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5000年曆史，唯一的一次“變法狂潮”就發生在春秋戰國。變法的目的都是加強中央政府對國家資源的控制，增加財政收入，以應對激增的戰爭支出。在變法措施上，主要從三方面著手：
1、擴大稅基，以土地私有制改革激發農民種地積極性，增加糧食產量；
2、打擊貴族，向農民直接徵稅，防止稅收被貴族截留；
3、實施國營政策，國家控制自然資源和物資買賣，賺取高額收益。
商鞅變法在制度層面徹底解決了這三個問題，取得了成功。
一、舊制度的瓦解
西周實行分封制，地方稅收大部分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即相當於中世紀西歐王國與羅馬教廷的關係。
到了西周末期，西周總人口達到2000萬左右，比初期增長近4倍，再加上鐵器的廣泛使用，很多人開墾荒地，開墾出來的田地都算私田，這些田的收成不用給周天子上稅。而周王室由於大量封國、採役的建立，中央直屬的土地逐漸萎縮，與犬戎的交戰也耗費了不少財力。
此消彼長，周王室與地方的財政收入差距減少了，對地方諸侯的控制力也變弱了，這為東周分裂埋下了伏筆。
二、新制度的孕育
進入春秋戰國，烽火連天，各國開始紛紛變法，在土地私有制改革、瓦解貴族和資源國有化上進行不斷地嘗試，最終在秦國取得完全意義上的成功。
管仲之治，開國營政策之先河
公元前685年，齊桓公以管仲為相，開始一系列的財政改革。
第一，促進農業生產。土地制度：將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配給農戶，土地不能買賣和轉讓。管仲沒有打破當時的土地制度，只是重新分配了。
第二、開創鹽鐵專營之先河。管仲認為徵稅最好最理想的方法是“取之於無形，使之不怒”，提出“寓稅於價”——把稅收隱藏在商品裡，間接收費，這樣百姓才不會從心理上去抵抗（我國直到今天也是這樣，稅收以間接稅為主，房產稅是直接稅，一直不敢收）。鹽池和礦山的所有權是國家，開放給民間生產和經營，政府進行統購統銷，以獲取高額的壟斷利潤。鹽鐵專營是管仲之治的最大改革遺產，比如現在提倡的“做大做強國企”。
第三、開國營色情行業。當時設置了7500間妓院，由國家統一管理，從中收取稅收。這項讓齊國財政獲利最豐厚的政策，讓管仲被稱為妓院祖師爺。東莞也受益匪淺。
第四、重視商業，鼓勵貿易和消費。但春秋時期農業生產力低下，並不具備商業的條件，這一舉措對當時齊國的財政收入影響有限，管仲後期又回到了“利出一孔”的重農抑商政策。所以，管仲並不是重商主義者，所謂的齊魯“商戰”是後人杜撰出來的。
通過改革，齊國稅收主要由農業稅和專營收入構成。齊國人口達到300萬，擁有大量戰車，齊桓公成為中原第一個霸主。
管仲沒能進行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齊桓公死後，管仲的改革措施沒能再堅持下去，齊國一世而衰。
晉國版“打土豪分田地”
晉國曆經兩次重大改革，才成就了晉文公霸業。先是晉獻公“打土豪”，即打擊公族，公元前669年盡殺群公子，本家四代通通殺死， “趙氏孤兒”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然後晉獻公之子晉惠公著手進行財政改革，開始“分田地”，採取“作轅田”，將貴族佔有的土地返還給農民，承認土地私有，這樣原來進入公族口袋的田賦充實了現在的政府財政收入。
由於收拾了四代公族，相比齊國，晉國強勢延續了較長時間，持續百年。晉文公、晉襄公、晉景公、晉厲公、晉悼公、晉平公被合稱為“晉國六霸”。
晉無公族，但有功之臣的後裔“春風吹又生”成了王室最大的威脅，並導致了後來的六卿專權（”三家分晉”源於此）。卿大夫們又形成了小的諸侯，小的諸侯霸佔田地，又開始一點點的蠶食財政，晉國逐漸衰落，這和周王室的衰落如出一轍。
