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伴隨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成為中長期趨勢，這種變化將對中國的物價的形成以及走勢形成很大影響。本文通過構建開放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對影響通脹的各種可能因素進行系統規範的實證研究，結論認為貨幣擴張、通脹預期對我國通脹有著正向的顯著影響，勞動力成本上升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解決中國的通脹問題除了繼續加強貨幣政策調控之外，還需要其它政策的相互配合，多管齊下才能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
作者簡介:耿強，南京大學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所博士後，210093；付文林，南京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210093；傅坦，南京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生，210093。
JEL: E310
伴隨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將成為一種長期趨勢，這種趨勢對中國的物價上升有多大影響？本文通過構建開放的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NKPC），對影響通脹的各種可能因素進行系統規範的實證研究，重點分析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就業的變化對通脹的可能作用。
一、文獻回顧
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NKPC）模型成為研究通貨膨脹問題的主要理論基礎，NKPC主要建立在Taylor（1979，1980）、Rotemberg (1982)以及Calvo（1983）等模型基礎之上，描述當期通脹率與預期通脹以及實際邊際成本之間的動態過程，Roberts (1995)對這類模型的微觀理論基礎進行了綜述，展示了不同的價格剛性模型。與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方程不同的是，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強調通貨膨脹過程具有前瞻性，當前通脹是預期通貨膨脹的函數。隨後的經驗數據顯示通脹與其滯後值的相關關係也很明顯，於是研究者們提出了混合型NKPC，這類模型一方面保留了前面模型中關於理性預期和粘性價格的假定，另一方面也解決了純前瞻性模型不能很好擬和經驗數據的缺陷。Batinia等（2005）開始考慮一國進口商品價格對國內廠商成本的影響，將世界通脹對本國通脹的影響納入通貨膨脹動態方程中，進一步將NKPC模型推廣到開放經濟環境。
關於通貨膨脹影響因素的分析，國內相關文獻有很多，但他們主要以傳統通脹率動態方程為理論基礎，而基於現代短期通脹動態和NKPC框架的研究相對較少。王少平、塗正革和李子奈（2001）開始重視NKPC框架的重要性，利用中國的數據對預期增廣的菲利普斯曲線進行協整分析和檢驗，發現我國的通脹、勞動生產力成本（工資）、需求和進口等4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關係，但是我國的通脹和勞動生產力成本之間卻不存在長期穩定關係，且我國的通脹、勞動生產力成本和需求之間也不存在長期穩定關係。曾利飛、徐劍剛和唐國興（2006）採用廣義矩方法估計開放經濟下中國新凱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線，結果表明，使用混合成本作為通貨膨脹的驅動因素在統計和經濟意義上具有顯著性，影響我國通貨膨脹主要是資本成本與進口中間品成本。錢行（2006）的實證結果表明，各國物價之間存在明顯的協整關係，他還利用格蘭傑因果檢驗，考察了通貨膨脹的跨國傳導路徑，發現消費品和原材料價格傳導路徑非常通暢。以主流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和行為主義的信息粘性模型為理論基礎，李彬和劉鳳良（2007）對中國季度數據的SVAR分析顯示，貨幣政策的通脹效果是滯後的，而且通貨膨脹表現出慣性特徵。耿強等（2009）將人民幣有效匯率引入NKPC模型，認為前瞻性預期對中國通脹具有主導性影響，而人民幣有效匯率對通脹的傳遞作用相對很微弱。
筆者通過對Batinia等（2005）的模型進行拓展，綜合考慮多種因素，運用GMM方法對開放條件下中國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的實證分析，重點研究勞動力成本的變動對物價上漲的具體影響。
二、拓展的開放NKPC模型
以Rotemberg（1982）的最優定價模型為基礎，Batinia等（2005）進一步考慮了僱傭調整成本對通脹動態的影響，建立了包含就業變化及其預期在內的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但他只是從廠商供給的角度來分析市場競爭程度對均衡加成的影響，而沒有考慮人們的需求對企業加成能力及其最優定價的作用，考慮到企業最優定價應該是供給和需求的均衡共同決定的，因此本文對Batinia模型進行拓展，進一步從需求角度分析均衡加成的影響因素，進而將實際貨幣餘額等影響需求的因素納入到通貨膨脹動態模型之中。
Rotemberg（1982）認為企業定價的變化會帶來固定成本（菜單成本等）並影響企業的聲譽，因而價格的改變是有成本的。Batinia等對此進行了拓展，他認為企業僱傭量的變化也會帶來成本，即存在僱傭調整成本，所以企業最優定價的目標函數為：
用對象及其流向。
另外，可以看到原油價格變化和國際平均物價的係數都顯著為正，表明伴隨著對外依存度的不斷提升，外部衝擊對我國物價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原油價格變化對我國的通貨膨脹有顯著影響。
最為重要的是，勞動力成本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相當顯著，係數達到0.3-0.47之間，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每提高1％，通貨膨脹率就會上升0.3個百分點。長期以來，中國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形成“世界工廠”地位，中低端勞動力的工資長期停滯不前。在可以預期的一段時間，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將成為常態，這一趨勢必然給我國的物價帶來中長期上漲壓力。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經過對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發現勞動力成本已經成為我國物價上升的重要推動因素，與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通貨膨脹不同，中國的通脹越來越多的顯示出成本推動型特徵，工資-成本螺旋上升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階段中國通脹形成的重要機制之一。伴隨著出生率的持續下降，人口結構逐步趨於老齡化，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而劉易斯拐點正在到來。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勞動力的實際工資以及收入工資比都將不斷上升，這些都對中國的物價上漲存在持續壓力。在相應的政策調控中，應該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僅僅依靠貨幣政策解決中國的通貨膨脹可能是不夠的，一方面應儘快加強農業剩餘勞動力的產業轉移，通過對戶籍制度的逐步放鬆，讓農民永久性的在城市定居，進一步挖掘第一代人口紅利的潛力；另一方面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將增長更多依賴到創新和技術進步。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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