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部通報了多起在非洲豬瘟疫情防控中發生的違法違規事件。下一步生豬養殖簡單“關停減”不是出路，還應在環保措施上下功夫
《財經》記者 焦建／文 王延春／編輯
11月底，農業農村部通報了多起在非洲豬瘟疫情防控中發生的違法違規典型事件。包括拒絕監督檢查、不履行疫情報告義務、非法購買及調運生豬和種豬等情況。
一系列人為因素可能，令蔓延形勢本已嚴峻的非洲豬瘟疫情防控變得雪上加霜。不僅如此，隨著對此次疫病傳播的瞭解不斷深入，此前曾被認為風險較小的冷鮮肉運輸，亦被相關部門證明是可能令疫病蔓延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
為加強應對，不斷加強檢驗檢疫是題中應有之義。此外，亦有越來越多的相關人士在宏觀層面反思提出：“限制養豬區”和“養豬發展區（包括適度和大力）”等產業佈局，可能亦須進行適度調整（11月底，相關部門已提出“銷區恢復產量”）。
“2015年底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糧食與食品安全峰會上，我就提出國內農產品存在總量與質量、品種與結構、需求與資源、成本與收益四大問題——包括南水北調、北糧南運和北糧南豬——等資源不匹配問題。”生豬養殖簡單地“關停減”不是出路，還是應該在環保措施上下功夫。”國家發改委農經司原副司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研究員方言對《財經》記者表示。方言曾在國家發改委農經司多年參與農產品政策制定和主導多個農業規劃，針對近年來生豬產能結構調整及其可能帶來的一系列影響，未來中國生豬養殖如何佈局等問題，近日她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訪。
《財經》：此次非洲豬瘟在國內爆發後，有觀點認為可能與豬肉的進口增加有關，並指出中國應進一步增強自身產能。這些說法有無根據？
方言：2007年以後中國豬肉進口增加，進口來源國主要是丹麥等國家，後來放開美國對華出口（隨著中國市場需求不斷增長，近兩年來美國的豬肉產能也在增加）。但近一段時期以來，受制於一系列大的環境因素，也有一些非傳統地區進口。但疫病傳入的成因很複雜，要以有關部門的調查結果為準。
具體到此次非洲豬瘟的傳播問題，我近期也跟國內外的一些專家進行過溝通，情況確實比較複雜。比如有的專家稱，非洲豬瘟傳播源複雜、病毒體積大、點位多、變異速度快，目前還沒有疫苗。雖然現階段我們還很難確定到底問題出在哪裡，但是加強口岸檢驗檢疫，嚴格監管是必不可少的。以下幾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
其一：從整體格局來看，中國豬肉的產量大概是5000多萬噸。近年來因為諸種原因，出欄量減少了大約4700萬頭（約330萬噸豬肉產量）。中國的豬肉消費已經達到了世界平均水平，減少一點產量，問題其實並不大。但從長期來看，因為養殖環境容量有限，中國還是需要利用世界市場進行一部分資源調節的。
其二：在整個農業體系當中，有兩個收益不錯且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行業。一個是海洋捕撈，再一個就是飼料行業。近期因為種種原因，相關協會對豬飼料的配比進行了一定調整，這涉及到了行業標準的改變，業內有專家認為可能會對豬肉的品質及生豬的養殖健康帶來一定的影響，應該試點後再推行。我覺得這些觀點值得引起重視。
其三：從目前行業部門公佈的數據來看，有20個省發生疫情，撲殺60萬頭豬。從數量上看，對市場供給的影響有限，關鍵是不要人為炒作，擴大恐慌心理。
《財經》：在豬肉進口增加的同時，包括將優勢產能向北方玉米帶集中，南方不少地區產能縮減，中國近年來生豬養殖的格局是否呈現出“南豬北養”的態勢？因近期疫病出現，不少人也在反思這一轉變的多重影響。
