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北京市昌平區，坐落有聞名天下的雄關——居庸關。相傳居庸關名稱的由來，就和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有關。元代王惲所撰的《中堂事記》中記載，世傳秦始皇北築長城時，曾“徙居庸徒於此故名”，“庸”指苦役，“徒”指囚犯。民夫士卒被強徵徙居於此地，所以被稱為居庸關。
民國時期的居庸關城舊址，來源：《亞東印畫輯（1924—1944）》。
居庸關南距北京一百餘里，建於長達近四十里的軍都陘（即關溝）之中。這條軍都陘是從大同、宣化通往北京的孔道。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這條天然孔道就發揮著溝通中原和北方各少數民族交往的重要作用。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帝王，在這裡留下了軍事戰跡或人文足跡。而第一位在這裡留下足跡的皇帝，正是被稱為“祖龍”的秦始皇。
秦始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王朝的開國皇帝。
說到“秦始皇東巡至關溝”的故事，要先從昌平境內的名山——軍都山開始說起。在今天的昌平境內，矗立有一座遠近皆知的山脈，這就是軍都山。軍都山橫亙在京北昌平的土地上已有千百萬年之久了。它如同一座天然雕飾的豐碑，俯視著昌平的平原和林莽，也象一位歷史的老人，見證著昌平的變遷和滄桑。軍都山又名居庸山、北山，地處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之交，山勢呈東西高聳，山脊向昌平西北部延伸，高峰海拔達1000米以上。山中古蹟繁多，水流縱橫，溫榆河發源其陽，白河橫穿其陰，居庸關位其西翼，十三陵處其南麓，既有絕佳的自然和人文景緻，亦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的地勢天險。
穿梭于軍都山巒中的長城，拍攝於1940年，來源：《北京景觀》。
昌平地區最早的地方建置和城池，即設置於秦漢之際的軍都縣、軍都城，就是因為坐落在軍都山麓，因此才以“軍都”命名的。同時因軍都山而得名的，還有被稱為太行八陘之一的軍都陘。
太行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山脈，南北長八百餘公里，只有八個僅可容身的峽谷，以溝通河北平原跟山西高原，世人稱之為“太行八陘”。其中，第八陘即為軍都陘。軍都陘，也稱居庸關溝，是昌平地區最主要的一條戰略要道，位於今昌平區南口鎮以北，南口之名的由來，即因地處居庸關南，為關溝之南入口處而得名。其穀道長約20公里，兩旁山嶺壁立如削，形勢極為險要。清代顧祖禹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載，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層巒疊嶂，奇險天開，太行第八陘曰軍都，即此山也”。這裡山高谷深，雄關險踞，如元代陳孚就有詩云：“不知何年鬼斧鑿，僅與青天通一握。”自古以來，軍都陘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南入中原的重要通道，為歷代兵家所必爭，見證了許多王朝的興衰。
軍都陘，位於太行八陘之最北端，圖片來源於網絡。
早在先秦時期，北方崛起的部落山戎就南下向燕國（今北京）發起強悍的攻勢，包括今昌平區南口、居庸關等地在內的大片燕國領土喪失，燕國一度遷都避敵，幾至滅亡，幸賴齊桓公率軍馳援，擊潰山戎，燕國才有了後來的崛起。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年），燕國為抗拒東胡，在北部修築長城，自西而東，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郡下設縣。北京歷史上的郡縣制從此開始。這時的昌平地區屬燕國上谷郡，還沒有行政建置。始皇二十一年（前226年），秦將王翦率大軍長驅直入，攻佔了燕都薊城，包括昌平在內的北京地區成為秦國領土。昌平最早的地方建置——軍都縣，大約就建立於這一時期。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掃滅六國，統一華夏，將疆土擴張至當時所能達到的極限——大約300萬平方公里，建立了一個空前廣袤的帝國。從此，“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一項前古無匹的大舉措——馳道，終於提上日程，並開始在全國範圍內修建。
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秦始皇下令在全國修築以首都咸陽為中心、直達各郡、輻射全國的馳道交通網。這是專供皇帝所用的御道，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國道”。據史料記載，秦馳道的規格很高，在平坦地區闊50步（約合今69米），中間三丈寬（約合今7米），每隔10米，即種植一棵松樹或柏樹作為標識，如蛛網般密佈的馳道，構成了“條條大路通咸陽”的壯觀。《漢書·賈山傳》中對秦馳道有如下的記載：“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後人繪製的秦“馳道”想象，圖片來源於網絡。
