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葉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6-13~1939 1-28）
從都柏林乘長途公共汽車橫穿國境，四個多小時後便到達西海岸的斯來溝鎮。那裡古風猶存，鎮中心矗立著一尊青年時代的葉芝全身銅塑立像，頎長的身體上鑄滿他的詩句，被風鼓起的衣襟彷彿夢想的翅膀。不遠處一幢古舊的紅磚建築是葉芝紀念樓，內設葉芝博物館，裡面陳設有不少關於葉芝的文獻和實物資料，包括諾貝爾獎證書和金質獎章。鎮東有風景幽美絕倫的吉爾湖，湖中有葉芝嚮往的人間仙境——因尼斯弗裡島。湖水流經鎮中瀉入斯來溝海灣，那裡有另一處著名的“仙境”羅西斯岬角。
葉芝博物館門前的詩人雕像
鎮北數英里處寫有“葉芝之鄉”字樣的路標指向一座參天大樹蔭覆的教堂：旁邊是那古老的石十字架；對面有諾曼時期的圓塔；近臨來自格倫卡瀑布的湍急溪流；遠望勢如奔馬又似臥劍的布爾本山。這就是葉芝的曾祖父曾住持的竺姆克利夫教堂，大門右側的墓園就是葉芝長眠處。遵照詩人在《布爾本山下》一詩中的遺囑，他的遺體於1948年從法國運回愛爾蘭，歸葬於給他的童年以歡樂、給他的詩歌以靈感的這塊形勝之地。這似乎是他完滿的人生之旅的象徵，而他的靈魂仍駕著飛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馳向永恆。
由上至下依次為：布爾本山，竺姆克利夫教堂，葉芝之墓
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生於愛爾蘭都柏林，是一位畫家的長子。雖然他的家庭傳統上說英語，奉新教，甚至祖先還是英國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規的英國教育，但他自小就有很強的民族意識。這也許與他在倫敦上小學時受英國同學歧視和欺負的經歷不無關係。作為英裔愛爾蘭人，他對宗主國英國的感情是愛恨參半的；他恨英國人造成了他不能用愛爾蘭的民族語言蓋爾語寫作的事實，同時又愛使他得以直接學習莎士比亞等大師並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廣泛流傳的英語。正是處於這樣一種尷尬地位，才使他在從事文學創作伊始就感到確定身分的迫切需要。
作為使用英語創作的作家，葉芝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題材。這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研究和翻譯蓋爾語文學的學者和翻譯家們所面臨的問題不盡相同。他既必須背離英國文學的傳統，退回到愛爾蘭的本土風景中去尋找靈感，又必須把所獲納入英語的包裝。1886年，葉芝結識了芬尼亞運動領導人、愛國志士約翰·歐李爾瑞。在他的影響下，葉芝開始接觸愛爾蘭本土詩人的具有民族意識的作品，他自己的創作也開始從古希臘和印度題材轉向愛爾蘭民俗和神話題材。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烏辛漫遊記及其它》就反映了葉芝早期創作方向的轉變和確定。
同年，葉芝結識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茉德·岡。由於她的美貌的吸引，年輕的葉芝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進一步捲入了爭取愛爾蘭民族自治的政治運動旋渦之中（甚至一度與激進的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發生聯繫），就好像他筆下的詩人烏辛被仙女尼婭芙誘引到魔島上一樣。但他畢竟不是政客，而是詩人。他不可能採取任何激烈的實際行動，而只是盡詩人的本分：
葉芝與茱德·岡
知道吧，我願被視為
一個群體的真兄弟，
為減輕愛爾蘭的創痛，
把謠曲和民歌唱誦；
《致未來的愛爾蘭》
1891年，葉芝與倫敦的一些年輕詩人組成了“詩人俱樂部”，並加入了當地一些愛爾蘭作家和學者組織的“愛爾蘭文學會”，開始從事整理和宣傳愛爾蘭文學的活動。但他自己的筆一刻也沒有停歇，接連出版了寫愛爾蘭題材的散文作品《凱爾特的曙光》（1893）、《隱秘的玫瑰》（1894）和戲劇作品《心願之鄉》等。
葉芝始終對戲劇有著濃厚興趣。十八歲時，他就為初戀的情人勞拉·阿姆斯特朗寫過一部詩劇《費雯與時光》。詩劇《女伯爵凱瑟琳》（1892）則是他特意為茉德·岡寫的。1896年結識格雷戈裡夫人和約翰·辛格後，葉芝開始與他們共同籌建愛爾蘭民族劇院。這標誌著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的開端。葉芝本想借戲劇的形式教育群眾，在現代人中間恢復一種高尚的民族精神，但他以愛爾蘭神話為題材的風格崇高的象徵主義詩劇不像格雷戈裡夫人和辛格的現實主義劇作那樣受歡迎。而且，小市民的庸俗反應常常令他失望和憤怒。
