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這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金融業第一大要務。那麼，我國金融發展過程中究竟存在哪些問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從哪幾個方面入手？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金融業獲得了長足發展，總體規模和服務能力快速提升。但是，金融供給仍然存在結構性缺陷，金融資源配置的質量和效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不完全適應，主要表現在：金融業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尤其是股權融資比例較低；在間接融資體系中，以大中型銀行為主體，中小銀行雖然數量較多，但發展能力和服務能力不強。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金融規模和數量的擴張已經難以滿足實體經濟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難以適應經濟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而且，金融業過度擴張還可能導致經濟結構不平衡加劇、催生經濟金融泡沫甚至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其核心內涵是優化供給結構、滿足和引領需求結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根本之策。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實體經濟發展的血脈，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已成為我國金融業的核心任務之一。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和重要支撐，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聚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直面金融供給環節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創新和加大金融供給，提升金融供給的能力、效率和質量，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和金融消費者。 雖然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決策層提及尚屬首次，但監管部門和學界、業界對此已有一些研究和探索。孫國峰（2017）認為，應推進金融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少無效、低效金融供給，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給，改善金融結構，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供給滿足實體經濟金融需求的能力，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促進經濟金融持續健康發展。他提出，金融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包括五大任務，即穩總量、調結構、防空轉、控風險、補基礎。潘功勝（2019）認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豐富內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堅持堅定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優化大中小金融機構的佈局，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和信貸市場體系；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重塑金融機構的經營理念、服務模式、風險管理和考核評價機制。郭樹清（2019）認為，解決好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應從金融業的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等方面進行調整。
筆者認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係，重點抓好發展資本市場、優化金融結構、擴大金融開放、防範金融風險等四個方面的工作，不斷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質量和效率。
一是處理好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的關係，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長期來，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對中小微企業和創新經濟支持不足，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宏觀槓桿率偏高。因此，一方面要加快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等中小銀行，進一步優化銀行機構體系。這將有助於填補我國大型金融機構無法或無力顧及的市場，從而優化和完善金融機構體系，改善金融服務不充分、不均衡等狀況。具體而言，要努力拓寬中小銀行負債來源，支持中小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引導中小銀行開展好產品創新，鼓勵中小銀行申請相關業務資質。
另一方面，要下大氣推動資本市場改革，完善基本制度，充分釋放和發揮市場機制的活力，不斷提高直接融資比例。要立足實體經濟的需求，協同發展場內和場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債券和期貨等分層有序、功能互補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特別是科技創新型企業、中小企業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拓寬企業多元化融資渠道，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當下，要以科創板設立並試行註冊製為契機，用好科創板這塊制度改革和機制完善的“試驗田”，先行先試，開拓創新，進一步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市場效率和監管水平，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二是處理好總量增加和結構優化的關係，持續優化金融體系。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金融事業獲得長足發展，總量躍居世界前列。截至2018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達268萬億元；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總數達3567家，總市值為49萬億元；債券市場餘額超86萬億元；保險業資產總量達18萬億元，均居世界前列。2018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7.68%，高於歐美髮達國家水平。目前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下一步的重點是調整優化金融體系結構。主要是要優化四個結構：融資結構上，要改變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失衡的現狀；機構體系上，要優化大中小金融機構佈局，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業務比重；市場體系上，要協同發展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各類金融市場；產品體系，要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製化金融產品，提高服務精準度。
優化金融體系結構，還要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擴大金融服務對象，讓更多的小微企業、農民、城鄉低收入人群等及時獲取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除加大政府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及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外，還要推動數字普惠金融落地生根，藉助數字技術拓寬金融服務邊界，降低金融服務成本，並改善金融風險防控能力，提高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性。
三是處理好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關係，不斷擴大金融開放。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金融業對內深化改革，對外擴大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助開放。下一步，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和深化金融改革。如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推動利率“兩軌”並“一軌”。利率市場化的重點是存款利率市場化，應逐步放開存款利率上浮上限，進一步縮小存款利率與貨幣市場利率差距，使銀行表內表外業務利率趨同，並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取消存貸款基準利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金融資源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繼續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可從三個方面進行落實：首先，進一步放寬對外資機構的准入限制；其次，取消或降低金融機構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再次，大幅度擴大外資金融機構業務範圍。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基本邏輯是，通過擴大和深化開放，引進更多的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強化金融業市場競爭，進而增強我國金融業競爭力和穩健性，提升金融業抗風險能力；與此同時，增加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多元化和多樣性，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當然，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應該是雙向的，不但要張開雙臂對世界說“歡迎您”，還要大踏步地走出國門喊一聲“我來了”。
四是處理好行業發展和風險防範的關係，著力防範金融風險。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出現一些挑戰和困難，這其中有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有體制機制和理念偏差的因素，但總的來說是發展中的問題。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現代金融業起步晚，發展時間短。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應堅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中發展”，通過高質量發展增強動能，迎接挑戰，克服困難，推動我國由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跨越。
防範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在加快金融業發展的同時，應繼續把防控金融風險作為金融工作重點，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下一步，應不斷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豐富雙支柱框架的內涵和外延，完善和強化宏觀審慎管理；要繼續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體制，加強金融管理部門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金融監管協調；要進一步完善金融安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做到金融風險四個早即“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著力防範化解銀行不良資產、房地產金融、地方政府債務、影子銀行等重點領域風險。當然，在工作中要處理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係，把握好防範金融風險的節奏和力度。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對實體經濟的服務。在當下，尤其是要進一步做好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目前，民營和小欸企業之所以面臨融資困局，與它們在融資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不無關係。最核心的，是要給民營經濟一個“競爭中性”的環境。從金融角度看，要通過深化改革，消除民營企業在融資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制歧視，消除對民營經濟的各種隱性融資壁壘，金融機構應對各類所有制經濟一視同仁、公平對待。當然，要加快信用基礎設施建設，打造統一的信息服務平臺，降低銀企雙方的信息不對稱。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有序淘汰金融業過剩和落後產能。2018年11月，央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8）》首次公佈了金融機構評級結果，其中8級至10級的420家，佔比10.58%。對這些風險較高的金融機構，要探索並形成市場化退出機制，通過相互合併、兼併重組、破產清算等方式進行處理，加快市場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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