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南方鄉村的十年變遷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的農村在過去40年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段現代中國農村的變遷史,就是一本波瀾壯闊的改革史。謹以此文,獻給所有在農村含辛茹苦的父母們。——題記

一個南方鄉村的十年變遷

江西農村


1997年


這是一個典型的南方鄉村。一座綠色的小山,小山下是一簇零散的房屋,房屋前流著一條清澈的小溪,小溪邊村婦在淘米洗菜。田野裡偶然一聲牛哞,驚飛了林子裡的白鷺,惹得幾個在池塘邊扔瓦片的小孩向湛藍的天空望去。

這一年,劉家村有幾個男女青年去深圳打工,有幾對夫婦去廣州種菜。相對固定的人口開始流動了,就像扔進池塘裡的瓦片,激起了陣陣漣漪,從此打破了劉家村的寧靜。我們的故事,就從1997年的劉家村開始。


收稅官


在1997年,本鄉最吃香的人當然是那些吃皇糧的。當兒子大劉還在讀初中時,老劉就諄諄教誨他:“崽呀崽,你一定要考上中專,像鄉里收稅官一樣,穿虎皮,吃皇糧,那才叫出息了!”收稅官沒有讀過中專,不過因為替鄉里收稅,每天騎著稀罕的“嘉陵牌”電驢子走街串戶去收稅,橫眉豎眼,八面威風,很是讓鄉下人羨慕。收稅官逢一、四、七趕集時,就在集市上收市場管理費,不趕集時就去鄉下收那些個小作坊的國稅、地稅等等名目。收與不收,收多收少,那都得看跟收稅官的交情。不過隔壁謝家村的老謝在集市上賣煙就從來不用交錢,據說因為他表哥給縣裡一個局長當司機。

沒有人不討厭苛捐雜稅,沒有人不唾棄貪官汙吏。罵歸罵,但老劉還是很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當官”吃皇糧,就像收稅官一樣吃得開,至少跟村裡的石匠一樣有副手藝,這樣他在村裡人和街上人眼裡就會有面子,上街就會有人主動打招呼。上次他趕集時賣幾斤辣椒,收稅官說要交十塊錢,因為他沒有執照。老劉也搞不懂賣辣椒究竟要不要執照,問題是他當時連一隻辣椒也沒有賣出去,交不起十塊錢。正好村長在旁邊,幫忙說情,最後收稅官免了老劉兩塊錢。老劉覺得欠下了村長一個人情。一會兒,老劉瞧見賣冰棍的三毛給了收稅官一根冰棍,便了事了。老劉羨慕老謝有關係,羨慕村長有權力,羨慕三毛嘴巴甜,覺得自己這輩子真窩囊。


村長


兩年後,是1999年,村裡換村長。村長要管的事情很多,包括植樹造林、封山育林、興修水利、催繳公糧、計劃生育等等,有時村裡夫妻吵架,或者兄弟相爭,也都要找村長和若干老人來調解。按照老規矩,都是村裡幾個大家族的人當村長。前幾年因為分水的問題,劉家村和謝家村幹了一架。因為村長的兄弟多,打架時賣命的人自然多,因此謝家村的人沒佔到什麼便宜。雖然這幾年基本上風調雨順,但農業是靠天吃飯的,因此每季禾苗剛插下去的那兩個月,保證將充足的水量灌溉到農田裡就是一件大事。為了放水的事情,村裡人也經常吵架,甚至發生過幾次械鬥。村長需要威望,不然管不住事。鄉里和縣裡也會考慮這一點。

村長還是上一任的村長。他家裡有四兄弟,屬於本村最大的家族之一。村長脾氣不太好,上次放水時老劉的堂兄因為與村長爭執,結果被村長打了一钁頭。老劉尋思要糾集本家的人去理論,但最後他堂兄覺得村長人多為王,只好忍氣吞聲。老劉便更加鼓勵兒子大劉好好讀書,連帶著堂兄的五歲兒子小劉也勉勵了一番。可惜,大劉沒有考上中專,只考上了縣裡的高中。為此,每次在縣裡碰到上中專的同村同學小清,大劉都非常自卑。


