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能全先生（2016年12月22日王聰攝於葛先生家）

袁隆平為何沒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葛能全先生訪談錄（下）

訪問整理 | 熊衛民 王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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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葛能全先生（下面簡稱葛）

訪談、整理人：熊衛民（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下面簡稱熊）

王 聰（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下面簡稱王）

訪談時間：2016年1月15日

訪談地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510會議室

管理學組的由來和錢三強兼任代組長

熊：管理學組是怎麼提出來的？有成立管理學部的設想嗎？

葛：1980年5月科學院上報了《關於學部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其中關於學部的設置，擬將數理化學部分為數理學部和化學學部共設5個學部，接著還寫了一段話：“此外，近十幾年來，科學學、技術經濟學、科學史、自然辯證法等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邊緣學科（國內有些研究單位稱之為‘軟科學’），在國外發展很快。為了提高我國的科技管理水平，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的重要作用，不少同志提議，我國也應重視和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為此，擬在增補的350位學部委員的總名額中保留20個名額，以後再逐步補選這方面的科學家，先成立一個小組，以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1]。這就是管理學組的由來，也就是設想建立管理學部的一個過渡。

葛：這樣的考慮和認識，當然與主政的黨組書記李昌有關係，而且關係非常大。因此，當時傳出一種說法，認為是李昌在為自己安排去處。這種說法比較普遍，科學家當中有，領導幹部中有，院機關私下議論更多。

►約1980年，李昌在學術會議上講話

我個人的看法，不能簡單看待這件事。李昌本人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的軟科學研究有興趣，並且一直熱心支持國內開展這方面的工作。我知道的，早在1977年10月，他就支持于光遠、周培源、錢三強等發起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後來還被推選為副理事長；1979年全國第一次科學學學術討論會舉行的時候，他曾與錢三強、于光遠、裴麗生先後發表長篇演講，強調掌握科學發展規律，加強科學管理和科學管理人才的培養等。這對當時國內科技界擴大視野、解放思想、瞭解發展新動向、增強學術氛圍，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我國軟科學研究逐漸發展壯大了起來。

熊：聽說有些科學家對科學學、管理科學、學科交叉這類軟科學不大以為然，是這樣嗎？

葛：確實如此。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軟科學剛提出的時候，持這種看法的科學家並不少，院外有，院內也有，但更多的專業科學家對此表現的是不關心、不熱心的態度。在當時的院領導層，比如嚴濟慈嚴老對科學學就是不以為然的態度，和錢三強的態度明顯不同。嚴老是錢三強的老師輩，錢1936年從清華畢業後，曾到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在嚴老手下做研究助理員，後來嚴又推薦錢考取了法國約里奧·居里夫婦 [2]的研究生。嚴與錢的私人關係很好，在對待科學學、管理科學的態度不同，彼此都清楚，但從未發生過正面交鋒。

和錢三強、李昌一樣，熱心支持管理科學和交叉科學發展的科學家，也不在少數，比如也是科學院副院長的周培源、華羅庚，還有錢學森、錢偉長等。錢學森擔任中國科協主席後特意成立了一個“促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盟工作委員會”，由科協副主席錢三強兼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錢偉長、于光遠被邀為顧問。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加強軟科學、交叉科學、管理科學等方面的研究、宣傳和培訓活動，加強自然科學工作者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聯繫，為領導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3]。這個委員會曾主辦了一件影響很大的事，就是錢三強主持的“科學與文化論壇”，先後召開過5次會，專題討論過“大科學與大文化的關係”、“‘德先生’與‘賽先生’關係問題” 、“農村文化現狀及面臨的問題”、“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及教育內容、體制、方法問題”、“糧食與社會問題”等。每次論壇都是“群賢畢至”，科技界、文化界的許多大家都曾到會並搶著發言。有一次，88歲高齡的夏衍由人攙扶著來開會，他發言時撫今追昔，講科學與民主的關係。

還有件有意思的事。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曾同時出席過一次論壇，還都發了言，他們的發言摘要又同時登在報紙的同一版上，這是大家第一次見到“三錢會合”。

