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之一！

1936年是人類史上極不平靜的一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軍人在東京發動“二二六兵變”；3月7日，德軍違反凡爾賽條約，進駐萊茵蘭；7月17日，以佛朗哥為首的西班牙保守派軍官發動叛亂，西班牙內戰爆發；10月25日，德國和意大利簽訂《柏林協定》，一個月後又與日本簽署日德防共協定，軸心已形成，世界無處不充滿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詳氣息。而此時的中國，無疑也處在日寇的威脅之下，國家情勢萬分危急。12月12日，這股不安之氣終於發生了質變——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身陷古城。事變消息一出，舉世矚目。

本文綜編自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ID：gjrwls），原標題為《西安事變：全民抗戰的新起點》，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東北軍如喪家之犬

1931年12月15日，剛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卻無一絲喜悅之情，就在3個月前，日軍在瀋陽突然發動事變。就在張學良一面下令“不抵抗”，一面期待國民政府要求國聯解決問題的時候，日軍迅速擴大“戰果”，使得東北三省不僅沒有重新迴歸中華民國的版圖，反而發展出一個“滿洲帝國”。

遙想3年前的1928年12月31日就職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時，張學良管轄著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擁兵22萬，其中野戰軍有28個步兵旅、8個騎兵旅、3個炮兵旅、7個省防旅，1個海軍艦隊，5個航空隊。與此同時，張學良還擁有獨立的軍工、軍需生產基地。到1930年6月21日，張學良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陸海空軍副司令。同年9月，東北軍入關聲援蔣介石，使反蔣軍迅速瓦解。這一舉措，不僅把張學良捧上了蔣介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還使他的管轄範圍擴大到了華北地區。

可僅僅過了一年，張學良就因為根據地的大部丟失，被免去陸海空軍副司令等職，屈就於只能管轄平津兩市河北一省的北平綏靖公署主任。他的部隊，也從當年的22萬，迅速下降到15萬，直接損失8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7個省防旅。此外，軍工和軍需生產基地全部丟失，這使東北軍原本能夠獨立維持的補給體系完全喪失，不得不改為依靠南京方面所提供的限額補給來維持部隊。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內部開始分裂，一批本就不服張學良的老將紛紛打著“保境”或“自治”旗號脫離指揮，改投偽滿洲國。

1930年，任陸海空軍副司令時的張學良

此時的張學良被迫從全國性軍事長官降為地方性軍事長官，他逐漸喪失了對山西、綏遠、察哈爾三省的控制。對此，張學良曾痛心疾首地表示：“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過去不抵抗的錯誤；我們不能再蹈過去的覆轍。我們馬上要抗戰，容忍就等於引頸就戮。”儘管東北軍大部分官兵“打回東北、收復失地”的口號聲一天高過一天，但在國民政府“先安內後攘外”國策下，返回東北遙遙無期。

1932年1月 “一·二八事變”爆發，使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矛盾越來越大。作為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為取得一部分兵權以便同蔣介石分庭抗禮，竟直接致電張學良，要求他“整理華北政務，出兵東北”。通過東北軍以往對日作戰的失敗教訓，張學良深知所屬部隊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希望能以全國之力對日作戰，絕不能由需要南京中央政權接濟的東北軍來獨力承擔。因此，張學良對汪精衛的回覆是“須委員長親自下令”。

張學良的表現，使蔣介石認為可以繼續操控東北軍為己所用。因此當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華北尤其是平津冀察地區再次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因此，蔣介石決定再次將張學良推上前臺，提高他的軍事和政治地位，將北平綏靖公署擴編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並以國民政府的名義於8月16日正式發佈張學良為副委員長，代行委員長職權，負責華北地區軍政事宜。

不再對通過國聯干涉重回東北抱有希望的張學良開始在新職權內利用有限資源整訓東北軍，調整幹部，希望能夠一改“九一八事變”期間東北軍無力抵抗日軍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限制老派將領的實力（如湯玉麟），擇優提拔嫡系軍官（如王以哲、何柱國），擴大擁張將領的權力（如於學忠）。

然而日方根本不給張學良這個機會。就在張學良就職僅3個半月後，日軍於1933年1月在熱河挑起“榆關事變”。2月18日，張學良聯名華北高級將領26人發出通電，指出“九一八事變”所造成的慘痛教訓告誡國人必須放棄不抵抗政策和依賴國聯政策，繼又強調必須採取“武力自衛，捨身奮圖，以為救亡圖存之計”。這是張學良第一次正式公開對外提出“抵抗”之意。

華北地區軍政最高負責人既然已經公開表明立場，這就標誌著一場大規模戰爭即將爆發。此時的東北軍計有6個軍、25個師、4個獨立旅、3個炮兵旅，實力依然不俗。然而如此實力的東北軍卻在高呼著“打回東北”的口號中再次被日軍擊潰，尤其是熱河守備不戰而退的惡劣影響，使裝備精良的東北軍名聲一再下跌。

張學良本想通過熱河抗戰改變自己在國人心目中的負面形象，不想反使自己丟了更大臉，各界要求張氏引咎辭職的呼聲越來越高，有甚者還要求進行軍法審判，“殺張以謝國人”。《申報》曾經毫不客氣地將熱河一戰形容為“日軍之行軍演習”，《益世報》則痛言“中國人不只是武力打了個大敗仗，全國四萬萬人在精神上亦打了個大敗仗。中國人不只失去領土，中國人實在拋了臉面，失去人格！”

1931年，南京，蔣介石（右一）、宋美齡（右二）會見張學良（左一）、于鳳至（左二）夫婦時合影

2

東北軍的逆襲

東北軍一敗再敗，張學良被迫在輿論的壓力下向國民政府致電請求辭職。張學良的離開，雖然一度使東北軍失去了最高首領，但或許正是張的離開激勵起東北軍官兵的作戰意志。原本在古北口毫無鬥志的東北軍第67軍所屬兩個師竟在3月7日至9日這三天裡頑強阻擊日軍第8師團第16旅團主力，至10日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將防務移交給了北上增援的中央軍第17軍。

