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階段，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革，在軍事領域也有顯著的反映，主要表現為作戰指導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由“崇尚軍禮”轉變為推崇“詭詐之道”。

春秋中期以前的戰爭中，作戰雙方遵從“軍禮”，遵循一系列特殊的禮儀和規範，春秋末期，隨著社會發展和天命神權觀念的動搖，戰亂不息，禮崩樂壞，“詭道”逐漸登上戰爭舞臺，進而演變成為戰爭領域的主導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指導思想的轉變跟當時禮樂制度的崩壞有著很大的關係，而禮樂崩壞只是表象，其背後有著深刻的背景因素。春秋至戰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發生劇烈的變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動搖，禮治的經濟基礎和血緣親屬基礎遭到嚴重削弱。因此戰爭禮的變遷、禮樂崩壞，其實深層的原因在於社會變革的出現。

春秋時期的軍禮繼承自周代

禮和戰爭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而在先秦眾多戰爭中，二者卻有著緊密的聯繫。在周代及春秋時期，卻有一整套“軍禮”來指導、制約具體的軍事活動。禮是戰爭所不可或缺的:“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有禮是戰爭利的關鍵。

根據《周禮》的記載，軍禮不僅僅是一種禮儀，還包括與軍事活動有關的規章制度。“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這就是說軍禮有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五類。“大師之禮”，指天子或諸侯親征伐敵所舉行的相關禮儀。“大均之禮”，主要指均土地，徵賦稅。“大田之禮”，天子與諸侯借用田獵進行軍事訓練和檢閱軍隊。“大役之禮”，指營造、修建土木工程，如修宮室築城邑等。 “大封之禮”，指勘定封疆，樹立界標。

可見“軍禮”遠不止於一套禮儀制度，平時訓練治軍、戰時征伐皆在其內，甚至包括均田徵賦，築城修邑，定疆封界。凡與軍事活動有關的軍儀、軍賦、軍備、軍制、軍令、軍法皆屬軍禮的範疇。周公“制禮作樂”，禮制逐漸趨於完備，禮不僅成為社會生活所奉行的行為規範和風俗習慣，而且是維護和鞏固國家制度、治國安民的重要手段。

春秋戰爭禮的基本內容

軍禮的涵蓋十分廣泛，此處所說的春秋軍禮，主要是指出師準備、出征作戰及戰後班師相關的禮儀。

出征之禮:在軍隊出征前要在宗廟舉行一整套禮儀，如卜戰、告廟，以祈求神靈、祖宗保佑和預測勝敗吉凶。告廟祭社儀式結束後，全軍列隊，主帥發佈戰爭動員令，進行誓師典禮。戰前誓辭無不揭露敵方罪行，宣揚己方“正義”，強調紀律與作風，打著“聽天命”的旗號，把自己標榜為“助天滅賊”的“仁義之師”。

征戰之禮:軍隊行軍作戰須依戰爭禮而行。出征途中要祭祀經過的名山大川以祈求神靈護佑。著名的鄢陵之戰，楚共王登上巢車，瞭望晉軍，瞭解晉軍動向。晉軍到達戰場後，召開軍前會議，先“卜於先君”，接著宣佈戰令，隨後誓師、戰禱，並用筮決定戰術，整個過程和禮儀與出征前的儀式相差無幾。誓師、戰禱後，擊鼓進軍，兩軍對壘，準備交戰，有所謂“請戰”之制。請戰時，雙方使用外交辭令，宣揚己方的正義與對方的非正義，力求在氣勢上壓倒對方，甲方請戰，乙方也有答辭，雙方動口不動手，是戰前的文鬥。請戰後兩軍將戰，則派勇士先去挑戰，即所謂“致師”。致師者須衝入敵壘，奮力拼殺，折馘、執俘而回。致師禮畢，由此揭開兩軍廝殺的序幕。戰鬥狀態中也不無戰爭禮的存在。

