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遭遇空難去世，時年35歲。許是大眾對有點名氣的人的情感八卦、逸聞流言更感興趣，後世慣於把他的一生簡略成一個渣男、兩段婚姻、三個女人和幾首唯美的愛情詩，但是那個懷揣著救國夢想渡海、以政論文章針砭時弊的新青年，卻漸漸地不為人知。

在24歲之前，詩，和我完全不相干

徐志摩曾說：“在24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箇中國的Hamilton（漢密爾頓）。”

這位漢密爾頓，是美國開國元勳、首任財政部長。他到美國後，還取了個英文名“漢密爾頓·徐”，可見其決心。

“南京號”抵達舊金山後，徐志摩“橫決大陸，歷經芝加哥紐約諸城”，到達伍斯特城，入讀克拉克大學歷史系。選學課目淨是《歐洲現代史》《19世紀歐洲社會政治學》《商業管理》《勞工問題》《社會學》《心理學》等。因學分不夠，他在抵美后的第二年夏天，又進入康奈爾大學暑期班修了4個學分。林徽因曾在《悼志摩》中回憶：他是常得優等的。聽說，有一次康奈爾暑校裡一位極嚴的經濟教授還寫了信去克拉克大學教授那裡，恭維他的學生，關於一門很難的功課。

但徐志摩真正收穫的並非是課堂上的知識，而是被點燃的愛國熱情。1918年11月，當一戰勝利的消息傳來，人們湧上街頭歡呼慶祝，發自肺腑地為國家驕傲。徐志摩初到異邦就旁觀了這一幕，感觸頗深。“徐志摩與同宿舍的董任堅、張道宏、李濟共同訂立章程，發奮向學。章程的內容除了早起晚睡，多運動、多學習以外，還有每天7時朝會（激恥發心），傍晚面對祖國方向，高唱國歌。”《徐志摩傳》作者韓石山說。

在中國政府承認喪權辱國的中日“二十一條”後，留學波士頓的中國學生痛憤國恥，遂有“中國國防會”之組織。徐志摩認為，與其窮居，不如張揚，況且附近的紐約有不少英賢之士，不可失之交臂。於是，他約了李濟、周延鼎等人，在1918年12月21日抵達波士頓，並在次日來到了哈佛大學。徐志摩在哈佛待了3日，不僅加入了國防會，還結識了吳宓、趙元任、梅光迪等中國留學生。1919年底，獲得克拉克大學一等榮譽學位後，徐志摩來到紐約，進入漢密爾頓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學。

大都市中緊張激烈的生存競爭新環境，一方面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也讓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興趣，成了中國學生口中的布爾什維克。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實業救國，轉而關注社會問題。1920年，徐志摩以畢業論文《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結束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日子。收起行囊，“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漂過大西洋”，想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讀博士。

羅素給了我敏銳的社會意識

1920年10月，羅素訪華，發表了“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數學邏輯”“社會結構學”這“五大演講”，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震動。這時徐志摩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英國社會主義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開始了一些政治實踐。這一時期，徐志摩給梁啟超和蔣百里創辦的《改造》雜誌寫了幾篇文章，談的大都是政治話題。

到英國後，徐志摩如魚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康拉德這樣的大作家，又有知識界領袖狄金森、激進青年學者歐格敦這樣的社會活動家。1921年春，他在好友狄更生的介紹下，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即國王學院）就讀。同年10月，也是從好友歐格敦那裡，他得知羅素回英並拿到了地址。他立刻寫信請求見面，並在一個星期後如願以償。徐志摩發乎本心的崇拜、誇讚和尊重給羅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羅素家中的常客，常往返於劍橋與倫敦，聆聽羅素的教誨，參加其倡導的各種活動。

“在英時期，要論對徐志摩影響最大的人，還是羅素。羅素攻擊卑鄙虛偽，提倡世界政府，熱愛和平、文明、人類，捍衛思想自由及創作自由的觀點，都對他影響很深。羅素給了他敏銳的社會意識。”韓石山說。也就在這一時期，徐志摩基本轉向了羅素式自由主義的思想。

