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惇dun（1147年9月30日—1200年9月17日），即宋光宗（1189—1194年在位），宋朝第十二位皇帝，宋孝宗赵昚第三子，母成穆皇后郭氏。
绍兴十七年九月乙丑日（1147年9月30日）生于孝宗藩邸。绍兴二十年（1150年）宋高宗赐名赵惇，授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转荣州刺史。宋孝宗即位后，拜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恭王。乾道七年（1171年）立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1189年），受宋孝宗禅位，登基为帝，改元绍熙。绍熙五年（1194年）禅位于次子赵扩，成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或“光宗内禅”。庆元六年（1200年）九月十七日，赵惇因病崩于寿康宫，在位五年，终年54岁，葬会稽永崇陵。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上谥号为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宋光宗皇后李凤娘，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由术士皇甫坦推荐给高宗，聘为恭王妃。她生性嫉妒，经常向高宗、孝宗诉说太子身边人的不是，遭到两宫的训斥。
光宗即位后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皇后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
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光宗的进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光宗在谢深甫等大臣的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不料却遭到李后的呵斥，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光宗也是反复无常。
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登基，是为宋宁宗。宋宁宗登基后，尊光宗为太上皇，皇后为寿仁太上皇后，移驾泰安宫。
宋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庆元六年八月庚寅日（1200年9月16日），光宗患病，八月辛卯日（9月17日），光宗在寿康宫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后葬光宗于永崇陵。十一月丙寅日，上谥号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嘉泰三年（1203年）十一月八日壬申日，加谥号为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
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朝廷却反应冷淡，只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负责治理荒政、整顿治安。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
淳熙七年（1180年），四十一岁的辛弃疾再次任知隆兴（今江西南昌）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即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辛弃疾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辛弃疾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次年，他晋见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被加为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奉朝请。不久后，被任命为知镇江府，获赐金带。
辛弃疾知镇江府时，曾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不久后，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辛弃疾被降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但他推辞不就职。之后，他还被进拜为宝文阁待制，又进为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朝廷令辛弃疾赶赴行在奏事，试任兵部侍郎，但辛弃疾再次辞免。
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府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视其以守龙图阁待制之职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宋光宗是宋朝所有皇帝中比较平庸的一位。他受父宋孝宗禅位而登基时42岁，并不算年老，却体弱多病。心理上，也没有安邦治国之才，听取奸臣谗言，罢免辛弃疾等主战派大臣，又让当时著名的妒妇、心狠手辣的皇后李凤娘干政，自己对朝政的掌握力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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