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康澤
康澤，蔣介石的心腹爪牙，1904年農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嶽縣雙龍鋪（今來鳳鄉）山坳裡的一個普通的村民家。以屠豬為業的父親康歷全，依照康氏族譜給他取名代賓。代賓7歲那年，父親因病丟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親康何氏常年手工紡織來維持艱辛的生活。
康代賓8歲開始在雙龍鋪村塾上學。兩年後，母親送他到聖泉寺通賢場小學讀書，吃住在大姑母吳康氏家。學校有一位叫羅用之的老師，對康代賓發憤攻讀頗為賞識，常常給他鼓勵和幫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繼續升學。其母為減輕自己的勞動，給他收養了一個童養媳。這童養媳年紀雖不大，但卻非常賢惠勤儉，一心一意幫助康母操持家務，讓康代賓在外安心讀書。
1919年，康代賓15歲，從通賢場小學轉到安嶽縣城縣高等小學讀書，翌年考入安嶽中學。在中學讀書期間，康代賓學習成績連年皆名列前茅，同時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薰陶，又親眼目睹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慘象，萌生了救國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賓中學畢業時，聽說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島創辦陸軍軍官學校，便躍躍欲試，想去投考。
在進步教師李恆生、劉卓安的幫助和族人康紀鴻的接濟下，康代賓遠赴廣州，於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因他對當年曾拼著一死去刺殺滿清王朝攝政王載灃的年輕的革命黨人汪精衛十分景仰，便在入學後效法汪兆銘（汪精衛字兆銘），改名兆名，號澤。以後，以號代名，遂以“康澤”之名聞名於世。從此，康澤講話的舉止、動作、辭令一概模仿汪精衛。康澤長於演講，記憶力很強，在各種場合講話從不帶講稿，而且詞句簡練，有條不紊，經長期模仿，還真有點汪精衛的風度和派頭。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康澤學習勤奮，性格剛強，態度樸實。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區農民那種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傳統美德，不貪玩樂，甚至節假日也不外出遊逛。有個星期日，康澤獨自在教室裡聚精會神地整理校長的訓話筆記，突然聽到有腳步聲，轉頭一看，見是校長蔣介石在教官陪同下進了教室。康澤趕忙放下筆起身作立正姿勢。蔣介石徑直來到他的身邊，翻閱了他的筆記，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為何不休息?”教官介紹道：“他叫康澤，學習很用功。”蔣介石頻頻點頭，叫他坐下。從此，康澤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學生”的印象。畢業後，經蔣介石推薦，康澤被選派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康澤與賀衷寒、鄧文儀、鄭介民、谷正鋼、谷正鼎為同期同學。他們氣味相投，欲在政治聯合中形成自己的勢力。他們看到，在中山大學就讀的有三四百名中國國民黨黨員，就想拉這些人結成派系，作為日後回國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於是，大家推舉賀衷寒領銜，康澤助之，以留法學生中有國民黨、共產黨旅歐支部為由，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旅莫支部。這個活動，因遭到校方堅決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批准，鬧騰了一陣子便流產了。
二、“別動隊”贏得蔣介石信任
1927年10月，康澤由莫斯科學成歸國，任北伐軍總司令侍從參謀，同年冬，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後改任總司令部江西“剿共”宣傳大隊大隊長，在反共、反革命戰爭中顯示出出眾的宣傳才華，贏得蔣介石特別信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國內風起雲湧的抗日愛國運動震撼了國民黨政治統治的核心。坐在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寶座上的蔣介石終日惶惶不安，苦心焦思。然而，他考慮的不是怎樣組織軍隊和民眾去抗日，而是想搞一個新花樣，去加強他的國家機器，實行更兇惡的統治，把已經動搖了的政權再鞏固下來。為此，蔣介石在南京他的官邸召集康澤、賀衷寒、桂永清、鄭介民、戴笠、鄧文儀等10餘名心腹開會，說：“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共產黨又這麼搗亂，我們黨的精神完全沒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黨部被包圍的被包圍，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都被包圍。我們的黨一點力量沒有，我們的革命一定要失敗……我想，我們要有像蘇聯的那種‘格柏烏’（政治保衛局）的組織就好了。”