魯國“初稅畝”，土地私有制的確立
公元前 594 年，大家熟知的季文子在魯國實行了“初稅畝”，開始對私田按畝徵稅，正式確立起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完全意義上的稅收制度，比晉國更徹底。
季文子想出這招稅收方式，無論公田還是私田，一律按照實際耕種田地的畝數來收稅夠狠夠準，稅率為1/10。一下子私田興起，“隱民”劇增，稅基大大擴大，政府收入增加，國家變強大。
魯國的國君魯宣公意欲除去季文子，但是發現國人明顯傾心於他，宣公死後，季文子開始執政，從此開啟了季氏的執政專權之路。
李悝變法，首次全國性整體配套改革
全國性整體配套變法，始於李悝變法，終於王安石變法。公元前445年，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揭開了戰國時期變法運動的序幕。
第一，土地政策上，沿襲季文子的土地制度。
第二，打擊貴族，廢除世襲制度，根據能力來選拔官吏，取消世襲俸祿。這一條顯示了李悝相比前人的前瞻性，但執行得並不徹底，宗室貴族的兒子繼續霸佔田地，農業稅還是收不上來。
變法後，魏國很快富強起來，魏國向西攻佔了秦國河西地區，向北伐滅中山國，向東打敗齊國大軍，開拓大片疆土，一躍為中原的霸主。
李悝變法有其不徹底性，一些被動過“奶酪”的貴族利益階層一直伺機報復，李悝、魏文侯相繼離世之後，改革力量沒能壓制住舊勢力，魏國又退回到了從前。
吳起變法，打土豪的運動
吳起也參與了李悝變法，跑到楚國後，公元前386年，在楚悼王的支持下開始轟轟烈烈的吳起變法。
吳起吸取李悝變法失敗的教訓，將變法的核心放在打擊貴族。第一，免除貴族三代以上無功人員的官職，收回俸祿；第二，勒令一些民憤較大的舊貴族，遷移到邊遠荒涼地區去墾荒生產，沒收他們原來的封地，收回徵稅權。
經過吳起變法，前後不過5年時間，楚國國力強盛，北伐魏國，收復陳蔡二國，南平百越。公元前381年，吳起被貴族用亂箭射死，變法失敗，楚國回到老樣子。
吳起改革簡單粗暴地直接剝奪貴族利益以彌補國家財政，迅速激化了矛盾；沒有涉及農民利益，使得改革缺乏穩定的社會基礎。只抓政治，不抓經濟和民生，這種古代版的“三反五反”運動，即使改革多進行幾年，也避免不了失敗的結局。
商鞅變法，首次完整意義上的成功
戰國時期的國際環境更為惡劣，秦國又很窮，被稱為“秦夷”。公元前356年，秦國開始大刀闊斧的商鞅變法。
第一，“廢井田，開阡陌”，平均分配土地，承認土地私有，鼓勵老百姓開荒，允許買賣土地。這是照搬季文子改革，但商鞅做得更決絕：“利出一孔”，強迫人們只能種地，堵住其他出路。資源國有化、商品重稅、戶籍登記、取消貨幣以實行以物易物，將老百姓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
第二、控制糧食買賣和所有自然資源國有化。鹽鐵專營的深化。
第三，軍爵制度，取消貴族所有的爵祿。商鞅直接收回特權，只以“短平快”的軍功論賞；並且，全國上下，只要有軍功，就能獲得相應的爵位。這一軍爵制度可為開天闢地，快速將貴族制度打破得徹徹底底，解決了困擾歷代改革者的貴族阻擾問題。科舉制與軍爵制有異曲同工之妙。軍爵制度是商鞅變法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第四，“不許思想”的愚民政策。讓農民專心務農，不致意志渙散，把人變成了種地機器。這是商鞅變法區別於改革前輩的獨創，認識到了思想灌輸的重要性。“只有一種思想”，與“不許思想”一脈相承。
變法實施後，農民稅收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10年時間秦國財政收入增加20倍，到公元前342年，秦國財政收入超過六國總和的一半，秦國有了大規模戰爭的本錢。
三、秦國一掃六合
新制度的延續
