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靜的頓河》是一部以下層參與者感受來體驗的史詩。
它殘酷地剝開每一個英雄表面的粉飾，真實的告訴我們，在偉人們揮斥方遒時，將有多少悲劇發生，無論是歷史前進的代價，還是無謂地犧牲。
大地上真正讓人動容的是來此最底層的咆哮。
該書是蘇聯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力作。此書共分為四部，從1928年開始直至1940年，共用了12年的時間才創作完成。肖洛霍夫這部處女作一經問世，立刻受到國內外的矚目，被人稱作“令人驚奇的佳作”，“蘇聯文學還沒有遇到同它相比的小說”。此書於1941年獲斯大林獎金，1965年肖洛霍夫因此書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蘇聯作家。
流淌在俄羅斯廣袤的大地上，肖洛霍夫用他那炎炎的南方色彩，為我們描繪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蘇聯國內戰爭期間頓河兩岸哥薩克人的生活畫卷。小說有兩條情節線索，一條以麥列霍夫的家庭為中心，反映哥薩克的風土人情、社會習俗；另一條則以布爾什維克小組活動所觸發的革命與反革命的較量以及社會各階層的政治鬥爭為軸心。兩條線索，縱橫交叉，層層展開，步步推進，將讀者帶進了風起雲湧的哥薩克鄉村生活，與書中的人物共嘗悲歡。
在秋天的下午閱讀《靜靜的頓河》，每次抬眼都能望到陽臺外清爽的藍天，剎那間的心思已經飛到了遙遠的頓河邊上，我自己化身為頭戴制帽腳蹬長靴的哥薩克，四下是如煙的大草原，耳畔響著哥薩克的古歌：“不是犁頭開墾出這沃野千里，開出千里沃野的是戰馬鐵蹄，千里沃野種的是哥薩克的頭顱，裝扮靜靜頓河的是年輕寡婦……”這是讀者閱讀的造化，也是小說家的造化，相信此刻如果能夠與作者面對面，那麼在兩個人的對視裡必定都是會意的微笑。
頓河之美在於肖洛霍夫用細緻入微的筆觸描繪出的哥薩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高手匠人那樣構建出來的，而是對土地與人的情感宣洩。基於作者對頓河的熟悉，使得他對每一個細節和人物的刻畫駕輕就熟，幾個主要人物的描寫有渾然天成之感，格里高力在白軍和紅軍中的搖擺不定；阿克西尼亞對純真愛情的執著追求；潘捷萊性格暴躁一言持家但對親人憐愛交加，娜塔麗婭的善良美麗卻性格剛烈。每一件相關事件的發展，你會發出這樣的感嘆：人在這個時候，就是這樣的！而不應該是別的樣子的。
哥薩克既是士兵又是農民，士兵在歷史上通常扮演的是鎮壓者的角色，農民則永遠處於被壓迫者的地位，而在哥薩克人身上，這二者融合的是那麼自然。馬，酒，槍支……這些元素反覆出現在小說中，成為哥薩克人的一部分，既是頓河畫卷中的點綴色，有時候又成為小說的主旋律。只有粗獷的民族才於這些詞彙連接在一起，當這些詞彙成為一個民族的歷史符號時，讀者就會感知到這個民族的成長之路是從血與火中走來的。這些人物和事物從開篇起，就像山巔初融的雪水，每個哥薩克都是一顆微小的水滴，組合為一體時就迸發出巨大的感染力，讀者在閱讀時會被這緩慢但不可阻擋的力量推動著，盡情體會哥薩克的粗魯野蠻、單純幽默，保守和卑微，會認識一群奴隸的後裔，一群不屈的戰士，一群小農意識支配下的農民和無政府主義者，這些人性的魅力貫穿全篇，使得小說成為和諧統一的整體。
按照鏡頭構建法的分析，《靜靜的頓河》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算是近景，人物所處的戰火烽煙是中景，在這一切的背後的遠景，則是絢麗所彩氣象萬千的頓河風景畫，從春天到冬天，肖洛霍夫不厭其煩地描繪著那片博大的土地，每一朵頓河的浪花，每一片草原上的草葉，每一朵蒼穹上的繁星，還有春水氾濫中的魚群，麥浪翻滾中的大雁……只有在俄羅斯民族那樣寬廣的土地上才能誕生這樣的情感，只有這樣的土地才能誕生這樣的作家。一個蜷縮在城市衚衕中作者永遠不可能有博大的心胸，他不可能體會到草原之美的，他也永遠弄不懂，為什麼有的作家會痴迷於描寫高天上的流雲和草地上的蝴蝶。