石匠


接著到了2001年。村裡的年輕人幾乎全部跑到城裡打工去了,或者到沿海去種菜。打工的人五花八門,男人乾的多是繁重的體力活,而女人乾的多是麻利的體力活,唸了初中的可能幹上質檢之類的輕鬆活,相同的是都要沒日沒夜地加班。那時,打工仔和打工妹們一個月大概有500到800塊錢,少數在福建磨石的人據說一個月有1000塊。還有很多夫婦去福建、廣東一帶種菜。他們從當地農民手裡租用一塊菜地,根據當地的需求種上各種時令蔬菜,通常賣給批發商,也可以自己用三輪車馱到市場上去賣。正常情況下一對夫婦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兩萬塊。當然,種菜也很辛苦,每天都要起早摸黑。由於種菜的收益相對更高,因此很多年輕人都是先去打工,等到了結婚的年齡就回來相親。相中了,第二天就一起去種菜,等生了男孩再把孩子帶回家,補辦結婚登記和上戶口。要是生了女孩,就繼續等著生男孩,總之不能“絕代”。

打工或者種菜的人過了幾年,差不多攢夠了錢就回來蓋新房。老式的磚瓦房已經沒有人再蓋了,要蓋就蓋用水泥灌頂的樓房,而且越來越多的人蓋三層樓。因為青壯年勞動力大部分都外出了,所以村裡人蓋房子不可能再找幾個本村的人幫忙,然後管一頓飯就完事了。有錢的人越來越多,新房自然越來越多,因此石匠就供不應求了,而且幫工的人也難找了。於是,幾個鄰村的石匠在集市上碰頭商量了一下,決定將每天40元的工錢上調到60元,東家仍然要管飯。與此同時,幫工的工錢也漲到了每天30元,管飯。蓋新房需要半年以上,賺了錢的東家覺得這樣太浪費時間,就會把工程包給石匠,自己再到外面打工或者種菜,以便償還餘款。學做石匠要三年才能出師,而且前兩年沒有工錢,第三年給一半工錢,還要給師傅免費幹家務活。因此,年輕人很少有人願意做學徒。不過,工錢上漲之後,劉家村唯一的石匠的年收入已經達到兩萬多塊了,這跟街上修理汽車和摩托車的差不多了,因此他已經很少種田了。種田的收益越發差了,因為大量勞動力外流,農田水利失修,連村長都管不了。一些小學就輟學的本村小夥子開始羨慕這個壟斷的職業了,但他們更羨慕今年考上大學的大劉。大劉有幸成為本村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他父親老劉請了全村人來喝酒,連村長現在都讓他三分了。


能人


又過了兩年,是2003年。在劉家村,三毛始終是一個能人。他從小頭腦靈活,嘴巴伶俐。他小學沒讀完,夏天弄了個自行車走村串戶賣冰棍,冬天則跑到縣裡去批發雜貨。因為勤快,倒也賺了幾個小錢。起初,村裡人並不羨慕他,覺得做生意風險大,一點點本錢一旦折了,恐怕幾年都還不清。三毛在幾年前也跑到廣東打工去了。他先是在一家磨具廠幹活,因為頭腦活、手腳快,被老闆提拔為工頭。後來,那家磨具廠因為經營不善倒閉了。三毛傾盡歷年做小買賣的積蓄,從老闆手裡廉價盤下了這個廠子。三毛看準了當地工業廠房供應緊張的趨勢,將磨具廠推倒改成適合當地工業使用的廠房。工業用地的價格繼續飆升,三毛用賺到的第一桶金,以十年期限的批量合同從當地租賃了大片的土地,然後改造成更多的工業廠房,逐漸成為當地工業房地產的人物,據說財富已達千萬,已經徹底是一個本村的能人了。