當時，秦馳道以咸陽為中心，修建有東方大道（由咸陽出函谷關，沿黃河經山東定陶、臨淄至成山角），西北大道（由咸陽至甘肅臨洮），秦楚大道（由咸陽經陝西武關、河南南陽至湖北江陵），川陝大道（由咸陽到巴蜀等），此外還有江南新道，南通蜀廣、西南達廣西桂林；北方大道，由九原（今包頭）大致沿長城東行至河北碣石，以及與之相連的從雲陽（今陝西淳化）至九原的長達900餘公里的直道，等等。在眾多大道中，馳道向東可直達今北京地區，到達薊城後，以薊城為中心，又分可為三條幹線，其中經昌平、出南口、過居庸關即為通往北疆的重要一線。昌平地區的道路由此第一次實現了跨越性的延伸，從戰國時的燕國一隅而布入了大秦王朝全國的交通網。
在全國修築馳道的同時，秦始皇實行車同軌、行同輪，將戰國時各國寬狹不同之車軌，統一規定為寬6尺，使車輪的距離相同。同時，創驛站、修驛道，為傳遞官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士卒官員，提供食宿車馬。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推動了秦朝交通的發展，同時也為秦始皇巡遊天下、廣播皇威提供了條件。
在構築從咸陽輻射全國的馳道後，秦始皇便開始了大規模的巡遊。在他統一全國稱帝的11年間，出巡共有五次之多，平均每2年多就有一次，分別是二十七年(前220年)、二十八年(前219年)、二十九年(前218年)、三十二年(前215年)、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頻率之高，在中國曆代帝王中也算名列前茅。其中第四次出巡，就曾來到今昌平北部的關溝地區。《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對秦始皇巡遊行程路線和時間，均有相關記載。
在秦始皇五次巡遊中，只有第四次東巡曾涉足今昌平地區。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春二月，秦始皇東巡燕薊，車隊浩浩蕩蕩，自咸陽出發，經洛陽、邯鄲、鉅鹿、薊、右北平等地，抵達碣石，返程途中秦始皇一行經漁陽、上谷、代郡、雁門、雲中、上郡等北方邊郡，最終返回咸陽。其行程直線距離約3000公里，歷時約四個半月，於是年六七月間抵達咸陽。秦始皇東巡北京地區時，所經行的這些大道，就擴建於戰國時代舊有商道的基礎上。
這一次出巡燕薊、途徑昌平北部關溝地區的具體行程大致如下：
秦始皇在二十六年（前221年）一統天下後，大力拓建馳道，急不可待地頻繁出巡，其主要意圖就是要加強對新徵服土地和人民的統治，通過巡查民情，宣德揚威，使六國舊民從精神上對其臣服，以達到安定天下，成就萬世基業的政治目的。從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的三年內，秦始皇就在舊六國的領地上巡遊了一遍，在各地刻石頌功，涉及範圍甚廣。與此同時，在上述政治目的以外，秦始皇頻繁出巡，特別是東巡燕齊等地，還有重要的文化傳統因素和求仙長生的心理期望。
始皇帝東巡海上，遣方士齊人徐市等，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及仙人不死之藥，來源：《帝鑑圖說》
秦人好慕遠行，有其悠久的文化傳統。秦國國君多有不辭辛勞，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頻繁遠行的歷史記錄，而以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為甚。及至始皇，有所謂“勤本事”、“夙興夜寐”、“朝夕不懈”、“視聽不怠”的勤政風格，使得秦始皇事必親躬，到實地去體察民風民情，做政治巡遊。故而秦始皇為帝期間頻繁出巡，既有其政治目的，也有秦人文化傳統的驅動。另外，秦始皇推崇五德始終，又迷信封禪說。他在祈禱天神護佑其帝王基業的同時，還滋生出另一種強烈的慾望，這就是長生不老，由此引發他求仙與求不死藥的狂熱行為。
自古以來燕齊之地，煉丹採藥，求仙奉道的方術之士甚多，如宋代沈遘有詩云：“當時燕齊間，方士肩相摩。”明代蔣山卿有詩云：“漢武昔好道，燕齊方士來。”清代王再鹹亦有“君不見，古今方士扼腕燕齊間，但誇海中瀛洲蓬萊方丈三神山”的描述。由於燕齊瀕臨渤海，常有海市蜃樓出現，燕齊之地的人們便結合傳說中的海外國度，組合成了一個令人嚮往的神境仙界。當時，方士在秦始皇政治中佔有重要地位。秦始皇篤信的一位方士盧生，就是燕國人，他前後多次入海，為秦始皇求神仙不老藥。
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出巡，東至燕薊，途經包括居庸關溝在內的北京地區，就是抱著這一入海求仙之夙願而來的。是年春，秦始皇自咸陽啟程，經今北京通州，東抵碣石（今河北昌黎）。期間，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去尋找神仙，並派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返程時，秦始皇沒有走原路，而是選擇了北線，即經今懷柔、密雲境內，過今昌平北部關溝。再穿今河北、山西及內蒙古等省，最終返回咸陽。《史記》載，“始皇巡北邊，從上郡（今陝西延安市以北）入，燕人盧生使人入海還。”
歷盡滄桑的關溝古道，來源：《北京名勝》。
對於死亡的恐懼，對於長生不死的痴迷，在方士們“不死之藥殆可得也”的蠱惑下，使秦始皇每次巡遊都要在海濱逗留較長時間，尋尋覓覓，為探求虛無飄渺的海上神仙傳說進行了畢生的努力，直至身死名滅在奔波尋仙的途中。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於他第五次東巡途中的沙丘宮（今河北廣宗）。《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從此，中國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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