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柳如是传》是一件极考验人耐心的事。心浮气躁无法看，一打岔，一说话，便觉遁入五里雾中，不知文中所言何事，所道何物。每遇此境况，只好从头来过，只当是认字，一字一句看将过来，枯境倏去，佳景便来。三百多年以前，秦淮河中，画舫一艘，柳如是与诸名士荡舟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酒酣耳热之余，起清舞，唱吴音，舞罢歌阑，挥翰墨，濡丹青，彼时，清风徐至，松涛满耳。陈卧子在《戊寅草序》云：“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画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而，“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此亦是柳如是与其同时代女子为文作诗的大不同处也！
陈寅恪先生以目盲殡足的残躯，耗十年之功，索隐勾陈，引河东君为异代知己，由同情而生仰慕，由景仰而生自不量力之感，可谓情真意切，既不是故作姿态也非矫饰之语。在举国癫狂的岁月里，陈寅恪既不脑热也并不寂寞。枯坐冥想时，柳如是的一颦一笑足以让老人感到温暖和遐思。柳如是的气质慨而言之：才气，狂气，傲气，骨气，侠气。柳如是在诗词歌赋，音律舞蹈，琴艺书画上都有极高的天赋和造诣。“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独步艺林，堪为翘楚,是为才;柳如是善饮酒，语多诙谐，常常一语惊四座。“凡所叙述，慷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柳如是与老叟唐叔达谈兵论道，以梁红玉自比。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是为狂;牧斋以为：“人生斯世，情之一字，熏神染骨，不唯自累，又足以累人乃尔。”可柳如是即便是在儿女情长上也从不纠缠，慷慨爽直，性情激烈，“持刀斫琴，七弦俱断”，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各走一边。割发抵金，不与俗人为伍，是为傲;国破家亡，轻生死，重大义，是为骨；柳如是卖金售玉，犒师反清，倾囊相助，是为侠。五气集于一身，是为狂女子，奇女子！三百年来，只此一人。陈寅恪感叹道：“夫女子之能独立如河东君，实当日所罕见。”
婚后的河东君常衣儒服，飘巾大袖，与牧斋陪四方宾客纵论天下事，牧斋称其为柳儒士。十年漂泊流离，阅尽才人异士，最终选择了大自己36岁的钱谦益做为自己的夫婿，可以说是慧眼独具。陈寅恪先生以为是不幸中的万幸。
汪然明乃徽州巨商,有大小画舫若干，此公有个雅好，就是广交天下朋友，常把自己的画舫借给他人去游玩而不取分文，但来借的人必须是四类人方可：名流、高僧、美人、知己。汪然明比牧斋大六岁，是钱柳的介绍人，汪同时也把柳介绍给了官拜太仆少卿的谢象三。谢比牧斋有钱，善画山水，人也才刚刚四十出头，可以说是个极品男人。但柳偏偏看不上谢，不惜与谢断然绝交而嫁给了已近六十的钱牧斋，牧翁自是大喜过望，斥重金打造绛云楼，由于铺排过奢，又不得不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宋版汉书卖给自己的情敌谢象三。牧翁用当时的最高规格迎娶了河东君，士大夫物议沸腾，斥责钱娶柳是“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连当地的老百姓也向他们的新婚画舫抛石扔瓦，牧翁却怡然自乐，悄然自喜。婚后不久介绍人汪然明送来的一件小礼物却让牧翁极为不爽。汪然明将自己和柳如是之间的尺牍刻印成书作为礼物送了数十册给牧翁。葛昌楣说柳的“尺牍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连一向自视很高的美女加才女——林天素看了也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牧斋万万没有想到汪然明给他来这么一手，遂“拉杂催烧之，并求其板毁焉。”陈寅恪先生评价这则故事时说：“牧斋不应因妒发怒，作斯焚琴煮鹤之举。” 94年在浙江召开了一次海内外国际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会后组织者把大家交流的论文结集为《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朱东润说他完全不能理解陈寅恪晚年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为一个妓女作传。周一良也说他自己不懂得为什么陈先生晚年要写有关明清女子的这样一部书。而余英时则认为陈寅恪的这一本书实际上是自我忏悔，忏悔没有去台湾。这三种看法虽虽不失为一家之言，窃以为，这三种论调不但无知而且可笑，也可以说是大放厥词。这不但是对柳如是的鄙薄，更是对陈寅恪先生的亵渎。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轻薄和无聊到了何种程度。1953年陈寅恪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陈寅恪已解释得十分清楚，他所指的“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后来也包含了马列主义的见解，慨莫能外。然而，朱，周，余三位先生妄自揣测，肆意鄙薄，即是受了这种俗谛的影响，洗脑已被洗到骨髓，实为不可救药，遑配研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开篇咏红豆（并序）里说：