今年的春節,能人回家探親。他先到山上給祖宗掃墓,據說燒了好多貨真價實的人民幣。接著,能人給本村每個60歲以上的老年發放800元的福利。最後,他給本村修路工程帶頭捐獻了5萬元。三毛的事蹟鼓勵了很多老鄉,縣工商聯專門派人跟他接洽,希望他回來投資,縣裡還打算為他拍一部記錄片。能人回廣東的那天,全村人都出來送行。在鞭炮聲中,一排豪華的小轎車緩緩從村裡開出,每輛小轎車頂上都堆滿了雞鴨魚肉等各種年貨和土特產,還有一輛大車專門拉這些東西。三毛執意要謝絕,但拗不過村裡人的一片盛情,只好吩咐大羅收拾好這些東西。大羅就是當年的收稅官,他現在是三毛的總管。據說,三毛每年給大羅支付薪水10萬元,大羅辭職已經好幾年了。


大劉


轉眼到了2005年。大學畢業後,大劉考進了大城市一個小部門做公務員。村裡這幾年又陸續出了幾個大學生。不過,村裡人現在對此不再那麼隆重了。村裡會計甚至說,考上大學有什麼了不起,又不是清華北大,還不如種菜呢。據說,在外面種菜的村裡人在銀行的存款最多的有20多萬。在鄉里農村信用合作社上班的小明證實了這點,因為他現在每年都要去沿海找老鄉攬儲。大劉在村裡的地位一度從輝煌跌到平靜,但是很快又開始上升了。

取消農業稅後,鄉里的主要財源就是計劃生育超生罰款了。少則7000元,多則1萬2。罰款的力度大概與村民的富裕程度正相關,這算是一種默契吧。有一次老劉的堂弟超生要罰款,老劉被堂弟逼著不得已給大劉打了個電話。大劉跟鄉長說了情,最後罰款8000元。這件事情成了大劉煩惱的導火索,後來蓋房批地、交通罰款、兒女上重點班乃至鄰村人在海南打架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通過老劉找上了大劉。大劉為此不勝其煩,以致一接到村裡人的電話就打哆嗦。鄉里和縣上的幹部每屆都不同,大劉跟他們其實一點也不熟。關鍵是,大劉所在的單位管不到他們。很多時候,大劉費盡心機,託人送禮,但事情沒成,結果無人理解。大劉只當是給村裡人一個安慰,誰叫他們告天無門呢。自從辦成一件事情之後,大劉的地位重新上升,成為劉家村另一種能人。村民也務實地發現,有錢固然了不起,但有一點點錢也辦不成農村的事情。沒有人再羨慕當初讀完中專在小學教書的小清了,更沒有人敢欺負老劉了。老劉現在的地位比村長還高,他開始更多地參謀村裡的事情。鄉里繁榮了,集市每天都開張。騎著幾乎家家普及的摩托車,老劉經常在集市上逗留到晌午,然後和熟人在小店裡一邊喝酒,一邊興奮地談論新聞聯播上的事情。


2007年


2007年春節,大劉獨自漫步在小時候經常玩耍的小溪邊。溪水依舊汩汩地流淌,將歲月的痕跡流向遠方。十年前,父親的教誨言猶在耳。他已經是一個有出息的人了,但是農村的鉅變並沒有使他感到多少寬慰。

儘管取消了農業稅,但是每畝田每年的收入仍然不到200元。由於勞動力大量外流,新興的鄉村小工業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嚴重問題,連每天53元的工錢都僱不到人幹活了。因為勞動力價格上漲,扣除機會成本,種田的淨收益實際上是負的。這一兩年,劉家村也廣泛引進了拋秧技術和小型收割機,這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如何向現代集約農業發展提出了難題。教育、醫療、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價格紛紛上漲,導致更多村民外出打工或種菜,將一堆孩子寄託給年邁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可憐那些本應享福的老人,在新形勢下卻面臨新的負擔。自古以來贍幼撫老的穩定代際鏈條,被勞動力流動這一新的衝擊打破。村裡的孩子已經不再玩弄自制的木槍和水槍,而是迷上了上網聊天和打遊戲。大劉的堂弟二劉從小成績和他一樣優異,結果因為迷戀上網而輟學打工去了。父母賺了錢,孩子退了學,一代代農民沿著新的循環軌道演繹著幾千年的歷史。

本文發表於《經濟學家茶座》2007年第4輯(總第32輯),原題為《十年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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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

“聶氏政經評論”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負責運營。喜歡我們的文章,請點擊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搜索微信號(ruc_nie)關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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