何應欽接手指揮後，對東北軍不抱任何希望。他將古北口交給中央軍第17軍、將喜峰口交給西北軍第29軍、將冷口交給晉綏軍第32軍防守。東北軍主力則分別駐守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僅留第67軍在古北口策應，留第53軍在冷口策應，留第57軍防守灤東。在此期間，位於前線的東北軍皆有出色表現，如第53軍第116師在界嶺口發起反攻，一度收復該地。第67軍第107師夜襲建昌營，繳獲日軍機要文件。又如第57軍騎兵第3師在海陽鎮三進三出，第57軍主力則在灤河兩岸節節阻擊達2個月之久，一度收復灤東，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長城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為參戰各部有功官兵頒發青天白日勳章，東北軍計有24人獲此勳章。

張學良辭職後，先後遊歷意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丹麥、瑞典等國，直至1934年1月回國。在此期間，中日兩國已於1933年5月31日簽訂《塘沽協定》，長城抗戰也於此時宣告結束。至於曾經參戰過的東北軍，則根據北平軍分會的命令分別駐防在天津、保定、石家莊、高邑等地休整。

1934年，張學良（左）穿著長袍、雙手叉腰大笑，也許是剛剛運動完，看起來心情很好。身邊站著他的秘書、體育顧問李湯米（右，Tommy Lee）

這一時期的東北軍雖然群龍無首，但上至軍長下至士兵，都期待著張學良能早日歸來，重新帶領他們打回東北。因此，在消除了影響軍隊統一的老派將領如湯玉麟等人之後，東北軍內部反較“九一八事變”前要團結得多。

張學良的離去，本使蔣介石有意乘機吞併這股武裝力量，但是當他對紅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並抽調東北軍第112師和騎兵第2師南下參戰時，卻遭到了兩師師長張廷樞和黃顯聲的拒絕。蔣介石明白，撤掉張、黃兩師長職務容易，但要使整個東北軍聽話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了。考慮再三，蔣介石決定重新啟用張學良，利用張學良來將東北軍投入“圍剿”紅軍的戰爭，以達到消滅紅軍，進而削弱東北軍直至完全吞併的目的。

3

入陝“剿匪”屢遭打擊

1933年12月18日，蔣介石電召張學良回國，張學良也不推辭，乾脆藉此機會重掌兵權，於1934年3月1日在位於武昌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宣誓就職副司令一職（總司令由蔣介石兼任），並代行總司令職權。1935年3月1日，豫鄂皖“剿總”又奉命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武昌行營，張學良改任行營主任。

張學良在就職時就聲言要“在蔣總司令計劃指導下努力工作”，以表明自己的擁蔣反共立場。為此，他從華北地區抽調第57軍和第67軍南下與紅軍作戰，第51軍、第53軍和第63軍仍駐華北原防。不想與紅軍作戰的部隊因過於輕敵，屢遭僅有3000人槍的紅軍第25軍打擊。1934年4月19日，第57軍109師所屬2個營在光山縣境執行搜索任務時，突然遭到紅軍伏擊，經過一小時戰鬥，第109師傷亡200餘人，被紅軍俘虜52人。7月17日，第115師又在長崗嶺遭到紅軍重創，該師被俘達3700多人，師長姚東藩被撤職查辦。

第115師的慘敗，使東北軍猶如當頭一棒，東北軍士氣遭到嚴重打擊。全軍上下瀰漫著消極態度，他們甚至對與紅軍作戰到底是不是正確而產生了懷疑。“為什麼總要打內戰，不一致對外收復失地呢？”

總算是紅軍第25軍於1934年12月轉移至陝南，這才使東北軍的軍心沒有繼續惡化下去。對此，張學良算是完成了蔣介石交付的“剿匪”任務，代價是折損一個整師，全軍上下則對未來的前途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就連張學良自己也對是否要繼續內戰而感到猶豫。就在東北軍以為完成“剿匪”任務後，蔣介石又命令張學良抽調部隊追擊紅25軍入陝，時任武昌行營主任的張學良命令第67軍執行這一任務。

1935年，武漢漢口，蔣介石（前右）與張學良（前左）登岸，準備乘火車前往洛陽

為了督促東北軍能夠全力“剿匪”，蔣介石決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總司令，要求張學良率領東北軍主力第51軍、第57軍和騎兵軍（由東北軍各騎兵師改編新建），並授權張氏全權負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省駐軍的“剿匪”事宜。

張學良這一新任職務的權力，幾乎與當年擔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時相當，但西北地區與他和東北軍來說都十分陌生，西北軍與東北軍也沒有任何淵源，願不願意服從命令尚且兩說，再加上部隊在豫皖駐防時期就有厭戰情緒，因此將東北軍主力調往西北繼續與紅軍作戰，不僅東北軍廣大官兵不情願，就連張學良也覺得勉強。不僅如此，東北軍數萬兵馬與紅25軍3000餘人作戰時尚且落敗，這次入陝所要面對的則是紅軍主力，能不能打贏也是一個未知數。就這樣，張學良和入陝東北軍帶著消極態度，以及無限的憂慮進入了陝西。

4

東北軍越戰越弱，紅軍越打越強

事情的發展果如原先擔心的一樣。東北軍入陝後不久，第67軍第110師於10月1日在勞山遭到重創，師長何立中、參謀長範馭州、第629團團長楊德新陣亡，第628團團長裴煥彩被俘。第110師重蹈了一年前第115師的覆轍，並在戰後被軍政部明令撤銷了番號，成為東北軍軍史上最大的恥辱。

東北軍在與日軍作戰中雖然接連慘敗，但卻從沒有成建制被殲滅的事例發生。反倒在參加不得人心的內戰後接二連三被紅軍殲滅。10月19日，第107師619團在榆林橋全團覆沒，團長高福源被俘。11月24日，第109師又在直羅鎮全師覆沒，師長牛元峰、第627團團長鄭樹藩陣亡，參謀長劉德裕被俘，就連曾在榆關抗擊日軍而聞名的抗日英雄——第626團團長石世安也在悲憤中自殺身亡。

