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万国来朝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传播本来属于正常的文化交融。在一个文化自信的社会里，对宗教的传播通常持宽容态度。例如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外来宗教都十分包容，不仅先前传入中国的佛教得到了长足发展，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也在中国得以传播。特别是佛教，在中国扎根后，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宋代以后，中国文化逐渐变得封闭保守，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愈演愈烈。到了闭关锁国的清代，国人甚至谈洋色变，对西方传教士恨之入骨。这无疑是一种极端扭曲的心态。
晚清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的仇视，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鸦片战争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强势进入中国，令中国士绅阶层在心理上有强烈挫败感。二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利用基督教教义结合中国式迷信，炮制出一种山寨版基督教——拜上帝会，祸乱中国十几年，给国人留下了极坏印象。因此，晚清中国的反洋教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严重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
在晚清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中，地处内陆的湖南，表现得尤为激烈。当沿海地区向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闭塞守旧的湖南人仍在扬言“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乃至省城长沙被传教士称为“铁门之城”。天主教虽然于1856年成立了湖南教区，偷偷开展传教活动，但实际上收效甚微，教徒极少。基督教新教从1863年开始，先后有多名牧师来湘布道，均无功而返。1894年，传教士张一知在长沙出售福音书，结果只卖掉1本。1898年，传教士雅学诗乘船到长沙，被民众阻止进城。后雅学诗改穿长袍马褂，乔装成中国人进城，仍然多次挨打被逐。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怕引起外交纷争，同意其白天进城传教售书，但晚上必须出城到船上过夜，并专门派人保护，以防不测。
从1860年至1910年，湖南先后发生大小教案近30起，并先后出现了崔暕、周汉、贺金声三位反洋教典型人物。崔暕主要活动于19世纪60-70年代，周汉主要活动于19世纪80-90年代，贺金声主要活动于20世纪初。这三人当中，周汉从事反洋教活动前后历时10年，影响最大。
传教士在中国
周汉（1842-1911年），字铁真，号铁道人，笔名“周孔徒”，湖南宁乡人。15岁入县学，18岁投身湘军，后随左宗棠北上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保举为陕西候补知府。1876年起，他参与收复新疆的战争，在刘锦棠军中总理营务，升为陕西候补道。1884年，周汉告病假返湘，成为了一名军功绅士。其后，周汉在长沙宝善堂从事刊布善书的工作。
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不断扩张，令周汉十分愤慨。自1889年起，周汉假托各种身份和立场，陆续创作了《天猪教》、《谨遵圣谕辟邪全图》、《鬼教该死》等30多种各式各样的反洋教宣传品，通过宝善堂遍及全国的发行渠道四处传播。其中仅《鬼教该死》一书就印发了80万册。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封面
周汉反洋教宣传品的内容，几乎都是谣传，毫无事实根据，但由于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极具煽动性。在通俗图册《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中，他将天主教称为“天猪叫”，将教堂称为“叫堂”，将洋人写成“羊人”或称为“鬼”，绘制了大量反洋教漫画，每幅画两旁还配有对联。如“鬼拜猪精图”、“猪羊杂种图”中，分别将耶稣画成猪精，将传教士画成猪头羊身或羊头猪身。“叫堂传叫图”中，十字架上钉着一头猪，教徒环绕跪拜，旁边三名传教士各搂抱着一名中国妇女。“猪叫取胎图”、“猪叫切奶图”、“猪叫剜眼图”、“小儿失肾图”分别是捏造传教士剖腹取胎、切割乳房、挖取眼珠、偷割小儿肾脏的血腥画面。“打鬼烧书图”、“射猪斩羊图”、“死杀猪羊图”则是鼓动民众斩杀传教士。
周汉创作的“鬼拜猪精图”
