用性的通俗类型。笔力软弱，结体松散，但用笔起、收处相当讲究。看得出，郑道昭在书写的基本功训练上，下过一定功夫。在平城，他算不上书法大家，日常的实用书写则可圈可点，胜人一筹。
平城碑刻的历史性存在
魏碑学术专家 胡传海
龙门碑刻的最大特点就是鲜卑拓跋族异质文化的介入，在与汉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具有了一种与汉族文化中整饰特色迥然不同的蛮荒的特点。一般人谈魏碑往往是洛阳时期的碑文，而北魏的变迁，必须要从他的两个都城——平城、洛阳时期来看。所以，平城碑刻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
在自然理念下产生的北魏作品，无论是平城时期还是龙门时期，它们在艺术表现上还是有着一些共通性，它的书法表现特征是：“以隶书为主，略带篆势，间以楷意。用笔方圆兼备，夹杂着行草写法，笔画朴实浑圆，结体开张高峻，讲究挪让与呼应，追求字形平稳中见险绝的艺术效果。”这也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之所在。
平城碑刻之所以为人们所忽视，是由于它在作品的数量上与龙门碑刻无法匹敌。但是随着出土作品的增加，人们最终发现所谓的龙门石刻系统是离不开平城石刻系统的。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星球与卫星一样，平城石刻是龙门石刻的一颗卫星，它从作品的多元化审美乃至作品问世的时间等方面，或者与龙门是平行关系，或者是互补关系，或者是唯一关系。如果在研究龙门石窟艺术的时候忽略平城石刻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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