直羅鎮一戰後，張學良雖然抽調部隊重組第109師，但入陝的東北軍已經因為不斷的失利而徹底喪失繼續與紅軍作戰的戰意，更甚者，紅軍依靠繳獲的大量東北軍裝備更新火力，並接納了大量被俘士兵編成一個補充師。這麼一來，東北軍越戰越弱，紅軍越打越強，長此以往，東北軍必將在內戰中消亡殆盡。

在戰局不斷失利，以及紅軍不斷派人爭取東北軍聯合抗日的情況下，張學良終於通過被俘獲釋的團長高福源的關係，與紅軍秘密取得聯絡，並同紅軍達成停戰協定。張學良表示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如紅軍參加對日作戰，他願意“完全贊助”，並在紅軍主力將集中河北時“通知在平漢路西的東北軍四個師與紅軍聯絡”、“通知駐陝甘的東北軍讓路”。

從1936年開始，東北軍雖然繼續在執行蔣介石“圍剿”紅軍的命令，但每當與紅軍遭遇，就十分默契地對天放槍。紅軍也表示出極大誠意，如主動放棄瓦窯堡，使張學良完成了蔣介石所交付的必須完成的任務。

自從張學良與紅軍達成默契之後，他就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和準備工作。為使東北軍能夠重新振作，樹立“精誠團結、意志統一”的思想，喚起“久以消沉的民氣”，張學良出資創辦《西京民報》，作為其宣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輿論陣地。在軍隊內部，他則開辦軍官訓練團培養抗日骨幹，並挑選了一批優秀青年軍官組成“抗日同志會”，由張自任主席，應德田任書記，孫銘九任行動部長，苗劍秋任宣傳部長，何鏡華任軍事部長。

1933年2月17日，孫殿英、朱慶瀾、張作相、張學良、宋子文、楊傑、湯玉麟等（前排左起）在河北承德部署熱河抗戰事宜

同志會的誓詞是：“我決心參加抗日同志會，遵守組織綱領，服從組織紀律，擁護抗日領袖，艱苦奮鬥，不辭犧牲，努力向前，以求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張學良還親自對會員說：“我張學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槍斃我！”

張學良在西北的一系列“反常”行為，使蔣介石深感擔憂。為了督促張學良堅決“剿匪”，完成先安內的國策，蔣氏決定於1936年10月20日啟程前往西安坐鎮督戰，以期改變西北戰局。對於蔣介石的到來，張學良曾經想說服蔣團結各方力量一致抗日，但在經過數次苦諫後，蔣仍不為所動。這就迫使張學良聯合陝西地方駐軍的首領楊虎城實施兵諫、逼蔣抗日。

5

陝軍楊虎城崛起和困境

1937年1月8日，蔣介石給位於西安仍掌控兵權的楊虎城寫了一封信，內言“本黨歷史不可為不久，中央待汝不可為不厚，五年以來陝省之安定建設，不可謂不創造艱難，而今首受其害者，為汝最深，而苦痛最重者乃陝西同胞。吾知汝必不願自撤本黨之藩籬也”等語。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他對楊虎城已經是厚待了，楊怎麼能忍心對國家領袖下得了手。那麼，從楊虎城的角度來看，真如蔣介石所說嗎？我們不妨從楊虎城入陝主政說起。

在北伐戰爭時期，楊虎城只是國民革命軍200多軍長中一員，他的名聲更多來自於堅守西安一役。北伐勝利後，楊被降任為師長，但在之後的蔣馮戰爭、中原大戰中，楊虎城因擁護蔣介石，並在戰場上屢立戰功，而不斷得到提拔，他先是擔任第7軍軍長，繼又得到了第17路軍總指揮的頭銜，成為第一個率軍追擊馮玉祥部西北軍殘部入陝的南京中央代表。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為了防止西南和東南局勢發生變化，而將華北地區交付於張學良，自己仍然坐鎮華東，以穩定其基地，並隨時準備出兵對付兩廣重新達成的反蔣聯盟。因此，對於西北地區，尤其是新近佔據的陝西、甘肅、寧夏數省，蔣介石決定把這些地方暫時交付給地方駐軍自行管理。這其中的陝西一省，即交由楊虎城，楊也因此成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全權掌握陝軍政大權。

1931年8月，甘肅發生了“雷馬事變”，駐軍師長雷中田在馮玉祥的鼓動下發動兵變，武力扣押臨時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馬鴻賓。蔣介石命令楊虎城調兵平變，這使楊系陝軍的勢力擴張到了甘肅。此時，楊虎城擁兵2個軍、5個師又5個獨立（警備）旅，加上歸其指揮的地方保安團隊，兵力達近7萬人。

楊虎城部陝軍實力不斷壯大，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對蔣來說，楊虎城畢竟只是臨時用於穩定西北的一顆棋子，當楊虎城入駐西安時，其部隊實力僅為3個師，但不到一年就增加了一倍以上，這對中央來說是一種威脅。蔣介石無法容忍在解決了“舊軍閥”後，又培養出“新軍閥”。對此，蔣介石設立駐甘綏靖公署，任命自己的嫡系將領蔣鼎文為主任，從楊虎城手中將甘肅地方軍隊的指揮權要了過去。

1934年冬，楊虎城將軍在西安南郊留影

蔣介石還採取分化收買的手段，先是收買馬青苑，讓其率領所部警備師發動兵變。待馬兵變失敗，便裁撤警備師，使楊虎城平白折損一師兵力。接著，又策動旅長楊渠統率部開赴河南後擴編為新編第5師。從表面上看，這是為楊虎城增加兵力，實際則是通過外調的方式，使楊渠統的部隊徹底脫離楊的控制。在之後與紅軍的作戰中，又有一個省警備旅被殲滅。這麼一來，楊虎城的兵力被不斷壓縮，到最後僅剩下2個軍、2個師又2個警備旅。不僅如此，蔣介石甚至還免去了楊虎城省主席的職務，另行委派邵力子為主席，試圖從政治方面壓制楊。