方言：中國傳統的“北糧南豬”的格局是長期形成的，南方生豬產能約佔2/3。從產業佈局的角度來看，近幾年來國家針對農業生產採取了一系列的調控政策。北方具有玉米生產優勢，所以有意識地在北方增加了一些生豬的養殖；此外，一些傳統養豬大省減少存欄，以養豬大省四川為例，近年來減少了不少養殖量，這與其人口大量外出務工有關；此外就是環保的壓力。近幾年來，江浙一帶、冀魯豫和廣東湖北等省區市，生豬養殖下滑趨勢比較明顯。浙江一帶減了500萬頭生豬，這與其環境整治的壓力比較大有關。再比如無錫太湖周邊，數公里範圍內都不讓養豬了。從整體來看，中國重要的水源地附近，都呈現出了較大規模減少生豬養殖的態勢。
解讀上述的一系列跡象和數據，我認為只能說是“重點養豬大省減欄較多”，並不能表明北糧南豬的養殖格局已經改變。事實上，從統計數據上看：南方省區生豬養殖佔全國的比重變化不大，因為冀魯豫三個省生豬大省存出欄也在下滑。即便是黑龍江省：2014年前，確實有一段時間內其生豬的產能有所上升，但2016年的存出欄也比2014年下降了70多萬頭。
中國的一些玉米產區跟畜牧業的生產帶重疊度不高，飼料糧與生豬的調運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並不贊同有些地方大規模地增加或減少生豬養殖。農產品生產佈局調整需要有個過程，要適度。過度集中，會加劇產銷區矛盾，區域間供需不平衡也是大問題。
《財經》：近來國內部分地區出現了因價格上漲使豬肉調運“有利可圖”從而導致亂調運乃至調運被撲殺豬的問題。您認為還有哪些問題？
方言：2015年底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糧食與食品安全峰會上，我就提出國內農產品存在總量與質量、品種與結構、需求與資源、成本與收益四大問題——包括南水北調、北糧南運和北糧南豬——等資源不匹配問題。
首先，從成本角度來看：農產品生產既需要向優勢產區集中，但“地產原則”也很重要。因為農產品的特點就是體量大、價值低。站在養殖戶的角度，中國傳統的豬糧經濟體系，其實構成了一個小農戶能夠自我進行調節的蓄水池。糧價低的時候農民用糧養豬賣肉，有收益；糧價高時則選擇直接售糧，也有收益。通過這種調節，小農戶實現了自我收益平衡；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農產品大量長途運輸，勢必會增加流通成本從而抬高價格。不是說不能調運，而是要看運距，要考慮綜合成本。
其次，從調運本身的安全性角度來看：長途調運過程中存在的風險之一，就是如何保障動物及產品的衛生安全。不管是活豬還是冷鮮肉，在調運過程中都存在一定風險。這中間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運輸車輛、途經地區有無疫病風險、整車的消毒等等，各環節要非常嚴密。美國人調運仔豬都要諮詢氣象部門瞭解風向，寧可繞路，也要保證安全。
正因如此，生豬養殖和運輸本身都是很高危的事情，養豬看似簡單，要養好，在環節上是需要精心設計的。但在目前的中國養殖行業內部，門檻則往往沒有那麼高，這往往就會變成了誰來都能養。在這種情況下，無序進行產能佈局的大規模調整，潛在風險很大。
《財經》：從產能調整角度看，這幾年一些地區的產能集中增加和減少，可能也跟部分地方政府對於環保和產業發展的不同選擇有關。如何做到合理佈局？
方言：從產能本身來看，以前出現過剩，豬價下跌，小農戶扛不住了，自然會減少存欄；現在則是大企業大資本，能死扛著不減欄，即所謂“船大抗風浪”。規模化一方面有利於疫病防控，但規模化也可能會把市場價格的調整空間頂死，加劇豬週期的波動幅度和頻率。所以，不應該單方面強調補貼的作用，而應該充分釋放市場信號，實現以需定產。
站在環保角度來看，北方亦不應該大規模增加產能。一方面，養豬需要大量的用水，而北方正好缺水；另一方面，養豬還會產生大量糞汙，而果園對此的消納能力是高的。南方有水果生產優勢，正好可以做到資源充分利用，過去常說“豬一身是寶”，簡單地“關停減”不是出路，還是應該在環保措施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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