獻捷與投降禮:戰爭結束，勝方按慣例須舉行“封屍”之禮，收敵軍屍首而封土，建表木而示武功。軍隊歸國後還有一系列禮儀，軍隊凱旋時奏樂並高唱凱歌進入國都，獻捷於祖廟，國君安排宴席慰勞將士，遍賞有功之臣。春秋時期的獻俘一是獻於宗廟，另一則是獻於周王。若軍隊作戰失利，稱為“師不功”或“軍有憂”，回國時以凶禮迎接。此外，又有戰敗國的請罪之禮。

春秋時期的戰爭，從出征到戰後，整個階段仍然保留了一套完備的戰爭禮儀。

“禮”影響下的春秋戰爭

貫徹“仁本”的人道宗旨。春秋及其以前的戰爭，並不以流血殺戮、爭城奪地為終極目標，而始終貫徹著一種仁義禮讓、敬德尚信的觀念。對戰敗者採取寬容態度，也是“仁本”精神的重要體現，春秋時代堅守“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的原則。

當時諸國兵戎相見時，目的不在於趕盡殺絕，而在於樹立自己的威信而已。對方表示臣服後，便堰兵息武，停止軍事打擊，給予敵方繼續生存的機會。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大敗越國，越王勾踐接受范蠡的主張，用卑辭厚禮向吳求和。伍子青建議吳王乘勢消滅越國，但是夫差接受了太宰伯豁“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的建議，答應了越國的請和要求。

遵循“正而不詐”的交鋒原則。“正而不詐”的作戰原則在春秋時並未完全打破，當時在戰鬥中普遍遵循“君子戰”的作戰規定，信守承諾，公平對決，不以陰謀詭詐取勝。這與後世純粹“出奇設伏”、“兵以詐立”的戰法截然不同。《公羊傳》宣揚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就是明顯的標誌。

傳統“軍禮”的逐步退出

1.“兵以詐立”觀念的出現

春秋前中期的戰爭，深受“軍禮”傳統的影響。但是傳統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不斷髮展，從春秋中葉開始，戰爭禮暴露出衰亡的徵兆，不再受到重視。有的發生了演變，有的則徹底消亡了。

春秋戰爭禮的式微。以獻俘禮為例，獻俘禮的演變最能反映春秋戰爭禮的變遷。按照禮制規定:“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諸侯只有奉王命伐四夷有功才向王獻捷，而諸侯間即使是徵四夷有功，也不能互相獻俘。但是從春秋中晚期開始，獻俘禮在諸侯國中開始衰落，到戰國時代已全面衰亡。《春秋左傳》記載的獻俘禮是春秋戰爭禮擅變的一個縮影，它反映了古軍禮由盛及衰的漸變歷程。其它戰爭禮也和獻俘禮一樣，從春秋中期轉向衰亡，到了戰爭國時代則所剩無幾。

“詭詐”觀念的形成。與春秋戰爭禮衰亡的同時，“軍禮”精神內涵在戰爭中的影響大打折扣，在戰爭實踐中，詭詐已開始走上戰爭的舞臺。子魚就批評宋襄公“未知戰”，他強調:“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慢可也。”城濮之戰中，舅犯對晉文公說:“繁禮之人，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這代表了不同時代的戰爭觀，是古軍禮走向衰落的明顯標誌。

春秋中期著名的城濮之戰，晉人靈活運用“詭道”，大敗楚軍，一戰而成霸業。晉人從戰前準備階段就醞釀了一個個陰謀，到正式交戰設下的一個個圈套，都帶有濃厚的詭詐性和欺騙性。其中晉軍所採用的先弱後強、示利誘敵、佯退誘敵、兩翼夾擊以及避實擊虛等戰術的運用，在之前和當時都是絕無僅有的。

《孫子兵法》也首次從理論上明確提出，“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所謂“詭道”，就是運用智謀來靈活處理戰爭實踐中的問題，而不是以“正”的原則去規範軍事行動。

2.戰國時期“詭詐”的盛行

進入戰國之後，“禮崩樂壞”的程度進一步加劇，周禮所代表的封建宗法秩序全面崩潰，戰國的諸侯戰爭不再是以屈服他國的爭霸戰爭，而演變成以消滅他國為目標的兼併戰爭。這個時期的戰爭更為頻繁，規模空前擴大，廝殺異常激烈，屠城、殺俘等以往難以想象的手段開始變得屢見不鮮。這些因素無疑促使傳統“軍禮”走向末路，同時加速了詭詐之道的全面發展。

