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從來就不是大腦和嘴巴的造物。在傳統的智慧裡，德大抵可分為兩部分：德性，德行。 也就是說，道德，源於品性，成於行動。說道德話，不如做道德事。如果不做道德事，道德也就成了鏡花水月、空中樓閣。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有德之人哪個不是地地道道的實踐派？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寫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千古名言既不是靈光一閃的高調，也絕非沽名釣譽的空談。范仲淹窮盡一生之力為國家排憂解難。北宋明道二年（公元一零三三年），章獻太后駕崩，仁宗皇帝親政，百廢待興之時，范仲淹奉召入朝。七月，旱情如火，蝗災如荼，江淮蒙難，京東告急。用什麼來拯救百姓？行動！當社會的危機迫在眉睫，唯一智慧的選擇就是挺身而出，果斷地釆取行動，當然，是理性的行動。
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巡視災情，仁宗竟不以為意，或許他覺得災荒年年有、不必大驚小怪。范仲淹並沒有因碰壁而放棄，他發揮了自己的文學特長、用假設和對比的方法諷諫仁宗："倘若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己所不欲，推己及民，皇帝陛下幡然醒悟，於是，委派范仲淹安撫數十萬災民。范仲淹奉召濟民，開倉賑災。大災過後，范仲淹把災民聊以充飢的野草當作"紀念品"帶回皇宮贈予皇帝，希望藉此告誡皇帝和百官：天下憂患，驕奢亡國。
懷抱實幹興邦的夢想，慶曆三年（公元一零四三年），范仲淹攜手當時名臣韓琦、富弼、歐陽修，拉開了波瀾壯闊的北宋政治改革的序幕，史稱慶曆新政。慶曆新政，針對冗官冗員、人浮於事這顆社會毒瘤，雷厲風行地整頓吏治。
不久後，慶曆新政就夭折了，夭折於官僚們的反對阻撓，更夭折於慶曆皇帝宋仁宗的猶疑反覆、優柔寡斷，顯然，這位擁有雄心抱負的帝王面對朝廷病疣、社會頑疾，最終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歷史見證，范仲淹是一個行動者、實踐家，他有憂患意識，更有實幹精神。 所以，他對後世的影響，不止於言論，還有諸多事蹟。不管身居何職、身在何地、身處何境，他都努力地把情懷和信念付諸實踐：做鹽運小吏時，修築海堤，防洪安民；做封疆大吏時，鞏固邊防，保家衛國。
心懷道義，積極作為，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是仁人志士們之於社會公德的正確態度。范仲淹如是，王陽明如是，曾國藩亦如是。當國家經歷前所未有之變局的時候，曾國藩、左宗棠、沈葆貞、嚴復等人在開眼看世界的同時，更以實際行動為中國製造堅船利炮、興辦新式教育。
無知識無以成理想，無行動無以利天下。做一個社會公德的實踐者，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也就是我們津津樂道而又流於清談的"仰望星空，腳踏實地"。社會公德，知之，行之，此謂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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