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儿子名叫龚橙，和龚自珍一样，也算得上一代名士，只是太狂太傲，不把士林众生放在目中，遭到了大家的摒弃和抑制，名声不扬。
对这个儿子，龚自珍也知其才学不成问题，只恐为为人狂狷，不为世间所容，收集在《己亥杂诗》中有四首是专门指导他学习做人处世的，其中一首诗惇惇叮嘱其：“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
龚橙在治学上不负乃父教导，如其父一样通经、研史，还治小学、精校勘，治金石碑刻，精通域外语文，兼容并包，学问相当广博渊深，颇受咸同学人郭嵩焘、赵烈文、谭献、王韬等人的推崇。但他很狂，无心考取功名，也看不起那些满嘴标榜忠君爱国的士大夫，大家嘴里一致赞颂的社会名流和贤达，到了他的眼里就全是男盗女娼。
著名学者王韬算是龚橙的好友，在《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一文中记：“居恒好漫（谩）骂人，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少所许可。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行。”
老实说，龚橙狂起来，那是连他自己的父亲也不放在眼里的。
他常常拿出父亲的文稿率意涂改，嘴里念念有词：“这写的都什么破玩意儿，丢人丢到家了！”骂得狠了，还拿起棍子，边涂改边敲打父亲的牌位，说：“看你是我亲爹的份上，帮你修改，免得贻笑后世。”
父亲是盖世名士，龚橙都这么看不起，家里的其他人，就更加没有好脸色了。
龚橙和妻子陈氏生活多年，厌烦起来，立马分居，就连儿子龚啻（字去疾）也不愿见，对于一奶同胞的弟弟龚家英（字念匏），更是形同路人。
中国人历来讲究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
龚橙不肯承认自己的世界里存在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以及夫妻——龚橙不爱原配妻子，却对一个小妾视若珍宝，最终同意自己的五伦虽然已经丢了四伦半，但还剩下小妾所占的半伦，于是自号“半伦”（《清稗类钞•姓名类》）。必须补充的是，这个小妾其实也不是东西，她看到龚橙晚年穷困潦倒，就和人私奔了，让龚橙连“半伦”也没捞到。
龚自珍在世时，在京师任职，龚橙自小即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龚橙晚年曾不无自豪地回忆说：“曩在京师，非客不乐，厨人皆精选绝者，故龚家食品无不艳绝墨林。”
龚橙精通域外语文，跑去给英国人威妥玛做秘书，得到威妥玛的高度赏识，拿高薪，出入有洋车接送，护卫跟从，前呼后拥，很是风光过一阵子。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爱惜龚橙的才华，想提拔提拔他，设盛宴款待，用言语试探。龚橙眼高过顶，大言不惭的说：“以您的能力，至多也不过给我个监司当当。我龚橙岂是一个甘愿位居您之下的人？今晚嘛，只谈风月，别用小官小职这种话来污了我耳朵。”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狂狷半生的龚橙晚年很落魄，自从威妥玛对他不感冒了，生活就失去了着落，靠典卖家里的书画古玩藏品度日。
士林界也趁机落井下石，把一顶“大汉奸”的帽子盖到他的头上。
盖这顶帽子的始作俑者，就是前文提到的小说《孽海花》，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龚橙随英军北上，到了北京，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随后，领英国军队入圆明园，自己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珍宝重器以归，大发横财。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随后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付之一炬，成了如今的断井颓垣。后来，龚橙还代表英吉利和清政府谈判，对代表清政府的恭亲王百般刁难。恭亲王很不舒服，责备他说：你们龚家世受国恩，为什么为虎作伥？龚半伦回敬道：我父亲才华横溢却不能入翰林；我本人更是穷困潦倒，不得不到外国人手里讨生活，我家什么时候受过国恩？一句话，噎得恭亲王喘不过气来。
这一则故事，并不见于正史，纯属小说家语。
但龚橙平日太招人恨了，而且，他的确是做过英国人威妥玛的秘书，替英国人做事，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于是各种野史笔记小说蜂起争相记载此事，包括《清朝野史大观》、《圆明园残毁考》、《新世说》、《南亭笔记》等等。
其中《新世说》的记载确凿无疑、不容置辩，云：“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
所谓“三人成虎”，龚橙引英法联军烧圆明园事很快就成了“铁案”。
不过，还有是有些明白人的，他们秉公持正，替龚橙做过辩护。
其中辩诬最多的是龚橙最要好的朋友赵烈文。
但赵烈文既是龚橙最要好的朋友，世人多不愿采信其说。
此外，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一书和蔡申之在《圆明园之回忆》一文也都公开为龚橙做过辩护，但影响力有限。
最终还是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下）跋《龚孝拱书横额》中说了句公道话：“孝拱为定庵子，圆明园之役，有间谍嫌疑，久为士林唾骂。或曰并无其事，孝拱尝学英语，以此蒙谤耳。”
王闿运在《圆明园词》也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分析龚橙背此黑锅的原因有二：一是龚橙不仅给英国人做过秘书，而且“英师船闯入天津，孝拱实同往焉”；二是龚橙不检细行，放荡不羁，不仅言语惊世骇俗，而且行为特别怪异，既让人看不惯，又得罪了许多人。
现在回头看此事，一则当年侵略者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事。二则清廷留京大臣如恭亲王奕以及文祥、宝鋆等人上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也未说到此事。三则当时留京官僚的日记中，如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虽都详细记载了北京城里对火烧圆明园的种种传闻，却未提及龚橙引洋兵入园之事。日记只是记录自己的日常见闻，不用对任何事负任何责任，那是有闻必录，日记中没有，即龚橙引导外国人焚园事，纯属子虚乌有，属小说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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