會後，中國的所謂“格柏烏”便按照蔣介石的旨意組織起來。賀衷寒負責起草章程，康澤負責起草紀律條例。關於組織的名稱，賀衷寒主張用“力行社”，康澤主張用“復興社”。結果，蔣介石選用了“復興社”，並寫了“驅逐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四句話作為“復興社”的政治綱領。1932年3月，“復興社”在南京勵志社會議室正式宣告成立，蔣介石兼任社長，其骨幹成員面對蔣介石舉手宣誓：“餘誓以至誠遵守本社社章，服從社長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違誓言，願受極刑”。一個月後，蔣介石為“復興社”擬定了宣傳口號：“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
16年後，成了人民解放軍俘虜的康澤，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時，談到“復興社”這個組織，他是這樣說的：它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蔣介石腹中托胎的產兒，所謂“政治綱領”完全是騙人的幌子，而宣傳口號才是它真正的靈魂。
在蔣記特務系統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復興社”。“復興社”又分為三支，一支是賀衷寒的“政訓”系統，一支是康澤的“別動隊”系統，一支是戴笠的“特務處”系統。
康澤的“別動隊”系統起源於“特訓班”。
1933年蔣介石為了擴軍反共，決定成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專門培訓反共下級軍官。蔣自兼校長，康澤任班主任。學員的來源從軍校各期失業學員、失業軍人擴大到大中學生。康澤辦班認真，很快便使特訓班成為了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武裝特務組織。同年10月，康澤又兼任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總隊長。所謂“別動隊”，是蔣介石從德國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那裡學來的在中國實行法西斯統治的武裝特務組織。它以特訓班人員為基礎，受蔣介石的直接指揮。它的任務主要是分為若干個小分隊，深入蘇區進行反共活動，並在那些紅軍暫時撤離的地區，組織帶領地主還鄉團對革命群眾進行血腥鎮壓，反攻倒算。它的隊員，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它的人數雖不多，但武器好，又都接受過新的反共理論教育和嚴格訓練，個個窮兇極惡，所以破壞性極大。他們所到之處，大肆誣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和蘇區的反動勢力相結合，任意搜查、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以至秘密刑訊和殺人，極力摧毀中共的地下組織。由於它們屢建“殊勳”，所以也就屢屢得到蔣介石的嘉獎和表揚。蔣介石曾下達旨意：“為保證別動隊員執行緊急任務的需要，一切車輛均應予以方便。”
“別動隊”得到蔣介石的寵信，更加不可一世，他們自以為是蔣的“御林軍”，可以“見官大一級”，便到處耀武揚威，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
三、抗日戰爭：當選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康澤平素表情嚴肅，不苟言笑，兩眼凶神惡煞，看人目不轉睛，也不斜視，一看就是幾十秒鐘，似乎要把你從骨子裡看透，活脫脫一個職業劊子手，好像見到人總在琢磨殺人時應從何處下手才能乾淨利落一樣。
康澤在擔任江西“剿共”宣傳大隊長、特訓班班主任、別動隊總隊長期間，不知殺了多少愛國之士。江西蘇區人民群眾對其恨之入骨。
蔣介石認為康澤這個學生“忠實可靠”，而康澤則視蔣介石為“至尊”。蔣介石嫡系的中央軍中曾流行過這樣一首頌歌：“大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這首歌詞，據傳就是出自康澤之手。可見康澤把蔣介石捧到何等地步。
在當時國民黨內，人所共知蔣介石有兩個“寵兒”：一個是戴笠，一個是康澤，國民黨內稱“康戴二公”，為什麼有如此“封號”呢？因康、戴二人是蔣的內外情報耳目。任何人要見蔣介石都必須先在侍從室登記，然後由侍從室向蔣介石報告，蔣想見才見，不想見就不見。但“康戴二公”則例外，他們見蔣不受限制，隨時可見，就是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一起時，他二人也可以闖入。