有人說過，老舍先生的《茶館》有一點非常厲害，那就是劇中人物往往只有之言片語但讀者卻能從這片刻的出場中窺見此人的性格，肖洛霍夫同樣具備這樣的神來之筆，在頓河中有時候僅僅是一個簡短的感嘆，就能勾勒出一個人物的速寫。俄羅斯小說家一向是擅長對話描寫，肖洛霍夫的《頓河》也不例外，在這裡我想說到另一位俄羅斯作家妥斯脫耶夫斯基，與之相比較，妥斯脫耶夫斯基推理式的對話就顯得拖沓和枯燥。肖洛霍夫出身鄉村，對鄉村俚語方言的運用，大量的哥薩克歌謠穿插其間，或悲或喜，信手拈來，神韻自成。因為作者的心屬於那片土地，因為作者愛那片土地，所以，無需取巧，一切盡在掌握中。而讀者應該感謝的除了肖洛霍夫，還有譯者。王小波說，最好的文章是譯文。我深以為然。我先後買過兩個版本的《靜靜的頓河》，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的顯然不如灕江出版社這一版，灕江版的譯者力岡，據說是翻譯俄文的權威，單從這本書的翻譯上來看，權威是肯定的。他譯出了小說的神韻，也譯出了哥薩克人的靈魂。
我一直認為，當小說脫離了土地，脫離作者所賴以生存的根基，脫離民族性，地域性，脫離了作者的本體性，那麼，小說就已經死亡。一篇中國人的小說讀起來像美國人寫的，一個日本人的情感看上去更像一個印度人的，這這樣的小說是失敗的。人本小說根本上講是對小說的背叛，一個人從降生時起，他就不可能沒有國籍，沒有地域性，對於一箇中國作家來說，他(她)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人，泛人性論同樣是對人性的褻瀆。
美有內在統一的本質，又以千姿百態的表象展現出來，雨打芭蕉是美，金戈鐵馬也是美。當然，這取決於讀者主觀的審美情趣，審視一種風格的文字，宛如看風景，比如大漠黃沙，一個旅行者看到的是發自內心的讚歎：浩瀚、蒼涼、雄渾等等，而一個生活在沙漠中的土著，必然抱怨自己所處的窮山惡水，這不是矛盾，只是觀看者所用的角度不同。我姑且把自己當成一個頓河邊上的旅行者。
誠然，《靜靜的頓河》一書使用的是現實主義手法，在它獲得諾貝爾獎的頒獎詞中，瑞典人也提到：“肖洛霍夫在藝術創作中並沒有什麼創新……現實主義這一手法，與後來的小說創作藝術出現的一些模式比顯得簡單而質樸……”我以為，小說的終極目的在於表現小說家想表現的思想，傳達小說家想傳達的觀點，講述小說家想講述的故事。當小說最終產生了力量，使讀者產生了共鳴，讓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那麼創作這個小說所用的藝術手法就是成功的，就是勝利的，無所謂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小說是表達思想，宣洩情感，而不是買弄技巧，以金庸小說裡的人物為例，黃藥師武功的奇巧華麗可以成為大師，郭靖的敦厚凝重也可以自立一家。
現實主義過時了嗎？沒有，每一種現代主義離開了現實主義都會成為無根之水，成為空中樓閣。小說不是隱藏，不是讓讀者在迷宮裡暈頭轉向，也不是讓讀者讚歎建築迷宮者有多麼高超的手藝，更不是小說家躲在斗室中的孤芳自賞。作為小說家任性的肆意妄為和心血來潮，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實驗，這些實驗令人尊敬，但到今天，沒有一種小說手法的成就能夠超越現實主義，也沒有一種現代技巧能夠構建起《頓河》這樣一部宏大的哥薩克史詩。
瑞典老人們對《頓河》獲得諾貝爾獎的決定時指出，“肖洛霍夫在描寫俄羅斯人民生活中一個歷史階段的頓河史詩中所表現的藝術力量和正直。”在六十年代的前蘇聯，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審視處在那個時代那個國家中的作者，在那時，能夠不嬌柔不做作不掩飾，能夠以正直的決心和正直的良心來描寫真實的人性之美，站在與《日瓦戈醫生》《古格拉群島》的同等意義上，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理應獲得讀者更多的尊敬。
當一個作家從內心歸屬於一片土地時，他的血液裡就流淌著那片土地的精神、傳奇、風采、歷史及其崇高的形象，而那片土地所傳達給他的某種特殊啟示，將凝聚成這個作家畢生賴以表達的字符，在他的這些字符裡所傳達出來的，是那種最擅長抒發心靈和情感之美的語言，他不是從世界文學的潮流中，不是從書架上的字紙堆裡，而是從炎熱的夏天、寒冷的冬天、長葡萄的平原或積雪的高山之間獲取靈感，獲取文字的力量和決心，只有對土地的眷戀和心有所屬，他的文字才能如此從容不迫和富有個性。