蔣介石的不斷壓迫，使楊虎城產生了聯合外力共同御蔣的想法。而在與紅軍作戰的不斷失利中，也使楊虎城對“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產生了嚴重的反感。就在此時，張學良率領東北軍主力入陝，使陝西局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起初，對於東北軍的到來，楊虎城及陝軍充滿敵意。不僅在情報上不願與東北軍共享，就連補給上也是能不給就不給，實在不行就採取拖延戰術。因此，陝軍與東北軍之間的關係處於不斷惡化的狀態。但因同樣對遭到紅軍打擊，同樣對蔣介石國策的懷疑乃至反感，終使楊虎城和張學良走到了一起，陝軍與東北軍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日益密切。終於，楊、張之間達成了共識，他們決定通過以兵諫的方式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合紅軍一起共同抗日。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夫婦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合影。前排左起：張學良、宋美齡、蔣介石；後排左一為李宗仁

另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則是由中共中央領導的紅軍。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盡艱辛，終於結束長征，到達陝北。然而紅軍喘息未定，蔣介石已經委任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司令，調集十幾萬東北軍大舉進剿。

1936年12月初，蔣介石前往西安督戰，強令張學良、楊虎城執行“剿共”。圖為蔣介石（前排左一）到達西安後，張學良、邵力子、楊虎城前往迎接

面對嚴峻的政治軍事形勢，中共以“抗日反蔣”為號召，積極展開統戰工作。經過8個月的精心醞釀，終於建立起以中共和張學良為主體，廣泛吸收楊虎城、盛世才等國民黨反蔣派在內的聯合戰線，同時計劃依靠蘇聯援助，在中國西北另立國防政府。

長期以來，共產國際一直對中共的“西北大計劃”很感興趣，而今突然改變態度，使中共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步驟，“西北大計劃”已經箭在弦上，各地反蔣派的聯絡工作已經準備就緒，一旦西北國防政府成立，各地群起響應，南京國民政府勢將四面楚歌。然而“西北大計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和“抗日反蔣”方針緊密相連的，當共產國際提出“聯蔣抗日”後，這一計劃在事實上已經流產。

“西北大計劃”的流產，對張學良造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既然聯共之路難以走通，張學良就只能暫時保持對蔣介石的“灰色與忠順”，而當四個月後蔣介石飛臨西北督促剿共時，兵諫幾乎成了張學良的唯一選擇，西安事變的爆發便也順理成章了。

6

爆發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時半左右，身在西安的蔣介石正欲披衣起床，忽聞行轅門外槍聲響起，繼而“連發不止”，憑直覺感到大事不妙的他立即越牆而出。與此同時，進攻華清池的東北軍亦開始搜尋蔣介石的蹤跡……。

在這個拂曉，蔣介石衛隊陣亡20餘人，蔣孝先、邵元衝亦在混戰中遇難，至上午9時左右，連蔣介石本人也落入東北軍手中。隨著陝西臨潼黎明的突然槍響，蔣介石一再堅持的“剿共”戰爭被迫停了下來，中國歷史進程走到此處悄然轉彎。

很少有人知道，距離西安三百多公里的洛陽幾乎第一時間獲得了西安兵諫的消息，當身負輕傷的蔣介石走進新城大樓的那一刻，洛陽派來的一架雙座教練機迫降在了華清池外面的麥田裡。與此同時，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南京軍政大員們如夢初醒，張學良、楊虎城聯手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改變這個國家走勢和許多個體命運的大事。

從12月12日兵變開始，地處中國西北的古城西安就成了世界的焦點，無論是最接近暴風眼的蘇聯，還是東面虎視眈眈的日本，或是歐美諸國，幾乎都在12日至13日間接到消息。英美雖未明確提出什麼意見，但通過再三對蔣介石人身安全的關切，間接地向南京政府表達了他們希望西安事變能和平解決的意願。日本首腦便在外相官邸針對西安事變召開緊急會議，前後4小時，最後決定採取“帝國政府對於事態之推移，以重大關心而靜觀”的策略。儘管明面上強調“公正”與“靜觀”，但在整個事變過程中，他們不僅沒有表達出希望和平解決的意向，反而極力破壞，煽動戰爭。

蘇聯的態度十分重要。實際上在事變後的兩天，蘇聯《真理報》就刊登了對張、楊很不利的社論，內容嚴厲責備張學良、楊虎城假抗日之名目，妄圖製造國家分裂。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莫斯科回電”，要求和平解決事變。中共中央對蘇聯的意見雖有關注，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應對方針，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導對共產國際這個盟友表現出來的態度是有所不滿的。一開始並沒因此調整政策，直到19日經討論後才決定調整方針，中共中央雖然改變了之前的強硬態度，但是，他們依舊不贊同蘇聯所言的那樣將張、楊視為叛逆，而是認為目前和平解決的障礙是南京的主戰派。

在周恩來、宋美齡等人的斡旋下，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以事變化解為契機，中國不僅避免了一場新的“中原大戰”，反而讓國內各勢力在抗日的旗幟之下統一起來。由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也一改過去“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開啟第二次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新徵程。

西安事變前，國民黨與中共之間有什麼秘密聯繫？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西安扣留蔣介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1946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舉行的“雙十二”紀念會上講話，指出西安事變“是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鍵”。西安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在當時的大歷史背景下的一種必然行為。讓我們回到1935年在大歷史的背景下重溫那段歷史，探究西安事變背後的故事。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微信ID：guanchacn），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長城抗戰後，日寇迫使國民黨政府於1933年5月31日簽訂《塘沽協定》。《塘沽協定》可以說是袁世凱承認承認“二十一條”後最賣國的條約，承認日本對熱河的侵佔，承認以長城為“偽滿洲國”的國界，中央軍撤出華北，將華北的主權拱手讓給日本！6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2次臨時會議，通過議案追認《塘沽協定》。6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美化《塘沽協定》說：“協定成立，停戰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暫可安息；國際形勢，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準備之餘豫，其足為復興之基乎！”