“詭詐”觀念的全面興起。戰國時期，隨著參戰人數的激增，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武器殺傷力增大，戰爭激烈程度的增強。古軍禮基本上喪失了生存的空間，兼併戰爭再也無須禮義的掩飾，自孫子提出詭道論後，詭詐的戰法原則在戰爭領域廣泛運用，完全佔領了戰爭的舞臺。西周、春秋前期鳴鼓而戰、列陣而擊的傳統戰法遭到全盤否定，而示弱誘敵、避實擊虛、兵不厭詐、出奇制勝等詭詐戰術全面興起。

軍事詭計的無所不用還表現在反間計的廣泛運用上。反間計在春秋時並不多見，而在戰國卻是出奇制勝的重要手段。許多名將都曾受過反間計的陷害，如廉頗、樂毅因中反間而被迫流亡；司馬尚、信陵君被革職棄用；李牧、白起等被害致死。

尤其是戰國中後期，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任何手段都派上了用場。軍事詭計已是無戰不用，無所不用了。仁義道德，君子協定，都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詭計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禮信仁義從戰爭中退出成為必然趨勢。從戰國在戰爭實踐中，已經很難看到以往戰爭中遵循的“不加喪”、“鳴鼓而戰，不相詐”原則，也不曾聽到類似宋襄公的那番“高談闊論”，更看不到不傷君子、“不可以再辱國君”的記載。在你死我活的戰爭中，為了克敵制勝，無所不用其極。

戰爭禮變遷與春秋社會變革的關係

西周是禮樂盛行的時代，被孔子讚譽為“鬱郁乎文哉”。西周的禮樂制度，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對後世影響也頗為深遠。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春秋時代卻出現了“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的局面，究其原因，與當時劇烈的社會變革有很大關係。

1.井田制、宗法制的瓦解

春秋年間，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井田制逐漸瓦解，宗法制開始動搖，禮治的經濟基礎和血緣親屬基礎遭到嚴重破壞，禮崩樂壞已成趨勢。戰爭指導者開始拋棄舊禮制的束縛，尋求新的理論指導戰爭勢在必行。

在春秋晚期，當時的勞動人民已經創造了塊煉法，掌握了冶煉純鐵的技術。鐵器的使用，使生產力有了顯著的提高，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發展。春秋時期的一系列社會變革，最根本的就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讓勞動人民有能量去開墾、發展私田，導致出現了“公田不治”的現象。由於私田不在稅收之列，因而私田的規模和數量急劇增加，土地私有權也得到事實上的承認。

公元前645年，秦在韓原大敗晉軍，晉惠公被俘。晉國為了挽回敗局，採取了“作愛田”的措施。把晉國公室的土地直接賞賜給國人，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有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轉化。此後，其他國家也紛紛對賦稅制度進行改革。這些改革促使井田制的加速崩潰，公開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這樣，井田制由“公田不治”的生產沒落現象到賦稅制度變革的實質，最終完成了它的瓦解過程，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隨著井田制的瓦解，與之密切相關的宗法制也開始動搖。進入春秋時代，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分化，周天子和原先分封的諸侯公室都一代一代往下世襲，宗族姻親關係逐漸疏遠，正如史公所言“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在各國統治階級內部，政治局面也非常混亂，弒君僭越之事層出不窮。隨著公室卑弱，從天子到諸侯，權力不斷下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在春秋社會的變革中逐漸瓦解了。

春秋時代，土地制度的大變革徹底摧毀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由此帶來的便是上層建築的動搖與瓦解。井田制的瓦解、宗法制的動搖，使得植根於血緣宗法土壤中的“禮治”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一步步地從衰落走向滅亡，軍禮也隨同國君權力的衰敗而口漸崩潰。

