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
小时候我就从父亲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的使命；
长大后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负担起绝大部分的农活和体力劳动。
上世纪90年代我们那里少有人外出务工，商品经济也不发达；
经济来源的大部分靠得就是家里的一亩三分地。
所以那个时候的土地对农民是极其重要的。
但这还不够，你还得需要有个身强力壮的人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哼哧哼哧才能出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秋收。
显然身强体壮这词形容男孩子更为贴切。
尽管我家分得的土地比一亩三分多不了多少，父亲还是觉得生我的必要性。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能有现在的两个姐姐，
而这也是我现在觉得非常幸福的原因之一。
原本我上完初中就该停止学业，然后立马开始自己的使命；
那正是一个外出务工的好时候，背着行李的人流纷纷从农村的泥泞小道跨上城市的柏油马路。
那是一条希望之路。
如果不再上学，那个时候我除了做家里的农活也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这一点是很好的，村里好多人都是靠外出的那几年有了些积蓄，
然后纷纷土房子改成了砖瓦房或者小楼房。
以致后来老家的亲戚戏称我们村为“小康村”（我家是后来搬到那儿的。）。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大家通过自己勤劳质朴的双手确实是向“小康”靠得近了一些。
上完初中我并没有像父亲预想中那样立马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
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会儿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慢慢变好，而且还在学校得了奖。
父亲对我说：“知识改变命运，去学校继续好好读书吧！”，我点点头。
那个时候虽然我的成绩有了起色，但我一点儿也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屁话。
我那时候除了5公里内的自家小镇外连20公里外的小县城都还没去过呢；我也没有读过什么《改变自己》之类的书。
如果在当时我说我很坚信这话的正确性那么我仅仅是出于对父亲的信任。
至于我自己心里对这话的真正理解就像一张空头支票。
所以我那时候的学习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走，没有什么更长远的想法能从脑子里冒出来。
告诫自己说，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或者一定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之类的；
所以那是一段快乐的学习时光，除了学习没有其他的忧虑。
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在上高二那年突然想转学音乐，而且我觉得自己有那方面的天赋，这是我那个时候唯一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但至今都没有给父亲提起过，因为我很明白那只会让父亲为难；
家里因为供我上学已经捉襟见肘。
而且那与我来说也似乎有点儿空穴来风的意思。
因而只能不了了之，只把它作为生活中的一个乐趣。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渐渐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放弃就可能会永远失之交臂。
但我现在说这话绝对没有一丝一毫后悔的意味，只是更加珍惜自己现在还能把握和拥有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父亲对我的期许不再是去到那一亩三分田里充当劳力（我并不觉得做农活有什么不光彩，但包括父亲在内的好多人都是那样认为的。）
他的期望是我能找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我自己的选择是留在企业上班。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那些可爱的乡亲们却总是从父亲那里不知疲倦地关心着我的前途和命运。
这还不止，他们还要长吁短叹，搞得父亲路上碰见乡亲们都要远远躲开，尤其是那些熟人。
他们总要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口吻说一句“书不是白念了嘛，大学不是白上了嘛！”
他们认为除了“铁饭碗”其他都是对上了大学的不负责任。
对此种说法尽管我和父亲都有一样的价值评判，但父亲有时还是会难为情。
但有个事实我是知道的，父亲是真正的爱我。
由此我联想到社会学家李银河的“村落文化”概念；
而这不正是“村落文化”的一种表现吗？
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存在。
而我现在对照摆在面前的事实也更加赞成她老人家的观点了。
在这种文化里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眼前所能望到的这个村子里面；
而对望尘莫及的山的那边的世界却不以为意；
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变为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羡慕、喝彩，而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
对此，王小波说：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需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按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止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如果我没理解错，那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承认“村落文化”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个人意志无法抗衡。”
确实，在这个文化里，太注重别人的意志了，以至于把个人都挤没了。
但我还是不赞成个人意志与“村落文化”无法抗衡这样的观点，尽管我本人还是很敬重王小波本人。
因为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
最终你需要的是与自己的对话和生活，而那些说你好或者说你坏的人则更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幸福；
而你自己的幸福在实质上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羡慕嫉妒恨而增加或减少。
而你其实也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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