1922年8月，徐志摩突然決定回國，放棄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在這個決定的背後，既有眾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需要其回國相助。徐志摩開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憂患的祖國現實。

羅素

和恩師梁啟超開啟的“中國文藝復興”

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徐志摩就被梁啟超的學識、文采和思想所折服。在杭州府中學上學時，徐志摩在校刊《友聲》上發表了文章《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這篇文章受到了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影響。徐志摩模仿得惟妙惟肖，還因此引起視察杭州府中學的張幼儀四哥張公權的注意，從而牽起徐志摩與張幼儀的紅線。

赴美留學前，徐志摩成為梁啟超的弟子，這既讓徐志摩心願得償，也為其日後歸國開闢了路徑。留學歐美期間，師生二人信件往來頻頻。“梁啟超是一個干預社會、敢於擔當的文人，其主導的大部分文學活動，都可以說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響著徐志摩。”韓石山說，梁啟超召喚徐志摩回國參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是以其為首的研究系要做的一個振興中國文化的計劃。

徐志摩回國後不久，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衚衕7號。這裡既是梁啟超擔任館長的松坡圖書館的總部，也是其創辦的講學社的總部。講學社負責邀請國際名人來華講學，後來泰戈爾訪華就是由講學社邀請的，徐志摩擔任其翻譯。當時，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各種團體和刊物，既似雨後春筍，又如林立壁壘。徐志摩從事的許多活動，比如創辦新月社，接辦《晨報副刊》，都可以說是梁啟超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的一部分。梁啟超大概沒想到，徐志摩活動的能量太大了，闖出了自己的一方格局。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人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認為中國的政府軍閥混戰，提出要建立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的“好人政府”。在徐志摩啟程回國時，這個烏托邦的提議似乎有了實現的可能——在吳佩孚的支持下，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字的法學家王寵惠等人入閣，北大教授羅文幹任財政總長。這個內閣實際上是吳佩孚的傀儡，併為曹錕所掌控的國會所不容。隨著矛盾的激化，羅文幹成了犧牲品，以“賣國納賄”的罪名被捕。羅文乾的被捕，激起了知識界的強烈不滿。北大校長蔡元培譴責這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提出辭呈，聲援羅文幹。

梁啟超銅像

我不只是一個詩人

初回國的徐志摩，帶著滿腔理想主義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寫下了《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在這篇文章中，他旗幟鮮明地支持蔡元培的行動，發出了“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吶喊。徐志摩不是一個純粹的詩人。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有獨立的思考。1923年冬，張幼儀的二哥張君勱一說要辦《理想》雜誌，他就迫不及待地寫下《政治生活與鄰家三阿嫂》《青年運動》等文章。

回國後的兩三年間，在建樹詩人聲望的同時，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時政評論家的身份說話。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這類文字。徐志摩在接辦《晨報副刊》後，那裡成了他的陣地。他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對現行的中國政治的意見，都刊登其上。

1926年3月12日，日艦轟擊大沽口炮臺，國民軍還擊，史稱“大沽口事件”。是時，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輪上，聽著傳來的陣陣槍鳴炮響。回北平後，因八國要求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通牒引發“三一八”慘案，讓徐志摩終是難抑憤怒，寫下了《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報副刊》上，聞一多、饒孟侃、楊世恩等人都紛紛發表詩文譴責北洋政府的暴行。《晨報副刊》上的《詩刊》創刊號幾乎成了“三一八”慘案紀念專號。

不過，“徐志摩有政治上的義憤，卻沒有多少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他始終以自己的方式關注政治現實和民族存亡。後來‘濟南慘案’，他也在日記中痛陳，‘日本人當然可惡’，‘有血性的誰能忍耐’，‘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沒有一件我們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們自己的昏庸’。”韓石山認為，《晨報副刊》這個陣地，正好展現了徐志摩批判社會的實力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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