日本帝國主義成功迫使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退出華北，在1935年1月日本製造察東事件，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秦德純土肥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日軍據此實際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區。

1935年7月6日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何悔協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大部主權。又勾結漢奸殷汝耕搞出“華北自治”的鬧劇。這是在政治上，經濟方面大規模的走私、掠奪華北資源、販毒，不一而足。

在日本大規模走私侵略下，民族工商業遭到滅頂之災。上海糖商60餘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損失已達1000萬元以上，廣東糖因華北私貨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裝運，並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後，廣東糖廠竟因私貨壓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業。至於人造絲業，1934年上海人造絲匹頭廠家有21家，絲織機2萬部，因私貨傾銷影響，1935年已僅餘六七家，織機三四千部。其他如紡織業、麵粉業、捲菸業、火柴業等，無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華北工業的中心區天津各廠不是關門倒閉就是被日商所收買。僅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日本在華北走私就使國民黨政府損失兩千萬元。鹽稅收入也因為日本強賣漢沽、蘆臺、塘沽而大受影響。蔣介石責罵：“日本之貪而愚，不僅非東亞之福，實為世界之害群之馬也。”

1

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蔣介石開始尋求蘇聯援助

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企圖獨吞中國，它同蔣介石的矛盾也就變得更加尖銳。蔣介石後來在日記寫道：“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1929年中東路鐵路事件後，中蘇關係一度中斷。9·18事變後中蘇雙方都開始著手改善雙方關係。

蔣廷黻在9·18事變後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提出應與蘇聯發展外交關係，“聯絡外交是常態，斷交是變態。”“我們處於兩個強國之間，在平常的情況下都不應該兩個都得罪。那麼我們在過去的這一年中，一面與一個強鄰處於生死對抗中，一面又於第二個強鄰彼此不通音信，這是違反了外交的ABC。”蔣廷黻的言論引起蔣介石的注意。1933年，蔣介石在廬山召見蔣廷黻，通過交談為蔣介石所賞識。1934年6月蔣廷黻赴歐考察，蔣介石要他“儘可能把時間用在蘇聯”，“探討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

1934年夏，蔣廷黻赴歐洲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個星期專門研究蘇聯外交，並同蘇聯高級官員進行交談。在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可夫會晤中蔣說：“當我們中國人認為蘇聯絕不會放棄其既定計劃，所以我們中國也希望蘇聯政府能同意中國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其政治經濟組織。”斯托莫尼亞可夫說；“蘇聯無意干涉中國內政，一旦蘇聯要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的話，那個中國也是蔣介石統治的中國。”蔣廷黻報告蔣介石：“目前雖不必訂特殊條約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即利害相同，友誼亟宜培養，互信亟宜樹立，如此我外交可添一路線，世界對等陣線可望維持，新疆問題可免複雜化。”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蘇聯援助中共，當時新疆軍閥盛世才表現出親蘇，也令蔣擔心，解決了這兩個問題蔣介石對蘇聯態度開始轉變。蔣介石覆電嘉許，並讓孔祥熙密告蘇聯駐華公使鮑格莫洛夫：“蔣廷黻與中正有密切關係，極為信賴，囑咐轉達俄當局可與蔣公開談判。”自此國民黨政府與蘇聯關係開始升溫。

9·18事變中蔣介石一直寄希望於“國聯”的調停—主要是美英，但現實擊碎了蔣的美夢，美英只是在口頭上對日加以譴責。國民黨政府駐英國公使郭泰祺同蘇聯駐倫敦全權代表И.M.,梅斯基舉行會談。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國形勢帶有危急性質。三年多來，中國是靠自己的力量‘擊退’了日本，中國指望西方援助的願望落空了。”“同盟國的援助只停留在虔誠的決議上，不能阻擋日本軍隊的侵佔滿洲……就在前不久每個人就在經濟領域給中國以不同尋常的打擊。由於約在一年前通過的‘白銀法’，美國人抓緊收購白銀。因此中國流入到美國的白銀到了氾濫成災的地步。”“不列顛政府並不比美國強……三個月前西蒙（英國外交官）同我會談聲稱，大不列顛政府對維護中國的完整和獨立特別關心，但是西蒙沒有動一個手指頭幫助中國對付困難。總之，中國的心情是這樣的，就是對西方不再抱有幻想。”

日俄戰爭使蘇聯和日本結為百年世仇，蘇聯在遠東必須提防日本，中國和蘇聯有著共同的敵人。這是蔣介石將對外獲取援助的目標從西方轉到蘇聯的根本原因。為了進一步溝通中蘇關係，蔣介石派曾擔任參謀、侍從八年的親信鄧文儀擔任駐蘇聯武官。鄧於1935年春到達莫斯科後在蘇聯幫助下進入新疆考察。鄧文儀從蘇聯回國後向蔣介石彙報蘇聯有積極援助中國的意向，蔣於是便讓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向蘇聯大使提出：“如果中國被迫武裝抗日，考慮到海路難以獲得軍需物資，能否從新疆得到軍需品？”

1935年10月蘇聯駐華公使鮑格莫洛夫同蔣介石會談時，說明蘇聯要與中國改善中蘇關係，締結商務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的意向。蔣介石答覆“完全同意改善中蘇關係，因為兩國面對同一個根源”，並且表示“不僅其本人連其政府其他人員也不相信蘇聯對新疆有領土要求。”

1935年10月份鄧文儀在蘇聯發現英文版的《八一宣言》，將其翻譯成中文帶回國。蔣介石認為這是中共受蘇聯指使，便希望借蘇聯迫使中共談判。1935年12月14日，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B.C.斯托莫尼楊科夫電告鮑格莫洛夫：“蘇聯政府不反對協定，並準備同中國具體談論這個問題。”斯托莫尼楊科夫強調，“蘇聯清楚的認識到，不實現蔣介石軍隊和中國紅軍部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可能真正的抗日。”

