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是現今唯一存世的記載先秦時期禮制的典籍，相傳由周公旦所撰。由於秦朝“焚書坑儒”，記載周代禮制的典籍幾乎被焚燒殆盡。直到西漢後期儒家學說佔據絕對統治地位後，這部倖免躲過秦火的禮制重典才重見天日。此書原名為《周官》，或許為了提高其學術地位，西漢著名經學家劉歆將其整理後更名為《周禮》。
《周禮》全書分為六部分，分別為：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考工記第六。從內容上看，六篇分別記錄了國家治理的六大系列官職及所擔負的職能和行使職能的有關儀軌。其中：
天官最高官職為冢宰，負責率領下屬官員掌管天下的治理，輔佐帝王使天下官員各司其職；地官最高官職為司徒，負責率領下屬官員掌管天下的教育，輔佐帝王使天下各國百姓安居樂業；春官最高官職為宗伯，負責率領下屬官員掌管天下的禮事，輔佐帝王使天下各國倫理秩序和諧；夏官最高的官職為司馬，負責率領下屬官員掌管天下的軍事，輔佐帝王平定天下各國；秋官最高的官職為司寇，負責率領下屬官員掌管天下的禁令，輔佐王懲罰違法的諸侯國；冬官主管營造，相當於後來的工部。冬官與前五篇形式有異，只是詳細介紹了各個工種及工藝。據專家考證，原書中的冬官篇已佚失，為了補缺，劉歆將性質與之相似的《考工記》拿來頂替，其最高官職應為
司空。《周禮》內容龐雜，但在框架清晰、結構嚴密。從內容看，其重心不在於記述各種禮儀，而是重在構建一個理想的社會治理結構。全書詳細地記錄了國家治理的各個官職、職能以及各種具體規範。從內容上涉及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以及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等，無所不包。雖然其中也記載一些重要的禮儀規定外，如吉禮、嘉禮、凶禮、賓禮、軍禮等，但僅僅是將其作為國家治理的一部分。
顯然，《周禮》並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為千秋萬世立法則，希望通過打造一套理想的社會治理模式，以期創造一個和諧有序的人類社會。書中完全繼承了三皇五帝以來中華民族形成的天道思想，充分運用了聖人先賢總結出的陰陽五行理論，無論在書的謀篇佈局，還是國家治理結構和功能的制定，亦或是各種儀軌和制度的設計，無不滲透著“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和“以人法天”的宗天治世原則。
從謀篇佈局上看，全書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治理體系，它們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為中樞，分別與天地和四時相對應，如果以春夏秋冬代表東南西北的話，正好構成代表宇宙的六合。在六官之下又設立了三百六十多個官職，和三百六十的周天度數相對應，代表著一個周天。有專家研究由此認為，《周禮》原名《周官》，其意並非周代的官職，而是“周天之官”的意思。可見，先秦時期的國家治理結構是以天地宇宙為模板的，在機構的設立上處處體現了“以人法天”的思想。
除了形式上的特點外，更重要的是《周禮》這部書所宣揚的治世思想及其實踐方法。表面上看，該書設計了一個類似天秩序的由中央到地方各個行政機構構成的社會治理結構，而實質上卻是給出了一個由天道到人道的實現途徑，這個途徑便是禮制。
天道思想告訴我們，萬物由道而生，因道而存，人類也必然如此。然而天道摸不著，看不到，只有聖人才能感悟到。如何讓天下百姓遵守天道，以致更好地生存，這便要找到一條沒有悟道但能夠遵道守道的生活方式。這就是禮制，要讓百姓通過禮的約束，最終實現從個人到國家乃至社會合乎道的生存發展模式。
在《周禮·天官冢宰第一》中，作者提出了治理天下的總構想，明確了中央王朝和各個邦國的行政關係。對如何管理從中央到地方、從宮內到宮外的各項事務進行了規定，制定了一系列合乎道的行政管理制度，如：制定“六典”以發揮好六官作用；制定“八法”以提高官府行政效率；制定“八則”以管理好王畿內的采邑；制定“八柄”以調動群臣的積極性；制定“八統”使民德忠義仁厚；制定“九職”以民眾有職業；制定“九賦”明確納稅義務；制定“九式”明確財政開支原則；制定“九貢”明確各諸侯國進貢之物；制定“九兩”明確統馭民心的方法。如此種種，全面給出了治理天下的各種方法。
天官不同於其它五官，冢宰不僅是天官系統的最高長官，還有統攝六官系統的權力，負責輔佐帝王管理好整個天下，保證各個官職系統發揮好各自的職能作用。如：天官負責“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既要負責統籌六官治理天下，遇大事又要召集六官聯合決策。
我們在說過絕地通天，人類社會秩序的形成是代表帝王的天和代表百姓的地相分離的結果，是天道以陰陽相分的體現。天官系統是代表帝王行使對諸侯百官及其百姓管理權的最高統治系統，在上，為天，為陽；作為被統攝對象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土官組成被統攝的系統，在下，為地，為陰。同時，春、夏、秋、冬正好對應著木、火、金、水，再加上土官，正好構成五行之官，其職能就是分別管理好百姓相應的五種性情，使得社會和諧穩定。