熊：我是第一次聽到這些情況，真是中國科技界的歷史趣事。這樣來看，科學院管理學組的提出，其由來就比較清楚了。

葛：是這樣的。當時，李昌主政科學院，錢三強主持“文革”後的首次學部委員增選，他們同時想到成立一個管理學組是很自然的事，是從長遠和發展需要角度考慮的。錢三強在1979年7月曾講過這樣的話：“發展科學技術，首先要求領導和管理科學研究的人具有革新思想。那種因循守舊，墨守成規，不求上進，甘當外行的精神狀態，是做不好科研管理工作的。……可惜有少數的同志，還是抱著‘我來管你’的態度。……‘管’是管不出有創造性的人才來的，‘促’才能促出有創造性的人才來” [4]。因此，我不認同“成立管理學組是李昌給自己安排去處”的說法，成立管理學組的本意，是為了加強科學管理、發展管理科學。這樣的正當性動機不能抹殺，也不應曲解，應該尊重歷史。至於後來沒有搞成，原因很多也很複雜，但不能歸因於提出設想者的“原罪”。

就我所知，當初態度鮮明地贊成成立管理學組的科學家同樣不少，而且院內院外都有，這說明成立管理學組並不僅僅是李昌一個人的意願。

熊：其中有哪些知名的科學家？

葛：中國工程院出版院士傳記叢書，其中有一本《劉源張自傳》，我作為總審稿人細讀過這本自傳的初稿，稿子從頭到尾都是劉本人親筆所寫，涉及到許多重要的人和事，很有史料價值。關於管理學組從醞釀到取消，自傳裡寫了一節不短的文字。在寫到準備成立管理學部徵求學部委員意見，是否願意兼任或專任這個學部的學部委員時，有24位學部委員回覆了書面意見表示願意，其中有錢三強、錢學森、華羅庚、周培源、蘇步青、關肇直等。[5]劉的自傳還寫到，華羅庚曾表示如果不能兩個學部兼任，他願意放棄數學物理學部，專任管理學部的學部委員。

熊：我一直比較困惑，這件事是由黨組書記推動的，並得到了錢三強、華羅庚、周培源等著名科學家支持，最後為什麼沒有通過呢？

葛：除了前面講到的嚴老等有影響的科學家反對，一些剛出來工作身居領導位置的黨政幹部也同時發聲，形成了一股輿論，甚至把這件事往李昌個人身上扯，這一點很厲害。這就弄得連支持、熱心這件事的人也有點被動了。如果李昌硬堅持搞，還不知道會弄出什麼事來。據劉源張的記憶，在一次李昌主持的討論管理科學的會議上，一位時任科學院顧問竟當場質問：管理是科學嗎？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沒有通過設立管理學部，但仍決定設立一個管理學組，這個決定是李昌宣佈的。這總算是給管理學部留下一線生機。

熊：為什麼錢三強出任管理學組組長，前邊還加了一個“代”字？有什麼背景嗎？

葛：管理學組組長人選那時沒有太多的挑選餘地，不像別的幾個學部的主任，只要有一定的學術威望和組織能力都可以擔任，而管理學組實際上是學部的籌備和過渡階段，本身並沒有學部委員，將來有大量的行政組織與協調工作要做。但又不能讓起這種作用的人擔任組長，如李昌本人，以及顧德歡、黃書麟、汪敏熙等，必須由一位既有學術威望又有資歷的科學家學部委員擔任組長，起到為管理學組“正名”作用，表明這個組並不是人們擔心的“官員俱樂部”，這一點非常之重要。同時，這位組長在科學院（包括院機關和研究所）擁有一定的指揮權，能用他的名義行文辦事。此外，還有一點同樣重要，他必須是院黨組書記李昌信任的。這樣的人，當時除了錢三強，真找不出第二位。

但這時，錢三強是心臟病患者。他從1981年1月起在醫院住了幾個月，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期間幾次非參加不可的活動，他是從醫院請假出來的，醫生和家人不希望他介入事情過多，他本人也意識到院裡的種種現狀，想盡量超脫，能不參與的、能不發表意見的，儘可能迴避，我也不向他通報情況，除非是院裡要求我去向他講的事和讓他看的文件。錢三強是顧大局的人，他經不住李昌的再三要求，還有許多熱心管理科學同人的勸說，他答應擔任管理學組組長，但提出要加一個“代”字，這算是一個條件吧。“代”字有兩個意思：一是臨時性的，有了合適的人他就退出；二是掛名性的，還應該安排實際主事的副組長。後來，李昌是按照這樣的意思辦的。1982年和1983年，管理學組還召開有關專家會議，研究討論遴選管理學組的專任學部委員等問題。到了1984年，管理學組被撤銷了。