抗日戰爭爆發後，康澤更是風光無限，先後兼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復興社總社書記；1938年，康澤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立法委員等職；1945年5月，康澤當選為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四、解放戰爭：出任襄樊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長官
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之際，在全國一片反獨裁、反特務、要和平、要民主的呼聲下，蔣介石不得不將聲名狼藉的康澤派往國外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同盟國家戰後復員工作。1946年夏，蔣介石公開扯下“和平、民主”的面紗，發動全面內戰，康澤於1947年初返國。同年3月被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同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8年1月，蔣介石委任他為襄樊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長官。康澤雖是黃埔軍校畢業，也讀了不少兵書，但他一直搞政治工作，沒有做過下級軍官，也沒有直接帶兵打過仗，作為一名獨當一面的綏靖區司令官，他缺乏實戰經驗和必要的軍事知識。蔣介石之所以委康澤如此重任，因為襄陽、樊城、老河口一帶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委派別的人他實在不放心。
康澤於1948年1月抵達襄樊。2月1日，在襄陽正式宣佈成立司令部。1948年6月18日起，華東野戰軍發起開封戰役，22日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省會開封，殲敵4萬人。隨即華東野戰軍又發起豫東戰役。“山雨欲來風滿樓”，康澤估計，共軍下一個作戰目標應是襄樊。大戰迫在眉睫，攪得他晝夜不安，整日愁眉苦臉，一籌莫展。部下見康澤已被解放軍機動靈活的戰術弄得惶惶不可終日，為了鬆弛一下他那過於緊張的神經，便提出為他提前過44歲生日，借吉日良辰改善一下他的心情。不甘寂寞的康澤也就半推半就。他深知豫東戰場吃緊，區壽年兵團損失慘重，祝壽之事不能太張揚，生日那天，便在襄陽南門外遠離鬧市的涼亭裡備了一桌筵席，只邀請幾位最信賴的心腹小聚。當晚，他抵擋不住各方面的奉承，又在司令部背後一間大廳裡大擺酒席，請樊城戲班的一個女名角為他獻“萬壽”詞。正當他興高采烈之際，忽然接到報告，共軍攻打老河口，戰況激烈，“不像共軍小部隊”。
猶如一聲晴空霹靂，康澤興致全無，他趕緊不露聲色地離開眾位賓客，找到副司令官郭勳祺和綏靖區作戰、情報處長商討對策。
副參謀長易謙和第三處處長鬍學熙皆是康澤的心腹，看出康澤不是指揮大戰役的料子，便婉言向他建議，組織前敵指揮所，讓副司令官郭勳祺任前敵指揮，司令官可以相機隨時突圍。康澤不聽他們的建議，說：“我一切聽命於總統，決不擅離職守。”
為了“固守”襄陽城，掃清城外的射界，他下令化學炮連用美式迫擊炮發射黃磷彈，燒燬城垣外的所有民房。
1948年7月2日，正當豫東戰役如火如荼、區壽年兵團遭痛殲的時候，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命令以王近山為司令員的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桐柏軍區主力和陝南第十二旅發起襄樊戰役。
襄樊城為襄陽、樊城的總稱。襄陽城北依漢水，與樊城僅一水之隔，城南及城西南為萬山、真武山、琵琶山、鳳凰山、虎頭山、羊祜山等海拔160米到460餘米不等的山地，形成護衛襄陽城的天然屏障，城四周有高厚的城牆，城牆外有寬闊的水壕，城內外和城南、城西南山地有大批永備工事，易守難攻，所以在當地老百姓中流傳著“鐵打的襄陽”的說法。
7月6日，解放軍各參戰部隊按計劃完成對襄陽城的合圍。王近山司令員從當時的敵我態勢出發，下令首先“刀劈三關”———奪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門外的鐵佛寺。戰鬥打響後，襄陽守軍憑藉有利地形和既設工事進行頑抗，並施放毒氣，使解放軍無法前進。
一連幾天，解放軍對襄陽城南山區的攻擊屢屢受挫，傷亡不斷增加，官兵中產生了急躁情緒。
王近山採納大家的意見，下令採用“撇山攻城，直搗西門的戰術”。避開敵人山頭陣地的火力，直接攻城。
7月9日，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電令康澤：“匪眾我寡，守備襄樊，則更單薄，著即放棄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陽待援”、“已令整編第七、第九師主力分道兼程來援，因抽調兵力需時，務須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當日下午，樊城守敵懼怕被殲，在飛機掩護下放棄樊城，遵照命令撤過漢水，縮回襄陽城內。
7月11日起，解放軍各參戰部隊按照各自分工，發起總攻擊。第六縱隊主力採用在城西狹長走廊上挖交通壕和梯次掩護的辦法，毅然楔入西關，激戰至13日將大部西關佔領。