2.戰爭要素的變化

春秋時，王權淪落，諸侯爭霸，禮樂征伐的權力由自天子轉為諸侯，而諸侯國內部強臣專權。王室軍隊逐漸衰落，諸侯和卿大夫的軍隊佔據了春秋時代的戰爭舞臺。隨著社會的劇烈變革，軍事領域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軍禮的崩潰與該時期軍事領域的變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春秋時代各國軍隊的編制，除了由國君和卿大夫的宗族作為骨幹以外，主要是由“國人”編制而成的。國人是貴族中基層的下層，屬於士的一級，既是國家軍隊中的甲士、戰士，又是貴族基層的支柱。國人可以參加政治活動，接受學校教育，充當政府官吏，當兵打仗是他們的權利和義務。

春秋晚期，隨著宗法制的瓦解，宗族政治逐漸崩潰，建立在宗族公社基礎上的貴族軍隊也在不斷地分裂瓦解。國人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宗族社會基礎，地位下降。貴族軍隊兵源縮小，出現了“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的現象。尤其是此時戰事日趨頻繁，戰爭規模越來越大，這勢必會造成兵源的擴大。統治者改革兵制擴充軍隊，將徵兵範圍從國人擴大到“野人”，擴充了兵源，增加了兵力。但同時也造成了軍隊成分的變化，打破了“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的傳統。此後，庶人、工、商可以進仕，奴隸則可成為自由民。這一舉措不僅打破了上下貴賤等級的“古之制”，而且開創了以軍功解除奴隸身份的局面。

軍事領域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戰車的衰落和步兵的興起。春秋時期是我國古代車戰的鼎盛時期，同時也是步兵的崛起階段。戰車由於自身的侷限性，只適用於地勢平坦的中原地區，而在山地、沼澤地地發揮不出它的優勢。而靈活機動的步兵則開始顯示出巨大的作戰威力。隨著步兵的興起，並逐漸取代車兵成為戰場上的主力軍，步戰也就逐漸代替了車戰。

步兵取代車兵的轉變，衝破了尊卑觀念。因為戰車不僅是戰爭的工具，同時也是維護奴隸制的等級制度的工具，它是奴隸主身份、權利的象徵。一些貴族軍官竟寧死不肯加入步兵行列，就是因為放不下自己高貴的身份。“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代的禮樂主要流行於士及士以上貴族階層中，但是這些改革使得地位低下的庶人成為軍隊的主體，貴族宗族組織解體，傳統的禮樂制度難以繼續維持，軍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3.神權政治的衰落

商、周時期的統治者，都強調王權的合法性和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皆來自“天命”。這種天命思想在政治上的體現就是神權政治，即王權須靠神權來保證。到了春秋時代，經濟、政治的劇變反映到社會思想上，“尊神”、“敬天”的傳統觀念發生了動搖，開始注意人的存在與價值。

人們對天命觀念的懷疑，西周初年姜尚的一些做法就已顯露出端倪。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武王將伐封，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

儘管占卜不吉利，仍起兵伐封。這說明在天命迷信氾濫的商周之際，即已有人對天命產生了懷疑。《詩經》諸篇中關於罵天、恨天的詩句屢見不鮮，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諸如此類，表明“天”的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向受人敬畏的天，受到某些人的詛咒，成為否定、垢罵的對象，失去了從前的權威。進入春秋時代，這種疑天怨天的思潮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對天產生懷疑，甚至是公然評判、褻瀆。

社會生活中對天道的懷疑，當然也影響到了軍事領域。祭祀占卜在戰爭活動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貫穿於戰爭的全過程。然而到了春秋時，戰爭中便有人開始質疑占卜，拒絕占卜。孫子總結了以往的戰爭經驗和當時的自然科學成果，對自然、社會的認識更為深入細緻，他對戰爭中天道與人事的論說講得更為透徹。

《孫子兵法》中:“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孫子認為作為賢明君主和優秀將領之所以一出兵就取勝，關鍵在於有“先知”之能，做到“知己知彼”。戰爭的實踐以及戰場上的瞬息萬變，使孫子清醒地認識到占卜如賭博，完全靠運氣，偶一得中，純屬僥倖。必須從人事的角度去考察，人才乃戰爭勝利之本。

