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媽媽:“我不想當超人!”

女性與家庭之間的羈絆,自古以來,就根深蒂固。在很多人心中,女性走入職場,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職場媽媽這一詞雖然有些老生常談,但是相對於職場男性,職場女性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法國化妝品品牌卡尼爾曾做了一個長達一天的實驗,他們邀請了一位職場媽媽,客觀地把一天的奔波勞碌對這位媽媽容貌的影響呈現了出來。

早晨7點,這位媽媽起床、盥洗之後,攝影師給她拍下了第一張照片。

職場媽媽:“我不想當超人!”

然後後,實驗人員將這張照片拿給路人,讓他們猜測這位媽媽的年紀,不同的人猜出的年齡範圍在26—32歲之間。

後來這位媽媽就開始了她忙碌的一天:

為孩子準備早餐,送孩子上學,自己趕地鐵上班。

上班過程中有處理不完的文件和電話,中途來杯咖啡醒醒神,休息時間健身鍛鍊,為了節省時間,午飯和工作同時進行,下班後去超市買當天晚飯的食材,然後下午六點左右去接孩子放學,回來做晚飯,然後幫孩子洗澡,哄孩子入睡,孩子睡下後終於有自己的時間,還得洗衣服……

晚上9點,攝影師再次給這位忙碌了一天的媽媽拍下第二張照片。

職場媽媽:“我不想當超人!”

這次,路人對她年齡的猜測都在35—40歲之間。

同一天,同一個人,竟然讓人看著老了好幾歲,令人唏噓。我相信,這不僅僅只代表法國的這位職場媽媽,這是如今很多女性一天的日記。

在很多時候,“職場媽媽”就像一個“超級媽媽”,她們既要入得廚房又要進得廳堂,既要面對工作壓力又要承擔家庭重任,而且當女性在工作上做出了一些成績,還會面臨著異樣的眼光和無理的想象。對於職場男性來說,似乎只要做好工作就稱得上是盡職盡責。

為什麼職場媽媽這種現象會被格外放大?顯然,大環境對這些女性實在是太過苛責了。每個人每天的時間都是均等的,想讓職場媽媽既兼顧事業,又兼顧家庭,真的很難兩全。先放下社會層面,就是如今,作為每天和職場媽媽朝夕相處的爸爸們,都沒有看到她們的犧牲。

職場媽媽:“我不想當超人!”

為什麼很難聽到“職場爸爸”這個詞?因為男性在養育孩子的這件事情上,承擔較少。很多丈夫面對妻子要求分擔育兒壓力時,會拿工作當理由,應酬繁忙,加班嚴重,坦言自己工作壓力大。其實職場媽媽,又何嘗不會遇到這些問題?

媽媽們在育兒過程中除了感到育兒的艱辛之外,還感到深深的無助、孤獨、不被支持、不被理解,導致夫妻之間矛盾加劇。可是育兒從來都應該是父母雙方共同的責任,而不應該是媽媽一個人孤獨的艱難旅程。除了職場媽媽,爸爸也應該參與其中。

就像美國作家南希·史密斯寫得那首詩《只要有一個女人》一樣“只要有一個女人,覺得自己為兒女所累 ,定有一個男人沒有享受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

職場媽媽:“我不想當超人!”

一個爸爸,如果能積極參與育兒,他會獲得什麼呢?

他會在一天天的付出中體會到妻子的辛苦;他和孩子之間會建立起無比親密的關係;他會懂得愛孩子是什麼樣的滋味;他會因為有了孩子,既感覺有了鎧甲,又感覺有了軟肋。

生活從來都不容易,父母因工作總是分身乏術。在大環境下,我們也該直視育兒這一難題。

職場媽媽:“我不想當超人!”

從發達國家和地區來看,嬰幼兒早期教育發展歷來受到政府重視,把托育服務視為政府責任的一部分,投入資金,制定相關的規劃和法規,從托育機構的標準、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軟硬件設施等方面推動早期教育的發展;同時,還鼓勵企業和家庭、社區廣泛參與,提供多樣化托育服務,對於嬰幼兒早期教育正在經歷從看護向教育的拓展。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5個成員國中,約1/3的0~3歲嬰幼兒受到不同形式的正式照料。法國的入托率達到49.7%,瑞典的高達55%,新加坡的近90%。經合組織國家3歲以下兒童的平均入托率為34%,3歲兒童的入園率為73%,韓國日本的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均超過30%。

西方各國的實踐證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公共托育服務水平往往與生育率以及女性就業率呈正相關關係。雖然我國目前入托率整體較低,但是為了給職場媽媽減負,幫助家庭減少育兒壓力,加強托育服務相關研究,助力“幼有所育”戰略落實,托育機構當盡一份薄力。

MoreCare嬰童學苑

MoreCare茂楷是一家面向0-3歲嬰童養育教育的綜合服務平臺。MoreCare旗下的茂楷嬰童學苑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濟南等國內一二線城市提供0-3歲的全日制國際化教育,一站式解決家庭在孩子日託、早期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早8點至晚6點的超長營業時間,為寶寶提供專業的養育和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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