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箧，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可见陈寅恪先生对钱柳的推崇由来已久，并非如朱东润，周一良所说的是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兴起。更早以前，陈寅恪回忆他年少时的读书经历如此说：“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从匆匆一过的大好之到后来的深赏都可以看出陈寅恪对牧斋诗文的欣赏是发自于肺腑，而非一般的泛泛的喜欢，这也和钱陈的治学兴趣相近有关，都是“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的方家里手，虽阴阳阻隔，仍不免心向神往，不惜以重金买得钱氏旧园的一粒红豆在现在的很多人看来可以说是匪夷所思，而陈先生却闻之大喜，并“借以温旧梦、寄遐思”。即使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在提及柳如是时亦有瞠目结舌、不自量力之感。可见，柳如是又是怎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陈寅恪用“女侠名姝”四个字来道出了他的景仰和崇敬。
长期以来，我一直羞愧于自己是一个古诗词的门外汉。对那些盲目吹捧，歌功颂德的所谓现代古诗词，我只会起鸡皮疙瘩和避之唯恐不及，标语和口号似的文字从来都是代不乏人，古诗词修养的欠缺无疑地束缚和限制了我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很多时候，我对此常常感到沮丧和无奈，总觉得即便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仔细揣摩诗文的真意时，往往是隔鞋搔痒，事倍功半。我只能如此，只能喜欢而不敢深爱。我只能花更多的精力去看脚注和参考书目，结果，又多多少少破坏了我去整体把握诗词美感的契机。即便是这样，也不妨碍我对钱柳和陈寅恪诗词的击案叫绝和徘徊低吟。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
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
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
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
陈寅恪乙未阳历元旦作
丙申五月六十七岁生日，晓莹于市楼置酒，赋此奉谢：
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
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
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
像这样的诗可以说在书中随手可得，举不胜举。
有人认为陈寅恪先生以旷世之绝学，耗费几十年的经历而著《柳如是别传》是别有怀抱。别有怀抱一说既可以说是一种不理解，也可以说是深谙其中三昧而限于自己的处境不得不如此隐饰，在如今的国情下，犯不着去为一本书或者是一种思想而冒“自由主义”的危险，说不定，时过境迁，又来一场运动，到时候，难辞其咎，脱不掉爪爪。其实，陈寅恪先生的书真有那么难懂吗？我看未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 第一章 缘起》里已将这种别有怀抱说得明明白白：“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可谓言简意赅。陈寅恪对后世读者的讳饰诋诬和虚妄揣测也是很清醒的。在他晚年的诗中和文字里多有流露。陈寅恪对于这些讳饰诋诬和虚妄揣测是很不屑的。当年，国民党政府把他视为国宝并用专机接他去台湾，他没去，后来共产党也三番五次来游说其北上请他主持社会科学院，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婉言谢绝。陈寅恪的不合作是彻底的，也是以一贯之的。试问古往今来，几人可以做到？唯陈寅恪一人而已。言及此，忽忽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悲从中来，几欲涕下。 朱东润和周一良两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的意见大抵相近，不理解的原因估计有二：做为“国宝”级别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力应该在晚年更有所作为，可以研究的范围和空间也很大，此其一；为一个女子作传是不是显得有些大材小用，更何况此女子还是个“妓女”出身，此其二。这种不理解的无知，我已在前文中作了必要的阐发和辨析，此不赘叙。这种不理解绝非朱，周二人的独创，他代表了很大一群人的意见和心思，言者无罪，立此存照。从另外一个侧面讲，也说明了陈寅恪先生眼睛虽盲犹明，以小见大，发古人所未发，以柳如是之传奇人生释幽尤之思，浇胸中块垒。不如此不足以见出先生用意之妙，用情之深。抚今追昔，唏嘘感慨。