西關告急，康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他迫不及待地向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乞求援助。蔣介石在覆電中給康澤打氣：“共軍必無遠程炮與重武器，棄山守城，固守待援。”14日下午，白崇禧派飛機掩護城南山地敵軍全部撤回襄陽城內。
康澤明知不能抵禦解放軍的進攻，但還在電臺裡向蔣介石表示決心：“生決與城共存亡”。故作鎮靜，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命令下屬照例每天升旗、降旗，也照例每天給下屬講話，給部下打氣，要部下和他一道把自己的胸膛當作抵抗共產黨進攻的武器。同時，他又不得不向南京發出最後乞電：“職固守最後碉堡以待援軍。”
15日20時30分，紅色信號彈劃破夜空，解放軍對襄陽城發起總攻！火炮不斷轟擊西門防禦工事。爆破組在炮火中連續爆破，把城牆炸開了一個大洞，第六縱隊首先突破西門，隨後桐柏軍區和陝南軍區部隊分別從城東南和城東北突入城內，同敵軍進行逐街逐巷爭奪，襄陽城內戰鬥空前激烈。激戰到16日拂曉，各參戰部隊很快便把敵人壓縮在康澤司令部所在地東街楊家祠堂和古樓一帶狹小區域。直到這時，康澤仍繼續負隅頑抗，幻想蔣介石派援兵解圍。殊不知，援軍在途中遭到解放軍強大兵力阻擊，已無法到達襄陽城。
7月16日早晨，康澤司令部周圍步槍聲、機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響成一片，四面八方皆有解放軍喊話聲：“繳槍不殺！”“投降不打！”這時，胡學熙找來一套士兵服，勸康澤化裝成士兵，趁亂逃走。康澤將頭一梗說，“這不是我康澤的為人。”奉令指揮堅守碉堡和坑道的副官回來找康澤，可找遍了司令部亦不見康澤的影子。好容易在右邊一條坑道里發現康澤正頭戴鋼盔，盤著雙腿，像老僧入定似地席地而坐。便和衛士將康澤扶起來送到中心碉堡的底層。一直跟司令官形影不離的易謙、胡學熙早已丟下司令官自己逃命去了。
康澤在坑道里“老僧入定”時，副司令官郭勳祺則在中心碉堡裡督戰，指揮特務營和憲兵數百人拼死抵抗。僵持至下午16時，王近山指揮部隊開始了最後的攻擊：炮兵射擊，步兵衝擊，工兵爆破，楊家祠堂的圍牆被轟垮，塔樓工事被炸塌。突然，又有幾包炸藥從碉堡牆根爆炸，驚天動地，碉堡裡蔣軍官兵非死即傷。解放軍戰士端槍衝進碉堡底層時，只見康澤臥倒在地上，身軀右側被火藥燒傷，但傷勢不重，因戴著鋼盔，頭部未損。
在解放軍強大的軍事攻勢和政治攻勢下，襄陽守敵2.1萬餘人被殲，康澤、郭勳祺等一批高中級主官被俘。
六、重新改造 康澤被特赦釋放
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心腹，他應該成為蔣介石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1948年7月22日，蔣介石授意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對外宣佈：“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將軍於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第二天，《大公報》以大號字作標題———《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佈》“詳細”報道了康澤“壯烈成仁”的事蹟。然而，康澤在襄陽之戰中“業已殉難”，純屬蔣介石的一廂情願。中共的新華廣播電臺，在康澤被俘之次日，即1948年7月17日晚上即向中外宣佈，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之役中被俘。1948年7月下旬《新聞天地》的報道中，也透露康澤並未殉難，而是被俘了。
國民黨襄樊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被俘了！並未如他向蔣介石保證的和國民黨報紙所宣傳的“與城共存亡”。
康澤未死被俘，使國民黨營壘十分震驚，也使蔣介石狼狽不堪。蔣介石不得不派人將康澤妻朱素懷，子康仲蒙、康亞蒙送往臺灣。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對康澤這個反共20餘年的特務頭子實行寬待政策，非常關切地給他治傷治病。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將軍還在戎馬倥傯中接見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這位四川老鄉談了話。
中國共產黨也給了雙手沾滿了革命烈士熱血的人民公敵康澤重新做人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澤被批准監外就醫。1963年4月，康澤被特赦釋放，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康澤先後撰寫了《復興社的緣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我在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中的一段》等等回憶性文字。
康澤於1967年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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