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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晚年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去做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
这是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开篇所做的说明。某种程度上，他之所以选择专写或先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是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迄今还不多，而他自信能写出新意，也由于沈的一生恰恰在1948年被截为两段，他的后半生不仅有对其前半生加以证实的地方，也有被时代干预所导致的断裂。换言之，张新颖在沈从文后半生的材料中看到了复杂性，由此才为沈从文勾勒出了这两条成长主线，并且试图在“属于个人能力范畴之内的证实”，同“属于个人能力之外的干预”之间，发现两者的矛盾以及发现传主对矛盾加以解决的行动。在我看来，这是张新颖自信他能写出新意的内在根据。
《沈从文的后半生（增订版） : 1948-1988》
张新颖/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的开篇即从两者的矛盾写起：
“
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
很快，矛盾转瞬间就抵达了顶峰，而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之中同时代冲突最剧烈的时刻。他先是在一九四八年底决定封笔，继而在翌年二月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并且在三月尝试自杀。自杀是因为他不能在新的阶段对前半生的生存模式继续加以证实。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他所确立的生存模式是：在写作这一行为中同人间发生真切关联，进而反思生命的源流，确立此在的意义，规划未来的道路。然而“时代的巨大转折压给他的”，则是对此一模式的完全否定，以及无穷无尽的内心诘难。为此，沈从文只好徒劳地思索“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的自杀，于是也顺理成章地发生。
考古学家王㐨与沈从文的忘年交长达三十五载，是沈从文晚年工作中最得力的合作者。（王亚蓉摄）
张新颖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恰是以两者的冲突为线索的。但是在这一线索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派“反高潮”的景象：剑拔弩张的时刻发生在开端，此后便进入到沈从文解决冲突、重建自我的过程。自杀获救之后，沈尝试着写“赵树理方向”的作品，可是并不成功，至此才放弃了想在文学事业继续开拓的念头。然后他又转向了文物研究。《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这三篇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自传，既有着“遗书”的性质，也冥冥中预示着沈从文“死而后生”的转折将系于一种新的事业。这便是沈从文所谓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上世纪五十 年代在四川参加“土改”期间，沈从文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的“有情”这一传统：“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仅精准地点出了沈从文前半生文学事业的核心，而且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后半生的身与命将所寄何处。质而言之，从文学事业转向文物研究，看似没有关联，其实若在“有情”传统的观照下，便是形变而质同的延续。
沈从文后期作品
正是这一点让沈从文在纷乱的时代里支撑下来。后半生之初的那一精神危机都没有再次出现。在任何一种境遇下，沈从文皆矢志不移地做着自己的物质文化史研究。种种物质贫乏、身体劳累的磨难，在“正念”与“澄观”之后，反倒成为了一件苦中作乐的事。总的来看，沈之转向文物研究，我们与其强调它是“时代转折的压力”，还不如说它是沈从文自觉而主动的选择。诚然，这种事业的转向是沈从文为了解决两种关系之间矛盾而采取的行动，但是倘若片面强调“时代因素”，就会忽略了个体主动甚至能动的因素。在张新颖看来，也就“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这里的“承认”与事实层面上的证实或证伪意义上的承认无关，毋宁说它是黑格尔“主奴关系”语境中的承认。如果刻意地强调前者，那么沈从文在绝境之中创造力的强韧就会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而事实上这种创造力的救赎是沈从文的贡献之一。他让今天的我们意识到如下事实：即使是在绝境之中，人也可以选择不做妥协而另有其他选择。人依旧有着在废墟之上重建自我的能力与可能。
年届八旬时，沈从文重访自己出生的凤凰旧居。
我以为，张新颖此书的新意之一便在于此，指认沈从文的后半生不完全是受难的半生，也是被反复摧折而复又重建自我、濒临绝境而对绝境加以承担的半生，“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其二，此书的新意在于指认了沈从文个人的“觉醒”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之间的关联性：“有情”的传统既是“有情”，也是传统（历史）。不同于现代中国关于觉醒的叙事模式，沈从文的觉醒并不以同一生命内部发生断裂为代价。
张新颖认为：
“
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一点儿一点儿扩大，一点儿一点儿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
如果说沈从文在前半生仅仅是依赖着对当下身份的源始流变进行追问，从而实现了此在的“觉醒”，那么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就让他将这种觉醒放在了更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即将个人的生活史移置到了以千年计度的历史范畴之内。如此一来，沈从文后半生的觉醒便不再依赖于对前半生进行否定，它的合法性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中乃是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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