“以诗证史”究竟出于谁的发明已无可考，但在陈寅恪那里确实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和应用。这种治学的方法也不是绝对的完美无缺，陈寅恪自己就坦言：“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成，所不敢辞罪也”杨绛先生却不以为然，她的理论依据是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既有关系又相区别，实际上这种观点也代表了钱钟书的观点。钱钟书认为：“以诗证史有时也陷于烦琐，甚而以诗代史”，也是间接地批评陈寅恪。陈寅恪自己却毫不违言地宣称：“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孰是孰非？历史自有公论。非不佞可以揣度的。就我个人读《柳如是别传》一己的经验来看，没有很高的热情和兴趣不足以读完《柳如是别传》，这也是我几次中途而废而今又重新捡起来再读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学养浅陋造成的。陈寅恪从小就很喜欢读牧斋的诗，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在《缘起》里他讲：“诗固牧斋所擅场，词则非所措意。”“盖河东君所作诗余之传于今者，明胜于牧斋之永遇乐诸阕，即可为例证。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他认为柳如是的永遇乐诸阕是超过了钱牧斋的，至于书法就不是钱牧斋所能及的了，柳如是的书法被后人激赏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清人称柳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窃以为在画画，琴艺，乐舞方面更是牧斋所不能望尘的，这也和柳如是出身风尘有极大关系。至于胆识，世间早有公论，明眼人一看便知。
人的名字在平常百姓那里就是个符号，张三李四王五无非是取出来让人容易记忆和称呼的方便，无多大实际意义。在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那里也许寄托着某种对后人的期许也未可知，旧时文人就不一样了，名字里透着某种价值取向或是身份的变迁。柳如是也是如此，陈寅恪做学问最厉害的功夫就是考证。“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道辞用意之妙。”可见做学问的大不易。反躬自省，常常为自己的信口雌黄而羞愧于无地。
陈寅恪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溯本追源，引述颇多，看得人昏头涨脑，云里雾里，不知所终，但想必陈寅恪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
顾(云美）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塔影园集壹河东君传“婉媚绝伦”作“风气奕奕”。）顾倜傥好奇，尤放诞。
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小字蘼芜，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
清人为柳如是作传的不乏其人。陈寅恪把这些传记归为两类：“第壹类为于河东君具同情者，如顾云美苓之‘河东君传’等属之；第贰类为于河东君怀恶意者，如王胜时沄之‘虞山柳枝词’等属之。其他辗转抄袭、讹谬脱漏者更不足道。然第壹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第贰类因怀恶意，遂多诬枉。”陈则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今欲考河东君平生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校正之。不漏不谬，始终完善。”陈寅恪提到王胜时说：“文章行谊卓然可称，然其人憎恶河东君，轻薄刻毒丑诋之辞见诸赋咏者不一而足，以常情论似不可解。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中国文人自古相轻本来是一个通病，水火不容到如此地步，也实在是令人慨叹！
陈寅恪引用了一段柳如是的临终遗言：复观牧斋之子孺饴（孙爱）所辑“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柳夫人遗嘱”云：“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寅恪案：“汝”字指其女，即赵管妻。）从不曾受人之气。”
一则可以看出当年钱柳之关系，另外也可以说明柳如是刚强的性格非一般烈女可比。其中消息，大可玩味。倘若真是如此，钱柳之婚姻岂不成了神仙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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