肖洛霍夫簡介：
米哈伊爾·亞歷山德洛維奇·肖洛霍夫1905年5月11日(24日)生於頓河畔維奧申斯卡亞鎮(在今羅斯托夫州維奧申斯卡亞區)克魯日林村的—戶農民人家；父親是梁贊州人，靠在買來的哥薩克土地上種糧食為生，他還是地主管家，管理著一家蒸汽麵粉廠。肖洛霍夫在教會學校和普通中學學習。參加過國內戰爭，在徵糧隊服過役。
1922年底肖洛霍大來到莫斯科。他幹過搬運工、雜工和文書。1924年，雜誌上登出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說，後來這些作品被集結成冊，收錄在作品集《頓河故事》和《淺藍的草原》(1926年)中。
肖洛霍夫早期作品的主題是頓河地區的國內戰爭、殘酷的階級鬥爭和人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地位。這些短篇小說成為20年代前期蘇聯文學引人注目的現象。小說《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25年)、《別人的血》(1926年)和《蛀孔》(1926年)表現了作者在尖銳的社會和日常衝突中揭示現實真相和深入把握人物內心活動的能力，以及竭力將情感世界與現實生活融為一體的特點。
1924年肖洛霍夫丹返回頓河的維奧申斯拉亞鎮，並在那裡長期居住。他開始寫作《靜靜的頓河》（1928年－1940年）這部位作家帶來世界聲譽的小說。該作品描寫了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時期頓河流域哥薩克人的生活。著力展現了民族和個人在革命中的命運。《靜靜的頓河》在實踐上跨越了俄羅斯最重要的十年（1912－1922年），《被開墾的處女地》（1932－1960年）則講述了發生在1930年的故事，反映了革命給農民生活帶來的轉折。
衛國戰爭時期，肖洛霍夫當上了一名戰地記者。在戰爭的頭幾個月，他的《頓河上》、《在南方》和《哥薩克人》等隨筆就見諸期刊或單獨發表。短篇小說《仇恨的科學》（1942年）聲名遠播。1943年－1944年開始登載小說《他們為祖國而戰》（1969年發行了新版本）的章節。
力求史詩般的再現民族命運是肖洛霍夫的天生才能。人民在衛國戰爭中的功勳也決定了為完成的小說《他們為祖國而戰》的情節構成和情緒風格。和平但不失緊張的勞動生活，戰士們短暫的喘息和突如其來的戰鬥，這兩種反差極大的畫面交替出現，作家得以再現作戰民眾的統一面貌。
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1956—1957年)是文壇令人矚目的大事。小說講述了戰爭給個人生活帶來的悲劇故事，這場戰爭同時是對民族、國家和個人的歷史考驗。作者只從安德烈·索科洛夫的生活中截取了可能使人瞭解與悲劇事件相關的人物命運的片斷。作家通過這一片斷表現了人與戰爭的關係，以及和平與法西斯的水火不相容。這個複雜的、具有歷史寓意的核心思想也決定了小說的詩體風格。小說的幾大“主題形象”(作者的經歷——主人公的際遇——人在戰爭中的命運等等)清晰地躍然紙上，第一人稱主人公和第三人稱敘述者作者的心聲自然流暢地轉換。安在烈·索科洛夫的遭遇不僅反映了戰爭的極大罪惡，還闡釋了一個貫穿小說的樂觀的主題——對善良、人性和建立功勳的信念。
戰後，肖洛霍夫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祖國頌》、《戰鬥在繼續》(1948年)、《光明與黑暗》(1941年)、《劊子手無法避開人民的法庭!》(1950年)等，麥達了反對持冷戰思想的人的觀點。
在肖洛霍夫的理解中，文學與生活的聯繫首先是作家與人民的聯繫。他在第二屆作家代表大會上說，書本是“折磨人的東西”。他在演說中多次重複的觀點是，作家應當學會講真話，無論它有多麼殘酷，評價藝術作品時應首先從歷史真實的觀支出發。肖洛霍夫認為，只有服務於人民利益的藝術才有生存權。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的創作受到了應有的評價。他的作品被列入俄羅斯經典文學名著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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