在《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中，作者設定了一套國民教育體系，在搞清國土資源和人口分佈的基礎上，對百姓分類施教，不僅要使之懂的大自然本來道理，學會合乎道的各種生產技能，還要對其實行道德品質教育，使民德醇厚，履行好公民義務。如：“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和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以刑教中，則民不虣。”“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等。遇到災荒，實行“十二荒政”以賑濟百姓，免使其背井離鄉，流落失散。
在《周禮·春官宗伯第三》中，作者給出了統一國民意識形態的方法，主要手段就是祭祀，通過建立和實施嚴格的禮儀制度使官員和百姓建立起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牢固的精神信仰。如：用祭祀“昊天上帝”來統一人心，維持統治的合理性；用祭祀“鬼、神、示（祇）”來使百姓心存敬畏，節制人慾；以祭祀“日、月、星、辰”使百姓心存美好期冀；用“凶禮”來安慰人心；用“軍禮”來統一軍心，激發鬥志。再如：“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用不同的禮器區分不同的身份等級，使得不同等級的官員安分守己不僭越，以使社會井然有序。
在《周禮·夏官司馬第四》中，作者給出了搞好軍隊建設並維護好國家秩序的辦法。制定“九法”使各諸侯國得到正常治理，並維護其與中央國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以“九伐之法”為震懾使邦國及百姓不敢違反規定，“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同時，也給出了訓練軍隊的方法，“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要根據四時之宜抓好軍隊建設，始終保持其威懾作用。
在《周禮·秋官司寇第五》中，作者給出了一套完備的司法體系。製作了“三典”以輔佐帝王對邦國進行司法管理，懲治叛逆；製作“五刑”以糾正百姓的五種不法行為；“以五聲聽獄訟”來體察民情，遇“國危”、“國遷”、“立君”等大事要詢問民意；通過“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瞭解百姓對刑罰寬嚴的看法，以保證刑罰使上下都信服。該篇中還對刑法的制定、刑罰減免、如何量刑、如何施刑等都做了具體規定。
《考工記》本不是《周禮》中的冬官。根據前五篇推測，原第六篇應為《周禮·冬官司空第六》，內容應為如何設置管理百工的官職、管理職能以及相關管理規定，而不應是對百工技藝的具體描述。
縱觀《周禮》全篇，從形式到內容無不充滿著以陰陽和五行主要內容的天道思想，雖然書中沒有出現天道、陰陽、五行等字詞，但天道思想卻是深入到作者的骨子裡，滲透到全書的字裡行間。 後人有學者說《周禮》為春秋以後甚至西漢人士所作，其理由就是書中滲透著儒、法、陰陽五行等百家思想，是作者採百家學術而作。但是這個觀點又站不住腳，既然採納儒、法、道、陰陽、五行等學術，卻在書中找不到相應的專用詞語，專家解釋說這是作者將百家思想交融了。其實，與其說作者在《周禮》中將百家思想交融、凝結為一個有機整體，到不如說《周禮》就是百家思想的濫觴，是《周禮》完整繼承了三皇五帝以來形成的天道思想，只不過在“天子失官”（後面介紹）後裂變為各說各話的百家學術而已。
《周禮》作為一部理想的治世藍圖，是否完全落實到西周王朝的國家治理之中，依現存資料還無法確定，但其對以後各朝各代產生的深遠影響卻是顯然的，尤其是其“六官”管理模式影響巨大。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禮》的“六官”設置的。唐代將六部之名定為吏、戶、禮、兵、刑、工，作為中央官制的主體，為後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滅亡。另外，歷朝修訂典制，如唐《開元六典》、宋《開寶通禮》、明《大明集禮》等，也都是以《周禮》為藍本，斟酌損益而成。
時至今日，《周禮》的真正價值已不再是它那完備的社會治理模式，而是這些制度設計背後的以人法天的思想以及由此體現出來的人類追求永恆的精神，惟有這種精神才是可以超越歷史時空的“普世”價值。隨著中華民族重拾文化自信，相信我們國家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道路上會從《周禮》中吸取越來越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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