商鞅變法很幸運地延續了下來，走出了歷代改革人亡政息的怪圈，這主要是因為：
1、變法帶來的財政增長十分明顯，呈幾何級增長；
2、通過軍爵制度巧妙地將內部矛盾以戰爭方式對外轉移，軍功客觀而且快速，不像文官升遷比較主觀而且緩慢，因此秦國快速形成了軍人階級這個新的利益階層，能夠壓制舊貴族；這是商鞅變法成功的關鍵原因。
3、商鞅雖被車裂，但舊勢力也一併被剷除，這是新君為穩固自身的政治鬥爭，與變法本身無關。
自此，商鞅變法深深地鑲嵌在秦國身體裡，融為一體，秦國嶄新的財政制度孕育而生。
以戰養戰
公元前330年，秦國擊敗魏國收復農業重鎮河西地區；公元前316年，秦國滅巴蜀，又得一糧倉；公元前278年，秦國在鄢郢之戰擊敗楚國，佔取江漢糧倉。
秦國對外擴張獲得豐富的土地和人口，複製秦國模式，化地入秦，獲得更多的農業稅，投入更大的戰爭，這種以戰養戰，秦國所向披靡。這也體現了秦國的深謀遠慮，不窮兵黷武，每一次大規模軍事打擊，都要有所收益，通過對佔領地徵稅和掠奪官府財富，維持帝國財政平衡，保證軍隊後勤。
長平之戰的財政比拼
戰國末期，秦國已經是七雄裡面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東方六國只有趙國仍有與秦軍一拼之力。公元前262年，秦趙之間爆發長平之戰，決戰之時秦國投入了60萬左右的兵力，佔全國男丁1/4，趙國投入45萬人，佔全國男丁1/3。
秦國人口600萬，佔七國總人口3/10；財政收入佔七國總量的60%；坐擁關中、巴蜀、河東及江漢四大糧倉。趙國人口300萬，產糧地以晉陽和邯鄲兩個地方為主，土地質量不如秦國四大糧倉，趙國並不太重視農業，連有名的趙武靈王變法也未涉及農業生產。在國力的比拼上，趙國已輸一截。
趙國強撐三年後，到了公元前260年，財力耗盡，打到最後，就連君王都帶頭喝粥，其慘狀可想而知。趙國的財力無法支撐了，趙王督促廉頗主動出擊，結束戰爭。但廉頗堅守不出，這才有了廉頗下課、趙括上任，趙括主動出擊，結果全軍覆沒，趙括落了個“紙上談兵”的笑話，成為背鍋俠。
但真相是：如果主動出擊有獲勝把握，名將廉頗何必死守呢？趙國的財政已經決定了戰爭結局，非人為能改變。
長平之戰是戰國曆史的關鍵轉折，至此秦國的統一隻是時間問題。
財政蓄力，一掃六合
長平之戰後，秦國沒有立刻滅亡趙國，而是過了30年後才滅亡趙國，這主要是因為為了取得長平之戰的勝利，秦國也死傷過半，耗費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財政需要進行一定時期的恢復。
公元前230年，秦國財政收入超過六國之和，軍隊人數100萬，然後僅用了10年時間，秦國一舉滅掉六國，如同秋風掃落葉般，建立起2000多萬人口的大一統國家。
四、小結
管仲開創鹽鐵專營政策，國營政策成為集權國家快速擴充財政收入的不二法門；
季文子建立土地私有制下的全民稅收制度，解決了最基本的稅基問題；
商鞅利用軍爵制徹底打掉貴族這個中間層，解決了稅收流失問題，國家得以能夠對民眾直接徵稅；
商鞅發揚光大歷任改革者的有利措施，輔之以愚民政策的意識形態全面化，終於成功孕育出嶄新的集權財政制度，從而將秦國國力帶上新的臺階，奠定了統一六國的物質基礎。
在財政的有力支撐和戰爭節奏的良好把握下，秦國時刻注重財政平衡，順利滅六國，建立起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
從此以後，“百代都行秦政法”，後世只是在秦體制裡修修補補。
從商鞅變法開始，到秦滅六國，歷時135年，戰爭不斷，但秦國始終強大；
秦朝建立後，人口、土地大大增加，戰爭威脅大大減少，理應一片欣欣向榮，但秦朝二世而亡，國祚僅僅14年，令人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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