《the wind among the reeds》
（詩集《葦間風》）
1899年，詩集《葦間風》問世，獲當年最佳詩集“學院”獎，確立了葉芝作為第一流愛爾蘭詩人的地位。有論者認為這部詩集標誌著現代主義詩歌的開端，猶如一百年前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謠集》標誌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開端。
但是，1916年復活節抗英起義震驚了對政治和現實失望的詩人。葉芝想不到從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產生了他理想中古愛爾蘭的庫胡林式的悲劇英雄，他看到了一種崇高精神的爆發：
一切都變了，徹底變了
一個可怕的美誕生了
《一九一六年復活節》
此後，他似乎又恢復了對現象世界冷眼旁觀的態度，不輟地在變化中尋求永恆。然而他對社會現實的敏感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組詩《內戰期間的沉思》和長詩《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內戰的背景前對人類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關心的是人類文明的創造，因而譴責任何形式的破壞。
葉芝又是個自傳性很強的詩人。他主張寫自己主觀的切身體驗，而非對外界的客觀觀察。他在《拙作總序》（1937）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一個詩人總是寫他的私生活，在他的最精緻的作品中寫生活的悲劇，無論那是什麼，悔恨也好，失戀也好，或者僅僅是孤獨；他從不直話直說，不像與人共進早餐時那樣，而總是有一種幻覺效果。”這決定了他的詩是象徵主義的，而非寫實主義的。他認為，他的一生是一種生活實驗，後來人有權利知道。抒情詩人的生活應當被人瞭解，這樣他的詩就不至於被當做無根之花，而是被當做一個人的話語來理解。
他的詩以大量的篇幅和坦誠的筆觸記錄了他個人的經驗和情感，尤其是他對友誼和愛情的珍重。女性在他的生活和藝術中都佔據了顯要地位。在《朋友》一詩中，他寫到了三位對他一生影響重大的女友，她們是：
奧古斯塔·格雷戈裡
奧莉維婭·莎士比亞
茉德·岡
一位是因她的手
堅強有力，能解釋
無人能理解、擁有
和培育的東西——青年人
夢想的負擔，直到
她改變了我，使我能
生活在忘我中辛勞。
這說的是 奧古斯塔·格雷戈裡夫人（1852-1932）。葉芝認為她使他得以專注於文學。她不僅在精神上給他以理解和支持，而且在物質上為他提供理想的寫作條件，照顧他的起居。他在她的庫勒莊園度過許多夏天，在那裡寫出了《在那七片樹林裡》、《庫勒的野天鵝》、《庫勒莊園，1929》等大量詩作。她還與他一起蒐集民間傳說，從事戲劇活動，在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中起到了骨幹作用。
一位因沒有思慮，
也沒有縈繞的煩憂——
在這多災多難
十五年之中都沒有——
能夠離間心智
與充滿快樂的心智；
這說的是 奧莉維婭·莎士比亞（1867-1938）。她是葉芝詩友萊奧內爾·約翰生的表妹，是一位小說家。1894年當葉芝正陷於對茉德·岡的無望戀情的旋渦裡無法自拔時，約翰生把奧莉維婭介紹給了他。她聰慧而善解人意，與葉芝相處的很融洽。他們曾考慮結婚，只因她丈夫不同意離婚而未果。他們同居了近一年，直到葉芝再遇茉德·岡時，奧莉維婭發現他對她仍不能忘情，遂離開了他。
那位呢？她拿走一切，
直到我青春消逝，
卻少有憐憫的神色。
我怎能讚揚那一位？
天光開始破曉時，
我因她故而無眠，
把我的好壞算計，
憶想她所有，那鷹般
眼神流露的一切，
同時我心底湧起
一股甜蜜真強烈，
令我渾身直顫慄。
這說的是 茉德·岡（1866-1953）。葉芝初見她時。當時他們都二十三歲。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征服了。她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者，為了爭取愛爾蘭獨立不惜代價不擇手段。葉芝追隨她參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千方百計追求她。而她一直保持著距離，終於1898年向他透露了她與一位法國政客的同居關係。他們的關係一度降溫，但給葉芝以毀滅性打擊的是1903年茉德·岡與約翰·麥克布萊德結婚的消息。此後，加之劇院事務的煩擾，葉芝的心情很壞，詩風也隨之大變。