首次選舉學部委員

熊：對於1980年的學部委員增選，您參與了哪些工作？

葛：那時我是錢三強的專職秘書，他主持那次學部委員增選工作，我參加了一些會議，幫助做了一些事，也算有所經歷，但不繫統。

1978年，院機關設立了一個學術委員會並正式列入院部機構序列，負責人是顧德歡，由副院長錢三強分工主管。恢復學部的初期工作就是由這個機構做的。1979年2月，這個機構更名為“學部辦公室”，統管統抓幾個學部的工作，主任是顧德歡，鄧照明、汪敏熙、薛攀皋為副主任。我印象中，這次增選學部委員的工作主要由薛攀皋具體做，錢三強經常找他商量事。“文革”前，薛攀皋一直在生物學部工作，對學部情況熟悉。關於恢復和重建學部，薛攀皋同志寫過回憶文章 [6]。他的文章和人一樣認真、細緻、嚴謹，是很珍貴的歷史紀實。

接下來，我主要講講個人知道和經歷的一些事情。

我見過的許多正式出版物中，如院士傳記、科技人物介紹，甚至準備要出版的某百科全書等等，只要寫到院士，不管何時成為院士的，統統寫為“當選”或“被選為”。這是不準確的。依據當時的做法及有關歷史資料，1955年的首批學部委員應稱為“選聘”，雖然過程中也進行了比較廣泛的提名，但之後的遴選過程實際是不透明的“挑選”，上報的名單也不是通過投票產生的，最後由上級領導機構研究決定人選並公佈，再以科學院院長名義頒發聘任書。1957年成為學部委員的18人 [7]應稱為“增聘”，從檔案材料看，起初的請示報告寫的“增補”，而且最後名單由學部委員投票產生，並規定獲得超過投票人數三分之二當選，這是很嚴格的。但是，那一次的候選人不是經過廣泛提名徵集的，在對名單協商討論過程中還考慮了學術以外其他因素，最後也是由科學院院長履行聘任手續，當時宣佈當選名單時，見報的標題和文字用的也是“增聘”。

1980年這一次，可見的文字都寫的“增補”，但我認為應該稱為“增選”，或者和以後的多次增選統稱為“當選”或“被選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這次增選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按規定的渠道和程序先推薦候選人，共計有效候選人為996名，每位被推薦的候選人都填寫“推薦書”，寫明學術經歷、職稱和科學成就，這是以往兩次沒有做過的；二是，實行了差額選舉的原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確定當選者，並規定獲得的選票必須超過投票人數二分之一當選；再就是，按一般理解，“增補”應是規定限額的補缺，比如日本學士院和法國科學院就是實行的這個辦法，因此每次增補的名額極少，競爭非常激烈。191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居里夫人曾參加過一個名額的競選，結果落選了，她最終也不是法國科學院院士。雖然其中的主要原因，與法國科學界頑固的輕視女性傳統還有居里夫人不迎合時流、不登門拜票的固執態度都有關係，但補缺的名額太少也是一個因素。我國的學部委員制度不是這樣的，從沒有設定總人數限額，各個學部也同樣，所以不能稱為“增補”。

1980年增選學部委員是在一種很特殊的情況下進行的。自1957年以來，時隔23年沒有增選，原有190名學部委員（均不計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學部委員）減員至115人，平均年齡74歲，許多人因年老體弱不能正常出席會議和參加活動。這次增選名額很大有330名，幾個學部都是以少選多的狀況。而候選人數達到上千人，每位學部委員平均要看二百五十份推薦材料，還要進行審查和作比較，這對於相當一部分學部委員是一件難以想象的艱難工作。圈票也同樣費勁，因為是差額選舉，老先生要在一張選票上按自己的意願圈出五六十名候選人，一不留心就會圈錯，或者圈多了。記得1980年11月26日投票那天，錢三強本人投完票後一直留在現場，隨時為別的學部委員提供答詢，他還幫助行動不方便的學部委員把圈好的票投進票箱。統計結果，共有283名候選人獲得超過半數票當選，比原定應選的330名少47名，新老學部委員達到400人，平均年齡為63歲。在當時情況下，把這件周折不斷的事做成了，而且開創了學部歷史上民主選舉（儘管不完善）的先河，是值得記起的。

