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唐代夫妻关系中最有特点的现象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会是不相禁忌和刚柔倒置。一般认为，封建时代的夫妻关系更多的是丈夫对妻子的一种限制。在唐代的上层社会中，男人以各种形式实行多妻制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最顶层的皇帝妃嫔如云自不必说，往下的王侯贵族、巨商富贾也以种种借口纳妾填房，多的妻妾成群，少的也是三妻四妾。
据《长安后记》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有个叫孙逢年的人“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可谓王侯待遇。除了达官贵人和巨商富贾如此，甚至连白居易这样与妻子情爱甚深的文化名人，也蓄养了樊素、小蛮等姬妾或侍婢。有权、有钱、有闲的人妻妾成群，再其次的士大夫阶层则还盛行狎妓的行为，致使唐代时期的官妓甚盛，都以风流消遣为时尚，宿娼狎妓更是成为当时公开的娱乐活动。
上面是唐代时，男人沾惹女人的缩影，而相对于男人的风流潇洒，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常上演许多蓄养情人或与人私通的艳事。其中，最著名的女人当属武则天，她在唐太宗还活着的时候，就引得太子李治神魂颠倒，拜倒在其石榴裙下。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更是广置面首，当皇帝后甚至还大选美少年。就此事，右补阙朱敬曾给武则天上了一道言辞不忌的谏折，他劝谏武则天不可男宠过多，武则天就此还对朱敬予以奖赏。但也有大臣陈寅恪拍武则天马屁说，“作为女皇帝，蓄养区区一些男宠，较之唐代之皇帝后宫人数犹为寡少也。否则朱敬则何以能畅言无忌讳，而皇帝又何以公加赏慰，不自愧耻耶？”其实，这件事除了说明武则天皇帝特殊身份，敢作敢当之外，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其实，唐代社会中的男女关系本来就是有些松散的。在家庭中，夫妻间的约束往往并不是很严密，史载，唐中宗在房州时，他常对韦后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不相禁忌”意思就是说唐朝时的很多夫妻互相不禁忌，可以自找情人，搞婚外私通。《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搞笑的故事：丞相杨国忠出使到江浙，他的老婆裴柔思念甚深，竟荏苒成疾，忽然在一日白天梦见与杨国忠过了一次夫妻生活，结果数日后竟然怀孕了，后来更是生了个男孩，后取名为杨昢。待一年后，杨国忠出差回来后，听说老婆裴柔为其生了儿子，并向其询问。裴柔则向其详细具述了梦中与其交的事。面对老婆这种荒唐的解释，杨国忠却说：“此盖夫妻相念情深所致”。此事传出后，时人无不讥诮也！很明显“梦中受孕”只不过是杨国忠老婆骗人的借口，最耐人寻味的是杨国忠对老婆这种行为不但不怪，反而以“夫妻相念”为其开脱，这其中除了杨国忠顾忌名声之外，恐怕与当时夫妻“不相禁忌”的风气也有关系！
除了在权贵中盛行这种偷情私通的事儿，在皇室中更是屡见不鲜。史载，唐高祖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就曾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私通。唐中宗时，韦后、上官昭容曾共同私通武三思。“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不止武三思，当时国子祭酒叶静能、散骑常侍马秦客和光禄少卿杨均等人，“皆出入宫掖”，“得奉于后”。
除后妃们忙着不消停，一些公主也是有样学样。《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唐太宗女儿合浦公主（即高阳公主）、唐高宗女儿太平公主，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唐顺宗女儿襄阳公主等，都是养男宠的高手，而且毫不掩饰。襄阳公主下嫁张克礼后，就常与薛枢、薛浑、李元本私通，甚至还跑到薛浑家，“谒拜浑母如姑”。
社会上一般妇女私奔、私通的事例也不少，如许敬宗就曾以侍婢为继室，而其子昂却与之私通不绝。郎中裴珪妻赵氏，则常与合宫尉卢崇道私通等等，至于唐人小说中，这种事例就更是举不胜举了。
唐代夫妻除了“不想禁忌”关系，还存在一种“阴阳倒错”的现象，“惧内”几乎成为上层社会中流行的通病。唐代的“惧内”风气盛行，除了与一些有势女子因偷情与丈夫对抗有关外，还与许多妇女不甘忍受妻妾同处、冷热不均，而施展“妒悍”手段对抗丈夫有关。唐代关于妒妇和惧内的记载很多，《御史台记》记载：“唐管国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瑰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赐酒。不尔，可饮之。其妻举酒饮之”。不想，其妻饮的其实并非毒酒，只是醋，“吃醋”一说由此而出。另外，唐太宗赐房玄龄夫人“毒酒”，也有类似记载。
唐代有关夫妻之间“不相禁忌”和“惧内”之风的盛行，这也是唐代婚姻关系中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侧面。不相禁忌表现了丈夫对妻子限制的松弛；惧内之风则说明妻子对丈夫多偶有一定的约束意义。这些表明唐代的妇女地位相对封建时代的其它时期，确实高出不少。但这种行动也有很强的历史局限性，唐代妇女身上的封建礼教枷锁虽然没有那么重，但仍不可能改变男尊女卑的总体形势，因此，唐代男女相对自由开放的婚姻关系是比较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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