这些宣传品对长江中下游各省民众反洋教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度引起传教士的恐慌。各国驻华使节多次照会清廷总理衙门，要求严厉查禁此类反洋教宣传品。清廷和外国传教士通过明查暗访，发现这些宣传品的源头在湖南长沙。1891年10月，英国传教士杨格非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湘籍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的信件副本。信的内容是请求释放因在武汉散发反洋教宣传品而被捕的周汉的亲戚汤臣弼。周汉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
始作俑者浮出水面后，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从严查办。时任湖南巡抚张煦于是下令逮捕了长沙刻字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3人，但不久就被释放，对周汉则未予追究。外国领事对此十分不满，强硬要求清廷严办周汉，并以武力威胁。总理衙门迫于外交压力，一再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上报处理结果。
周汉创作的“叫堂传叫图”
张之洞在给总理衙门的复电中显得左右为难：首先，周汉是湖南知名绅士，长沙三大书院都对他十分敬重，湖南官吏不得不给他面子。其次，周汉刊刻反洋教宣传品，打着“崇正黜邪，杀敌报国”旗号，说起来名正言顺。第三，湖南社会舆论都力挺周汉，有人甚至扬言，若拿办周汉，他们将血洗长沙70余家教民，作为报复。然而，若不加以惩罚，周汉势必自鸣得意，往后可能变本加厉，更加张狂，遗患无穷。最后，张之洞建议总理衙门将周汉发往新疆军营，让他远离是非之地，无教可反。但总理衙门认为不妥。张之洞只好委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赴湖南提讯周汉。
不过，等到恽祖翼来到长沙时，周汉早就躲了起来。犯人都找不着了，案子自然没法再审。恽祖翼只好将邓懋华等3家替周汉刊印宣传品的刻字店永久封禁，店主各杖80，枷锁3个月，再收缴一些反洋教的刻板，回去复命。张之洞于是奏请将周汉革职，销毁收缴的刻板。周汉反洋教案暂时告一段落。
周汉创作的“猪叫取胎图”
到了1897年底，因德国派兵占领胶州湾，隐匿已久的周汉忍无可忍，决定重新出山。他从宁乡来到长沙，又刊刻了大量反洋教宣传单和歌谣，煽动民众焚烧教堂。第二年初，英国领事照会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立即拿办周汉。周汉听到风声，返回宁乡。陈宝箴命宁乡知县朱国华拘捕周汉，押送长沙。周汉被捕时，宁乡县正举行县试。千余童生以罢考相威胁，要求朱国华上书巡抚立即释放周汉，但被陈宝箴驳回。
周汉被押送至长沙候审所后，拒不认罪，不仅将候审所内陈设的器物打个稀巴烂，还一度扭打一名候审所工作人员。鉴于湖南民情激愤，陈宝箴欲将周汉解送湖北，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处理。但张之洞又将皮球踢回，让湖南自行处置。陈宝箴于是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罪名，将周汉交给司狱长期监禁。对于周汉被官府以“疯癫”名义监禁，有人说是“被精神病”。其实，周汉明显具有偏执狂特征。从医学角度来看，他确实是精神病患者。
周汉创作的“小儿失肾图”
此外，周汉还具有两面人格。1898年4月9日的《湘报》上，有一篇浏阳人罗棠撰写的文章《论拘禁周汉事》，曾揭露周汉表面上疯狂反洋教，暗地里崇洋媚外。文中称，周汉曾托付湖南著名绅士蒋德钧，介绍其子周家树到上海机器局跟随洋人学习洋文。作者认为，周汉对西学的优点心知肚明，却故意诋毁西学，无非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周汉之子周家树后来又自费留学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与蔡锷、蒋百里、张孝准并称“留东四杰”。回国后任湖南新军第一协炮营管带。辛亥革命时，周家树率部参加焦达峰等人领导的长沙起义，后授陆军中将军衔。
周汉入狱两年后，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朝廷顽固派替周汉打抱不平，称他为湖南义师，呼吁将其释放。清军与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时，因久攻不下，有人还提议召周汉进京助力。不过，这些建议都未被采纳。1908年，时任湖南巡抚岑春蓂批准释放周汉，但周汉拒不出狱。1910年，周汉在狱中病重，被亲属强行接回家，不久去世。一代反洋教急先锋，终以悲剧收场。（文/谢志东）
义和团杀害传教士
【参考文献】
1、《湖南通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长沙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
3、《湖南宗教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
4、《湖南近现代社会事件史料选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
閱讀更多 歷史的味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