由於天命觀念的衰落，戰爭的勝敗不再被看著是鬼神意志的結果，而關鍵在於人為，這就導致舊有的一些具有濃厚迷信色彩的禮俗遭到摒棄。

4.價值觀念的轉變

西周以來的軍事征伐戰略目標，都在於追求建立以周王為核心的禮制秩序。周王是天下最大的宗主，也是諸侯必須尊寵的天子。諸侯的責任是“以為蕃籬，屏蔽周室”，因此戰爭或軍事衝突的目的往往是為了維護王室的利益而展開的。

春秋時期，諸侯霸主仍以“尊王”的旗幟來進行“攘夷”、甚至打著王命來討伐他國。但此時無須“王命伐之”才發動戰爭，只要符合本國利益即可，即“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則止”。諸侯間戰爭的目的是受利益驅使，完全是以功利為基礎的。春秋中期以後，“尊王”的旗號被拋在了一邊，對“利”的追求表現得更為露骨。

晉獻公去世後，晉國發生內亂，於是向秦國求援，答應成功後，用八城酬謝秦國，才得以復國。後來晉國連年發生饑荒，向秦購買糧食，秦穆公與眾大臣商議。百里奚認為賣糧給晉，不損於秦，且可收買晉國民心，於是向晉輸糧。而當秦國發生饑荒時，晉國卻袖手旁觀。接著晉惠公又背信棄義，想賴掉割地之約，秦國這才下決心伐晉。由可以看出，“利”是這次戰爭發動、進行的最終驅動力。秦國“輸粟於晉”，並不是大發善心，而是從長遠利益考慮，收買民心。而晉惠公只顧眼前利益，擅自毀約，直接觸犯了秦國的利益，導致兩國兵戎相見，自己也成了俘虜。

到了春秋後期，貴族很難依靠傳統的禮俗再來維持統治，往往需要用直接的利益才刺激下屬，鼓勵他們參與戰鬥，奮勇殺敵，為自己賣命。魯哀公二年，晉國趙簡子在鐵之戰前誓師時許諾，“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這種在軍功面前人人平等的作法，體現了功利主義原則，衝破了傳統的禮儀制度和價值觀念。

戰爭本身就是為了捍衛利益或最大限度地謀取利益。春秋時期的戰爭論禮觀念中，禮樂仁義觀念地位逐漸被“追功逐利”所取代，把“利”的追求看成進行戰爭的主要目的。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戰便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宋襄公拘泥舊禮，不肯放棄傳統的作戰理念，結果被打得一敗塗地。楚國並沒有遵守軍禮，卻大獲全勝。

春秋時期，舊有的、先在的價值觀念遭到破壞，原來為維護國家利益而犧牲個體利益的價值觀念受到嚴峻挑戰，“利”成了社會較為普遍的價值觀念。當追求眼前利益逐漸成為人們新的價值取向，把攫取最大化的利益看成是戰爭的唯一目的，人們便開始拋棄傳統“軍禮”，拋開那些適用於貴族之間的戰略戰術原則，詭道詐術也就順其自然地推向了戰爭的前沿。

結語

綜上可以看出，曾經盛行的禮樂文化，到了春秋時代，禮樂傳統發展到了最成熟的階段，之後則盛極而衰，出現了”禮崩樂壞”的現象。軍禮在春秋時代也經歷了由盛及衰的發展過程，戰爭指導思想從“崇尚軍禮”轉變為“詭詐之道”。

春秋前中期的戰爭受到傳統“軍禮”的規範和約束，遵循“以仁為本”的原則，追求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戰爭手段相對比較溫和，不僅參戰人數少，持續時間短，而且戰爭損失也不大。春秋後期，生產力不斷髮展，社會發生劇烈變革，一整套禮儀規範也陷入了危機，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

在軍事領域內，戰爭實踐導致軍事理論日趨成熟。詭道在戰爭活動中漸漸流行，軍禮的傳統一步步走向式微。戰爭中的詭道走到了前臺，成了戰爭舞臺上的主角，已無須禮義仁德的掩飾。這一階段的戰爭，詭詐奇橘，機變莫測，與春秋前中期的戰爭相比，已經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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