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外，也就是宣南文化的中心区域，这些年拆的也差不多了，古迹十不存一。走过那些看上去很破旧的大杂院，追溯起来，很多都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历史云烟似乎拂面而过，宣南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日前，京范儿跟随近现代史专家杨早老师寻访宣南留下的戊戌变法遗迹，来到了宣外达智桥胡同里的这座老宅院——杨椒山祠。几百年来，这里发生了不少载入史册的事件，然而真相却始终扑朔迷离，就让我们去探究一番。
破败古建原是明朝忠臣的故居
一走进达智桥胡同，很快就能看到胡同东口的南侧有一座大门紧闭，看上去相当破败的古建筑。青砖残破，门窗刷的绿漆已斑驳，甚至还留下路人乱涂的痕迹，据附近居民讲，这里曾经一度用作菜市场，里面杂乱不堪，后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才逐渐清退，但并未得到修缮。
然而，这个地方其实大大的有名，墙上挂的牌子是“杨椒山祠”。这里曾是明朝大臣杨继盛的故居，杨继盛号椒山，他因历数了权臣严嵩五奸十大罪，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最后在西市（明朝刑场，在今西四一带）被砍头。临刑前，他留下了“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的诗句。
杨椒山因气节高尚受到后人景仰，死后这里就变成了祭祀他的祠堂，杨椒山祠还有个更为普遍的名字叫做“松筠庵”，松筠庵清朝时已经是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聚会场所，这里是宣南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宣南为什么会成为北京一个大的文化社区或者说文化空间？杨早老师解释，这主要因为科举。清朝的时候政府对进京赶考的举子补贴变得比较制度化和丰富，据记载，最远的举人是广东琼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海南，海南岛举子到北京赶考，政府会补贴30两银子，最少是山东，只能补助一两，差距很大。有的远的地方还会给举子配马匹，允许使用驿站。这个制度吸引大批举子进京，他们都是从广安门进来，进城之后，很多人就会留在附近。从清朝开始，很多举子在宣南租房，各省建立会馆，这里就形成了比较大的文化区域。
宣南博物馆的举子仕人雕像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广征天下图书，全国的书都往北京送，这样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书籍买卖市场，这个市场主要在琉璃厂一带，还包括偏西的报国寺——那里也曾是一个旧货旧书市场，顾炎武进京也曾住那里。科举的需要，加上买书市场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宣南这样一个区域。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客观背景，从顺治年间开始汉人就不允许住内城，汉人只能住宣武门外，这就形成了集中的汉人居住区，汇集了大批汉族士人，官员和举子。
而地处宣南的松筠庵当年正是清朝文人儒士聚会雅集之地。杨早老师还讲了一段有趣的轶事，乾隆年间，有一天是和珅生日，因和珅是奸臣弄臣，被人不齿，所以很多翰林专门选择这一天在此聚会，意思是大家都不去拜寿。结果有一个人聚会中间溜走了，偷跑去和珅府拜寿，他因为善于利用潜规则，所以升职很快，后来官做的很大，此人叫做阮元，他在经学方面成就很高，后来在广州设立学海堂书院，梁启超还曾经在这家书院学习，这就是后话了。
“公车上书”到底是真是假？
杨椒山祠之所以出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我们都学到过的，它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发生地。
我们先来说说“公车”是怎么一回事。早在汉朝之时，官员是被各地方保举而来的，而当这些被保举的人来京师问政的时候，国家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些人的重视，都要派“公车”把他们接过来。以后，举人和公车就分不开了，公车也就成为举人的代名词，而公车上书，说白了也就是一次举人的群体上访事件。
所以，杨椒山祠不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它也和戊戌变法有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1895年，《马关条约》尚未签署之前，李鸿章从马关发回条约的内文，结果很快泄露出去，当即就有无数住在宣南地区的举子官员上书要求清政府不要签订这个条约，其中有一次发生在松筠庵，就是记入了历史教材的“公车上书”。
历史教科书大约是这样记载的：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余人联署，要求光绪皇帝“拒和、迁都、变法”。5月2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到“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可以说，“公车上书”作为戊戌变法的序曲，点燃了人们改良、改革的希望之火。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这段历史我们在中学都学过，简直耳熟能详，但是杨早老师却披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目前教科书上关于公车上书的描述基本都是根据康有为自己的记录写的 ，这种说法的消息源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公车上书记》，这本书的作者是康有为本人！