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和鮑格莫洛夫進行會談。蔣介石說：“提出的問題中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個，紅軍的問題。如果中蘇能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共產黨可以公開存在，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一個政黨擁有自己的軍隊。蘇聯必須利用自己的威望勸說紅軍承認事實上的政府，那時中國政府就能抗日了。”鮑格莫洛夫回答：“蘇聯政府對中國紅軍沒有任何影響，這應由中國人自己去完成。”蔣介石又說：“一國之內不允許有其他政黨擁有軍隊。如果蘇聯政府就中國紅軍承認中央政府權威一事向紅軍施加必要的壓力，那麼蘇聯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對南京的真誠態度，並贏得南京政府這個忠實的同盟者。”鮑格莫洛夫斬釘截鐵地聲明：“我們絕不能扮演你講話中說的任何居中調解人的角色，這是中國內政。”蔣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後說：“可以據以下原則同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指揮的權威，同時保留其現有人員參加抗日。”鮑說：“按自己的意向同紅軍談判，這是你的內政。”蔣介石說：“儘管如此，他希望鮑向蘇聯政府轉達這個想法。”鮑回答說：“我當然會把他的話報告我國政府。”歷時兩小時的會談有八十分鐘被用來談這個內容。

蘇聯不願意做同共產黨談判的中間人，蔣介石只好自己解決。鄧文儀先和潘漢年進行了會面，又在1936年1月15日會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時說，蔣介石看到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發言後決定同中共談判。鄧提出：1、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領導人參加南京政府。2、改編中國工農紅軍為中國革命軍，因為對日作戰必須有統一的指揮。3、國共兩黨恢復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中共將繼續獨立存在。將來抗戰爆發後，內蒙古或西北部分將成為紅軍繼續活動的地區，鄧還認為中日戰爭情況下，日本將會封鎖中國的海岸線，那時中國的武器來源不將是英美而是蘇聯。南京希望經過西北從蘇聯獲得武器。王明答覆說，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中央都在國內，希望談判以國內進行為好。

回過頭看看蔣介石的老對手，1935年10月紅軍在蔣介石一路的追擊下到了陝北，但是直羅鎮一仗紅軍乾淨利落的將東北軍109師全殲，第109師師長牛元峰被擊斃，紅軍在打援中又殲滅援軍第106師的一個團。蔣介石心裡明白要想把紅軍全吃掉還是要崩掉幾顆牙的！

基於以上幾點，蔣介石把和中共談判的目光轉向國內。

2

蔣介石秘密佈置陳立夫尋找與中共聯繫

無論是爭取蘇聯的援助還是尋找和中共秘密談判的渠道，蔣介石都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怕刺激日本。1936年陳立夫接替鄧文儀去蘇聯爭取蘇聯的援助和尋找中共的關係時，他不在國內的這段日子裡，妻子隔一段時間就寄出早已寫好的明信片給友人，可見機密程度。蔣將與中共聯繫的重任交給了陳立夫，這和陳主張抗日聯共的態度有關係。陳立夫見日本侵華加劇，曾找到當時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的汪精衛，建議與日本協商，“轉移日本軍閥之目標，使之北進或南進而不西進，以減輕我國壓力。”當時遭到汪精衛的拒絕，便與其兄陳果夫秘商，認為“照此情形，中日戰爭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致利用中日戰爭，幫助中共發展，惟茲事大且須絕對保密，否則足以瓦解剿共軍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加劇，立未到而害先至，故必請示領袖（指蔣介石），得其許可，而後進行。”

陳立夫受命後，不便直接出面，由交通部長曾養甫辦理。1935年11月，曾養甫找來他的下屬諶小岑，要他設法“打通共產黨的關係”。這一切都是在極其秘密中進行的，一次蔣介石和曾養甫談論和中共談判，陳布雷進來了，蔣馬上轉移話題。

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鄧穎超熟悉，同一些進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從兩個途徑進行了試探：一個是經同國民黨元老覃振相熟的進步學者翦伯贊介紹，約北平的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到南京來同曾養甫見面。呂振羽那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同北平的地下黨有聯繫。他到南京的商談，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領導下進行的。諶小岑的另一個途徑是經過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左恭的介紹，找到上海地下黨的關係。上海地下黨派張子華以長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同曾養甫會晤。但呂振羽也好，張子華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進行談判。因此，國民黨當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聯繫。最後國共兩黨直接聯繫還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得以實現。

3

宋慶齡安排將國民黨希望談判的消息帶給中共

1936年1月，宋慶齡在上海請以牧師身分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到她家裡，交給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陝北面交毛澤東、周恩來。為了旅途的方便，宋慶齡還給他一張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上海黨組織也介紹張子華與董同行。由於陝北蘇區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包圍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進入蘇區需要得到張學良的同意。董情急之下拿出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張學良從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圖。張學良派人護送董健吾、張子華進入蘇區後常說：“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此時張學良還沒有和中共直接聯繫。

2月27日，董健吾、張子華到達瓦窯堡。這時，洛甫、毛澤東還在山西前線，周恩來在陝北前線檢查工作，並準備前往山西參加會議。留在瓦窯堡的博古分別會見了董、張二人。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建議：對蔣介石和張學良的統戰工作應分別進行。對蔣介石方面可答應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談判，談判條件應依照擬定的抗日救國通電及宣言所定，而組織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則為根本之點。3月4日，洛甫、毛澤東、彭德懷覆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第二天董健吾帶著這個密件離開瓦窯堡，回宋慶齡處覆命。國共兩黨中斷了近十年的聯繫，終於在宋慶齡的推動下接通了。