葉芝多次向茉德·岡求婚，都遭到了拒絕。不得回報的愛昇華成了一篇篇感情複雜、思想深邃、風格高尚的詩，它們貫穿於葉芝的第二本到最後一本詩集中。在這些詩裡，毛德·岡成了玫瑰、特洛伊的海倫、胡裡漢的凱瑟琳、帕拉斯·雅典娜、黛爾德等。有論者稱這些詩作是現代英語詩歌中最美麗的愛情詩，認為還不曾有過哪位詩人像葉芝這樣把一個女人讚美到如此程度。茉德·岡曾寫信給葉芝說：詩人永遠不該結婚；他可以從他所謂的不幸中作出美麗的詩來；世人會因為她不嫁給他而感謝她。
1917年，葉芝與喬吉·海德－李斯結婚。妻子為改善他當時的憂鬱心境，在蜜月裡投合他對神秘事物的愛好，嘗試起扶乩降神活動來。據她說，這是“為你的詩提供隱喻”。這果然引起了葉芝的興趣。他運用所閱讀的新柏拉圖主義及東方神秘主義等哲學對妻子“自動書寫”的那些下意識的玄秘“作品”的“散碎句子”加以整理、分析、詮釋，終於1925年完成了一部奇書《異象》。這標誌著葉芝信仰體系的完成。書的內容涉及用幾何圖形解釋歷史變化的歷史循環說、用東方月相學解釋人類個性的個性類型說以及靈魂轉世說。通過想象和邏輯，來自各種文化的神秘象徵被秩序化了，形成了一個自圓其說的骨架。
《A Vision》
（詩集《異象》）
1887－1891年在倫敦居住期間，葉芝參加了風靡一時的 “異教運動”，鑽研起東、西方各種秘術，冀圖通過實驗尋求永恆世界的證明，與未知世界建立直接聯繫。他認為，來自科學或其它世俗知識的“灰色真理”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道”都無法令人滿意地解釋人類靈魂的奧秘，所以他鄙棄關於物的“客觀真理”而追求關於人的“主觀真理”
葉芝最初是通過研讀傳統英詩（斯賓塞、布雷克、雪萊等）和從事神秘主義活動而自發地發展出自己的象徵主義的。但他也在批評家阿瑟·賽蒙斯的影響下接受了注重作品本身的法國象徵主義的基本理論。在藝術實踐中，他不斷提出問題，對那些理論重新加以解釋，批判的吸收過來，以改進自己的詩藝。他把詩視為一種由意象、節奏和聲音構成的複雜的“音樂關係”；這些成分按一定方式結合，產生情感經驗的象徵，而這種象徵非單純用文字所能表現。他認為，正是建築在主題之上的象徵賦予詩以最終的形式。
然而，葉芝所注重的形式與先鋒派所追求的形式不同。他幾乎從不做技巧上的實驗創新，不用自由體寫詩（可能只嘗試過一次，即《美麗高尚的事物》一詩），而是“強迫自己接受那些與英語語言同時發展起來的傳統格律”。此外，他還採用詩劇和民歌謠曲的體裁，以求某種復調或吟唱的戲劇或敘事效果。他對借自民謠的副歌疊句的運用則達到了類似魔咒的效果。這些做法是為了避免個人化，而只有非個人的東西才會不朽。
“我必須選擇一種傳統的詩節，甚至我所做的改動也必須看起來像是傳統詩節。……我是一群人，我是一個孤獨的人，我什麼也不是。”
這就是葉芝，一個在傳統與現代、個人與群體之間來回奔跑的詩人。誠如一位論者所說，他 “在現代作家中最具現代感，而無須是現代主義者” 。
不管怎樣，葉芝一生做了他想做的事情，“我絲毫未偏離，／使某種東西達到了完美”（《又怎樣》），以至於在臨終時能夠對自己的靈魂驕傲地喊出：“冷眼一瞥／看生，看死。／騎者，去也！”
文章摘自《葉芝詩集》（2018年上海譯文版）譯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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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芝詩集》
[愛爾蘭] 威廉·巴特勒·葉芝｜著
傅浩｜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用英語寫作的愛爾蘭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被託•斯•艾略特推崇為“二十世紀英語世界ZUI偉大的詩人”。如葉芝所自稱和眾所公認的，他發起的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創造了一種新（現代）的民族文學——用英語寫作的愛爾蘭文學。葉芝的詩風幾經變法，熔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神秘象徵主義、現實主義於一爐，在藝術上達到了他所謂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性質的結合”。誠如一位論者所說，他“在現代作家中ZUI具現代感，而無須是現代主義者”。1923年，“由於他那以一種高度藝術的形式表現了整個民族的精神、永遠富有靈感的詩”，獲諾貝爾文學獎。
本詩集由譯者多年間打磨出版的各個葉芝詩集譯本結集增訂而來，除之前出版過的374首譯詩又修改一過外，還新譯了葉芝生前未發表過的早期詩作38首，加上選自評論小冊子《在鍋爐上》中的3首詩，共得譯詩415首，是現有收錄篇什最多的漢譯葉芝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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