很多历史学家重新考察的时候发现康有为的表述靠不住，为什么说靠不住呢？首先他说那期间只有这一次上书，还是冒着风险，其实不然。据考察，当时上书朝廷要求不签马关条约的情况有200多次，这次只不过是其中一次而已，他还说这次活动集中了18省的举人，1200多人，这个地方能站得下1200人吗？这是个神话。”虽然杨椒山祠目前进不去，但是目测这院子里怎么下放不下上千人。
“后来有人清理了名单，发现康有为根本就不在这个名单里，梁启超排在280名以后，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次上书和康梁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他们或许有人参加，甚至没有参加，但后来被描述成1895年康梁就已经开始涉足朝政的一个证据，这个看来不太靠得住。”
杨椒山祠发生的只是一场闹剧？
目前教科书所载康梁领导整个“公车上书”其实只有一个孤证，就是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并无其他佐证，相反，与这个说法矛盾的证据倒是可以找到。
有史学家列出了重要时间节点5月2日，都察院的工作记录清单，全天压根就没有这么个事情，试想京城1000多名举人联合上书，这得是多大的事情，都察院能够一点记录都没有？
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康有为领衔1000多名在京举人上书这回事。康有为在松筠庵的演讲也许是真的，但是真正留在现场听康有为叨叨的也就几十人。而5月2日是科举放榜的日子，据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康有为当时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
也有学者推测，康有为组织的这一场公车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只是在门口闹了一场而已，康有为并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本有明确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据史料记载，当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150余次，参与人数超过2000余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过半数参与其中，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官员们早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在官员们的策动下，入京会试的举人们的热情同样高涨，各省公车自行联名上书有31件，共1500余人次签名。至于康有为在松筠庵所组织的那场签名，因未曾前去上书，在当时并无政治影响力。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他的日记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研究都很有很大帮助，而且他的日记以细节著称，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记。根据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
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康有为是一个很善于包装自己的人，甚至不惜篡改史实。其实光绪皇帝只见过康有为一次，商讨事关国家兴亡的政治财政大事，由于缺乏行政经验，康有为也没能给出靠谱的方案。最后光绪帝只封了他一个叫“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芝麻小官，也就相当于处级，显然对他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并不满意。
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并未得到实际重用，而“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是光绪帝周围的一品大臣翁同龢、杨深秀等“帝党”；而后期具体执行者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慷慨赴死，康有为却得到消息后立即跑路了。
后来康有为多次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康有为流亡海外后还假冒得到了光绪帝的“衣带诏”，在海外华侨中大肆敛财，此后种种行径，包括私生活的丑闻，就更加令人不齿了。
124年后的今天，正值“戊戌变法”120周年，重新来到当年历史风云的漩涡中心宣南，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附近有康梁办报的南海会馆，有谭嗣同出生的浏阳会馆，有六君子就义的菜市口，有他们停灵的法源寺和莲花寺，当然还有扑朔迷离的杨椒山祠。
无法走进紧闭的杨椒山祠感受那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我们只能望门兴叹。在蜿蜒的胡同中慢慢走过去，走到院子的西南角，看到一个古朴的亭子探出围墙，非常引人注目。据说道光年间在祠之西南隅建一“谏草亭”，亭内有椒山手植榆树一株及石碑一块，难道就是这个亭子吗？不得而知。
在时光中，一切历史的遗迹正在逐渐湮没，不过100多年我们就已经无法确知当年的情形，可见历史的尘沙中掩埋了多少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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