綜上所述，蔣介石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為了獲取蘇聯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個與中共和談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中共的戰鬥力使然——剛剛到陝北的紅軍就乾淨利落的幹掉東北軍的一個師，剿撫並用是中國曆代統治者面對起義者的手段。蔣介石後來說到西安事變前其派人和中共密秘聯繫說到：“那時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國民黨方面一邊在和中共談判一邊在進行圍剿，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派人到陝北，一直是中共的張子華和潘漢年為此奔走。這段談判必定不是一帆風順的，1927年放棄武裝的的鮮血還在共產黨人的眼前。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共方面是否還拘泥於左傾關門主義的束縛中呢？張學良、楊虎城何時開始同剛剛到陝北的中共秘密聯繫呢？中共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是什麼樣的態度呢？

沒有涅槃的中共，就沒有西安事變。

4

沒有涅槃的中共，就沒有西安事變

“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和中共正在完成這種變化。一系列的挫折、失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始“驀然回首”重新審視走過的那些路。“遵義會議”後一直忙著打仗，沒有時間對以往的錯誤路線問題加以總結，很多時候只能在行軍途中一邊打仗一邊解決問題。

1935年到達陝北後的毛澤東

1935年9月18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彭雪楓、李富春的電報明令提出：“部隊嚴整紀律，沒收限於地主及反動派，違者嚴處。請在明日行軍休息時宣佈。”不僅毛澤東在逐漸改變中共以前左的做法，他的戰友也在改。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召開的中央軍委縱隊黨的幹部會議上，時任黨內總負責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傳達了遵義會議的報告。報告中除了對軍事問題加以糾正，在政治路線問題上對地方幹部說：“現在我們地方工作政策也要改變了，在打土豪時，不要掃地出門，只沒收部隊需要的東西，如糧食、錢財等，部隊不需要的東西一律不動……要把過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錯誤做法糾正過來。”

這當口首要的問題是保證黨內團結，如果正式書面承認政治路線錯誤，內部極有可能分裂，所以毛澤東將張聞天的電報壓下，擺在當年中共面前的第一要務是活下來。這些電報、講話意味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始思考中共以往的錯誤了，雖然沒有正式書面文件，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糾正。

面對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中共必須站在抗日第一線領導群眾、教育群眾，開往抗日第一線才能有所作為。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長征到達四川西部荒涼的兩河口，在這裡召開政治局會議，還專門聽取博古彙報從無線電中得知的日寇向北平開炮的情況（事實是直係軍閥白堅武在日軍指使下聲言組織“華北國”，自封“正義軍總司令”，在北平豐臺暴動，曾向北平城內發射炮彈）。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宣言，在紅軍部隊中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育，同時，加緊開展對東北軍和其他白軍的工作，並研究了派人去白區開展統戰工作的問題，以加強對白區群眾鬥爭的領導。但因為戰事匆忙，沒有時間執行。

1935年10月，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央紅軍發表了《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指示信》，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問題，“在階級觀點上說，黨不管什麼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之聯合起來以共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再從政黨的觀點上說，不管什麼黨若果他們願意做任何抗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亡的情緒時，中國共產黨都願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然而目前敵人軍隊中的工作任務，不僅奪取下級士兵群眾，並且要奪取中上級軍官，因為在目前環境之下奪取敵人軍隊中，上中級軍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後要指出的，有許多地方黨部，一向很忽視甚至於不願意在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間進行工作，這種現象是不可允許的，必須設法迅速的克服，要知道中國革命如果沒有小資產階級幫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封信提出建成抗日反蔣和反張學良的統一戰線（畢竟蔣介石和張學良還在和紅軍作戰），拋棄了過去那種“只要下層統一戰線不要上層”的左的做法。提出“我們與其建立下層的統一，又可建立上層的統一，在上層統一的基礎上來開闢與擴展其下層的聯合工作；又在下層統一基礎上，以加強和鞏固上層的統一戰線。”這標誌著中共已經明白要想對日作戰必須要團結全國大多數人，靠中共自己單槍匹馬和日寇作戰是不可能成功的。

剛到陝北的中央紅軍一面釋放以往在左傾路線下被錯誤關押的陝北紅軍幹部，一面積極佈置直羅鎮戰役。1935年11月20日下午4時，東北軍一零九師進至直羅鎮，紅軍當夜將其包圍。毛澤東在戰役發起前下達命令：“這個仗，一定要打好！我們要的是殲滅戰，不是擊潰戰！”直羅鎮戰役，共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俘其5300人，擊斃師長牛元峰，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直羅鎮戰役中的繳獲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除去地形選擇和群眾基礎等原因，最主要的是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的團結協作，能團結協作的前提條件是摒棄左的束縛。戰役後，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作了《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除了總結戰役勝利的原因外，還提出：在新形勢下，對待俘虜軍官採取一律不殺和優待釋放做法，既搞下層統一戰線也搞上層統一戰線。這是針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主張只搞下層統一戰線、不搞上層統一戰線來說的。

直羅鎮戰役最大的效果是讓張學良清醒地認識到紅軍的戰鬥力，張學良曾經信誓旦旦地對部下講話中說：“委員長說了，剿完紅軍就打回東北老家去！”剛到陝北的疲憊之師就有如此的戰鬥力，這就不免讓張學良掂量一下繼續剿共的後果。而且張學良因為剿共失敗到南京後只有侍從長錢大鈞迎接，以往是國民黨高官何應欽、陳誠親自到飛機場迎接，巨大的反差也迫使張學良反思自己執行的對日“不抵抗”（張學良後語）。

毛澤東很清楚地看到，參與圍剿的國民黨兵力雖多，但大都是東北軍，大多數東北軍官兵希望抗日，對於圍剿紅軍不感興趣，這就可以從內部分化瓦解國民黨圍剿，如果爭取到這一部分東北軍，紅軍就將爭取到一個有力的外援。

瓦窯堡會議前，中共就派劉瀾濤到東北軍中開展工作，爭取了騎兵第二師黃顯生、參謀長董道泉等一些高級將領的支持。瓦窯堡會議後成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李克農、朱理治等協助。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訓練班，培訓東北軍的幹部。把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戰役中所俘虜的東北軍三個師的中下級軍官一百二十餘人，集中在瓦窯堡，成立“解放軍官學習班”。毛澤東親自講課，講紅軍的俘虜政策時說：“拿起槍的是敵人，放下槍的就是朋