►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會議在北京舉行

熊：這其中發生過哪些問題，最後又是怎樣解決的？

葛：剛才講到“周折不斷”，指的就是問題，但我親歷的不多，主要是我後來做學部工作，從錢三強先生和其他一些老同志那裡知道的，不妨講幾點印象深刻的。

外界不適應、不理解民主選舉學部委員，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些部門和機構推薦了候選人，千方百計的找門路甚至利用行政權力謀求當選，不少學部委員對此很煩惱也很無奈。打電話到科學院訴苦，請求院裡出面說話；有的部門通過給上級領導寫信、向媒體告狀，指責學部委員民主選舉的“問題”。這種不適應、不理解情緒後來還存在，我就經歷過一件。1991年，袁隆平沒有當選學部委員，一度輿論風起，弄得科學院和學部壓力很大。從個人心情上說，袁隆平成就貢獻很大沒有當選是一件遺憾的事。但票數不夠誰也無能為力。後來，有位退休的省委書記寫信給李鵬總理，就袁隆平沒有當選學部委員，指責科學院黨的領導有問題。李鵬把信批轉周光召院長。之後，我和張玉臺登門向那位書記作解釋，說明學部委員是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不是黨組織指派和授意的，但那位退休書記仍然不理解，也不接受這樣的解釋，他甚至氣憤地說：我就不相信你們那個地方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經過這一回，我們切身感覺到，方方面面對民主選舉學部委員誤解很深，更擔心最高領導產生誤解，便以周光召的名義給李鵬寫了一個情況彙報，著重介紹學部委員的推薦、評審、選舉程序，要經過幾輪遴選，進行五六次不同範圍的無記名投票。李鵬真的看了這個材料，還記住了。1993年10月19日，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成立工程院的報告。當一位領導同志提到袁隆平沒有當選學部委員有人有意見時，李鵬說：“選學部委員不是那麼容易，要經過幾次投票選舉”。這話是我那天列席國務院常委會議親耳聽到的。

►袁隆平

講一個內部遇到的特殊情況，就是當選者的學術職稱問題。1980年新增選的283名學部委員，在當選時，不全是研究員或者教授，其中極少當時還只是副研究員或副教授職稱，如數理學部的姜伯駒、唐孝威，化學部的倪嘉纘，生物學部的鄒岡、樑棟材等。這不是疏忽，也不是降低標準照顧，而是因為“文革”剛結束，評職稱還不正常，加上職稱又不跟工資待遇掛鉤，大家不怎麼看重，做出了成果不及時申報。增選一開始就注意到這個現實情況，在制訂增選辦法時寫了“具有相當水平”這樣帶政策性的文字。上面提到的這些當選者，成績都很突出，完全夠得上研究員或教授水平；還有一點，他們都很年輕，都在50歲以下，正好符合“選拔優秀中青年科學家”的精神。

總起來看，1980年這次增選學部委員遇到的情況很特殊，雖然整個過程中不免有些瑕疵，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這樣，真是非常不容易，從做學部工作角度說，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打下了基礎，提供了經驗。這其中特別應該著重提出錢三強先生和薛攀皋同志，一位是那次增選的全面主持者，一位是實際主事者。

（本文受到了“中國科學院院史編撰與研究”項目的資助，原題為《學術領導在中國科學院的恢復與加強》，首發於《史林》2018年增刊）

[1] 關於學部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國科學院年報（1980）.中國科學院辦公廳.182

[2] 約里奧·居里與艾萊娜·居里夫婦，艾萊娜·居里是鐳的發現者居里夫人的女兒。

[3] 劉晶羽, 何輝. 中國科協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盟工作委員會成立[J]. 領導科學,1986(11):14.

[4] 葛能全. 錢三強年譜長編[M]. 科學出版社, 2013. 481

[5] 劉源張. 劉源張自傳[M]. 人民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2014.137

[6] 如薛攀皋. 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選舉學部委員紀實[J]. 炎黃春秋, 1999(11):34-37.

[7] 若含哲學社會科學部增聘的3人則為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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