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稱謂容易生產歧義，即發生於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是一場經過精心設計、有長遠規劃的實驗，然而，它實際上是一場且行且思、邊做邊改、“沒有藍圖的改革”。
一個不太為人所注意到的事實是，中國最高決策層在一開始寄希望於“一五”計劃的模式再現，即通過投資再搞一批“156工程”。1978年，鄧小平委派谷牧偏訪西歐列國，提出了120個從鋼鐵、石化到汽車的招商項目，他還親自飛赴日本和新加坡做遊說工作。但是這個計劃很快就流產了，西歐人和日本人不像蘇聯人那樣“無私”，中國脆弱的工業基礎和虛弱的消費能力讓他們畏而卻步。在這樣的背景下，決策層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與開放上。此時的決策者面臨的困難與當年李鴻章面臨的困境有些相似：意識形態的頑強抵抗、舊體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資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沒有成熟而合適的經濟理論、改革經驗可依據和借鑑。
——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1776年美國誕生，美國當時是一個一窮二白負債累累的國家。一百多年之後，1894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已躍居世界第一位，我一直認為美國這百年奮鬥賺錢和我們改革開放之後的人民的奮鬥賺錢是一個邏輯。
交易市場、產權保護、合同契約（法院打官司）、資本市場、現代商業現成的等等現代市場都有了，才保障了美國百年的發展。
我們中國從建國開始，也差不多是100多年的時間GDP超越美國，站上世界GDP第一的位置。
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市場的迴歸——這叫做萬事開頭難。
計劃經濟形成的產供銷一體的票證經濟，更多的是分配票證，根據票到供銷社換取糧食、油、面料等等，貨幣是沒用的（借錢去創業、買賣商品，放高利貸等等都是不行的，金融不起作用），交易集市是沒有的（供銷社是有的），小商小販是沒有的，市場都沒有。
商品市場的迴歸。
產供銷這套體系讓位於市場買賣的，做生意，做買賣才真正扛起商業發展的大旗。
我們現在看到的門店商鋪、集貿市場，商業發展，貨幣資本的作用，賺錢等等才流行起來。
資本是追求利潤，貨幣才有價值。大家現在都資本的這一套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人們能夠做生意，開門店做買賣，開工廠辦企業，最主要的是人活了，可以賺錢了。
在菜市場租個門店買菜，擺個地攤賣貨。
這個階段改革難在那裡呢？從市場消亡了轉變成有市場的商品經濟。
土地改革包產到戶——土地產權改革，這個是中央推動的。
《厲以寧：中國真正的市場建設始於農村》：
“農貿市場熱就給我們一個感覺，農民開始認識到這就是市場。市場是從農民這裡來的，不是政府給的。”
厲以寧表示，一個最明顯的成果幾年之內就出現了，憑票供應制度被取消，糧票、肉票、布票等票證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巨大的變化，需要深入研究。
除了農貿市場之外，還有另一個市場出現，即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生產資料的東西，比如磚瓦建設，要蓋房子，那麼多年沒蓋房子，房子太小了，他需要有生產資料可以生產。很多農民在開礦，在辦建築材料的生產。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中國的計劃體制之外出現了一個新的體制，就是農民辦企業。”
農貿市場是第一個開始活的。
第二個就是城市、城鎮那些公共企業工廠，作坊。
做買賣，沒有放開的，會被舉報，說不定就抓起來了。
當時公有和私有這種意識形態是很嚴重的。
我們中國是從中央到最底層的村一級，都有管控的，村長、鎮長、鄉長、市長一級一級的，你不處理，上面查下來，你要被問責的。
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另外一個重大的效應是，包產到戶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閒散人口開始從土地中“溢出”，在票證經濟的禁錮下，他們無法進城，於是“洗腳上田”，開始在城市之外“村村點火，鄉鄉冒煙”，從事各種非農產業。這些非常初級的工業作坊，早期被稱為社隊企業，之後被稱為鄉鎮企業，亦即民營經濟在1956年“絕種”之後的再度復活，它們在製造、流通及金融三大環節對鐵桶般的計劃經濟體系實施了“螞蟻咬堤”式的侵蝕和破壞。鄉鎮企業全數佈局於“吃穿用”等民生產業，這也是以重工業投資為特徵的國營經濟的軟肋。農民們的技術幾乎都是“偷”來的，很多國營工廠裡的技術人員白天在工廠裡喝茶看報，到了週末，便卷著圖紙跑出城到鄉鎮企業裡兼職，他們被戲稱為“星期天工程師”。國營工廠裡的設備和原材料被倒賣到農村，甚至連品牌也被以很低的價格租售給鄉鎮企業。農民們生產出來的食品、服裝以及自行車等，無法進入陳雲等人構築的國營流通體系。一年一度的廣州商品交易會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大會，很多民營企業家日後回憶道：“我們沒有進場的資格，就用三種辦法，一是賄賂門衛混進去，二是從下水管道爬進去，三是在會場外擺攤自建一個非法會場。”第三種辦法催生出了所謂的專業市場，即農民在一些偏遠的農村或城鄉結合地帶自建各種專業性的交易場所，比如紐扣市場、編織袋市場、食品市場等。在浙江省，此類專業市場一度多達3000多處，平均每個縣就有30個，它們大多沒有經過政府的審批，經常遭到驅逐和沒收。在這些專業市場的周邊，因交易活躍而又哺育出相關的專業工廠，形成了“雙輪驅動”的產業格局和“一地一品”的塊狀經濟模式。
隨著生產和貿易規模的擴大，鄉鎮企業主對金融的需求開始產生。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所有銀行均不得向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浙江省蒼南縣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傢俬人銀行——“方興錢莊”。然而，這家錢莊只開了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上門查封，從此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並滋生出一個非常龐大、鼴鼠式的地下金融市場。國有銀行對民間企業的歧視性政策持續數十年之久，2010年11月，渣打銀行發佈的《中國新商幫中小企業融資生態調研白皮書》中指出，有超過四成的民營企業從未得到過銀行貸款，而八成貸款期限集中於一年之內，幾乎所有中小企業被迫“短貸長投”和依靠地下融資客。在粗放經營、缺乏法律保護的環境中，民間經濟仍然令人吃驚地發展起來。到1986年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實現工業總產值3300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0%，出現了“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中國農民在城市之外新建了一個粗放草莽卻肌體強悍的工業化體系。1987年6月，鄧小平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
我們只是簡單的說一點點，我們認為重要的，改革開放，萬事開頭難，想要看更多的看一下 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看一下第一代企業家的發展故事。
不是一場簡單的經濟改革，也是政府職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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