友。”博古講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和抗日形勢。鄧穎超駁斥了國民黨汙衊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謠言。彭德懷在講課中，揭露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理論。對被俘的東北軍軍官不僅不歧視，而且食宿等生活條件比紅軍還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東北軍軍官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紛紛表示：再也不能中國人打中國人了，必須聯合起來才是出路。這期間有些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提出回東北軍做張學良的工作。

東北軍和紅軍作戰失敗不僅僅是戰鬥力的問題，還歸功於紅軍的宣傳。紅軍宣傳隊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起打回東北老家去！”在紅軍的宣傳攻勢下東北軍兵無戰心。一位被俘的東北軍士兵哭訴：“我是被抓夫來的，老婆孩子都在東北呢！”被俘的東北軍士兵說：“你們真是有信仰啊，要不這麼多孩子、女人怎麼走過來的（指長征），如果是為了自己，鄧穎超、蔡暢用得著這樣嗎？”

一邊糾正黨內的錯誤，一邊糾正過去對於黨外統一戰線的錯誤，共產國際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為中共這個轉變提供了助力。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決定改變以往的策略，實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反帝統一戰線政策。在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代表多次發言，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吳玉章等，根據大會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於1935年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宣言指出：“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號召“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傳回國內，得到國內各界的熱烈擁護。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認為這個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時，中共所表示的態度深得人心。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內心很激動，曾和何香凝、柳亞子等交換意見，都表示衷心贊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項主張。馮玉祥直接找何應欽對他說：“現在不把部隊開到華北，什麼時候開？”

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傳達瓦窯堡會議精神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張聞天居住的窯洞舉行瓦窯堡會議。毛澤東在會議討論過程中明確地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駁斥了博古“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錯誤觀點，贏得了張聞天等多數人的支持。經過認真討論，最後統一了認識，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局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中共根據形勢的轉變提出了新的戰略目標緊緊的將自己與時代結合起來去迎接抗日大潮！

會後，中共開始著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成立了前述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專門做與紅軍作戰的東北軍工作，周恩來任書記：還成立了白區工作委員會，專門做蘇區周圍地區的統戰工作，張浩任書記；派劉少奇到“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帶開展工作，任北方局書記。

為了響應“一二九運動”推動全國抗戰，中央決定紅軍東征，進入山西爭取直接與日軍作戰。周恩來為了直接和張學良等東北軍高級將領接觸，談判聯合抗日問題，讓在榆林橋戰役被俘的與張學良關係比較密切的團長高福源（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回東北軍。高先見到第67軍軍長王以哲，隨後見到張學良，轉達了中共中央願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誠意，溝通了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關係。這是從下層推動上層建立統一戰線。此後東北軍和紅軍就沒有什麼大的陣仗，但是不代表東北軍其他人不想在老蔣面前露把臉。

紅軍西征時，東北軍何柱國見有機可乘決定打秋風。在作戰中紅軍根據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著重打擊馬鴻逵、馬鴻賓部和地方民團；原則上避免和東北軍作戰，同東北軍騎兵第六師達成互不侵犯協議，但對準備打秋風的何柱國騎兵師就要給他點顏色看看！1936年7月14日毛澤東對在第一線的彭德懷發佈命令：“原則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事後紅軍將繳獲的武器、俘虜的東北軍人員都還了，有理、有利、有節，把人揍了，捱揍的人還說打得好。此戰的結果就是東北軍再也沒有和紅軍打過仗。

不僅對東北軍如此，對蔣介石嫡系的胡宗南部也是如此。山城堡戰役前中共與國民黨正在秘密談判，國民黨提出“紅軍師以上幹部出洋……”這些條件不可能被中共接受，4·12的鮮血還在眼前。負責談判的陳立夫都認為談判條件“太苛刻”。中央軍委於11月14日至16日接連下達指示：“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後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我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山城堡之役是紅軍土地革命時期和國軍最後一場大的陣仗。統一戰線不是一味地順從被統戰對象，也是要鬥爭，否則只有被統戰。毛澤東深味此中奧秘，就像《讓子彈飛》中張麻子說的：“爺，今天就是要站著把這銀子拿嘍！”

前文提到共產國際為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助力，讓中共從以往的“反蔣抗日”變為“逼蔣抗日”都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仍沒改掉其瞎指揮的“臭毛病”。1936年夏得到大功率發報機的中共向共產國際通報瓦窯堡會議內容，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8月15日回信中說：“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做可靠的同盟者。特別是西南（1936年6月1日桂系李、白髮動的抗日反蔣事變）失利後，張學良完全可能背叛我們。”如果是以前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情況下，中共對張學良統戰的結局很有可能會重蹈中央蘇區對蔡廷鍇、蔣光鼐的覆轍，將大好機會浪費。此時的中共對共產國際玩了個“陽奉陰違”，事後證明這個“陽奉陰違”的決定英明無比。

剛到陝北的中共從鮮血中吸取教訓、改正錯誤，沒有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於左傾教條主義的摒棄，沒有根據實際情況獨立自主的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就不可能有“西安事變”。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這個準備用毛澤東的話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蔣緯國：《抗日御侮》卷149頁1978年版，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日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9冊，臺北中央日報譯印，1977年版，第115頁。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12月版。

蔣廷黻：《蔣廷黻選集》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杜賓斯基：《抗日戰爭時期的蘇中關係》中《蘇聯對外政策文獻》。

《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斯托尼亞科夫的電報》，1936年1月22日《蘇聯對外政策文獻》19卷。

鄧文儀：《報國從軍記》。

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臺灣傳記文學。

諶小岑：《西安事變前一年國共兩黨關於聯合抗日問題的一段接觸》《文史資料》71期。

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訪問劉鼎談話記錄，1981年4月14日。

庫叔福利

庫叔的贈書活動一直都在！浙江大學

總監製：王磊

監製：夏宇

編務：張明麗

閱讀更多 瞭望智庫 的文章

關鍵字: 張學良 蔣介石 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